自“先锋文学”进入当代文学史以后,1987年(或1986年)便被公认为先锋元年。此后每隔十年,文学界便会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2017年作为“纪念先锋文学”的第三十个年头,以回顾、总结、反思为名目的文章自然必不可少。然而,如果我们将今年的文章与2007年前后的纪念文章稍加比对就会发现,大多数文章尽管时间相隔十年,但多数观点趋于雷同,论述逻辑也大同小异,一言蔽之,“先锋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成也“形式”,败也“形式”。这一论断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洪子诚先生的那本《中国当代文学史》,该书在“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二)”一章中指出,所谓的“先锋小说”创作现象,就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做的实验。“在‘先锋小说’中,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于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评论者通常认为,这一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实验’,它的观念和方法,与法国‘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的‘零度叙述’)、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创作有关。同时,被用来解说‘先锋小说’文体实验的,还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所谓‘反小说’”[1]。我们从中可以概括出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先锋小说”是中国大陆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股写作潮流;二是形式革命、叙述历险、语言实验等文体和文本意义上的自觉性,是“先锋小说”引人注目的共通点;三是“先锋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观念密切关联。这三个核心观点在此后30年时间中,经过众多文学评论从业者的数度转译和赋形后,逐渐形成了更符合当前意识形态规范和文学经典化需求的面目,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