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去电影学院蹭课回来，都会路过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有时候会刻意地走侧路，这样，便能与他们擦肩而过，并闻到他们身上散发的味道。
他们是北京卑微的一群人。夜晚，住在晒不到阳光的地下室，白天，则坐在北影厂门前的台阶上，从日出到日落，耐心又焦灼地等待着机会的降临。他们与劳务市场上等待被挑选的民工或者保姆们一样，渴盼着在某部电影里，饰演一个小小的角色。哪怕，只是一个侧影、一具尸体、一双眼睛、一声叹息，或者，被无情的剪辑师，一剪刀下去，只剩半个臂膀。
他们在台阶上，一边期待着门口有某个导演出来，一边无聊地打着哈欠，说着笑话，骂着粗话，或是下一盘不知道有没有结局的象棋。他们衣着黯淡，神情沧桑，日积月累，像阳光下灰尘满面的石像。他们之中，有父亲、母亲、妻子、丈夫、儿子、女儿。他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一个群众角色，会疯狂地拥挤、争抢，但等待的漫长时间里，他们则会谈起家常，谈起困顿艰难的生活。这样的闲聊，于他们，是一种比电影更温暖的慰藉吧。假若没有彼此的交流，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能够将对电影的挚爱与美好生活的期求，坚持到多久。
有一天，我看到两个18岁左右的少年，他们躺在初春黄绿相间的草坪上，微闭着眼睛，看着头顶温暖阳光里，斜伸过灰墙的一颗枣树瘦削光秃的枝干。我很想知道，那一刻，他们在风中微微晃动的小梦里，有没有故乡另一株同样枝干虬曲的枣树？或者，是某个初恋时笑容甜美的女孩？我看了他们许久，直到他们睁开眼睛，朝我淡淡地瞥一眼，我才慌慌地一低头，走开去了。我突然觉得，我是如此的粗鲁，让人讨厌，用如此尖锐的视线，撕开他们不想让外人指点的斑驳生活。
我想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产品店里，看到的另外一个男孩。大约也是18岁左右吧，看到我经过，很温柔地喊我“姐姐”，又将我引至店中，倒水给我。我看一眼店内不多的相机样品，知道这样的店，未必可靠，便打算转上一圈，找理由走人。转至一款佳能的新款相机前时，我问，能给我介绍一下这款的功能么？他忽然就红了脸，低声地朝我道歉：“对不起，姐姐，我、我是新来的，还不太懂，您先坐下等等，我们很专业的同事马上就过来为您讲解，好吗？”
我看一眼这个头发还处在高中质朴时期，没有被这个城市染成五颜六色的男孩，有一丝的心软，想，要不要留下来，看一看这款相机？但也就是片刻的犹豫，对于相机品质的追求，还是战胜了我不多的同情心。我客气地向他道别，又撒谎说，我有点事，一会再过来看看。他一下子被我弄慌了，低低地恳求我：“姐姐，再坐一会，就一会，好吗？我们店里肯定有您喜欢的相机，即便是没有，也可以为您去别家调货的。”
我低了头，不敢看他的眼睛，疾步走出店门，直奔走廊尽头的电梯而去。而他，却是不舍不弃地跟在我的后面，一声声地，喊我“姐姐”。他的恳请，不是别家店里，那种近乎地痞似的大声喊叫与拦截，他只是这样喊着你“姐姐”，悄无声息地跟着你，像路边的一只小猫，或者小狗。
电梯终于开了，我快速地钻进去，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站在门外的他，一脸的忧伤与失落，为没有将我这样一个潜在的顾客挽留住。我看着电梯数字不断地变换，心中突然地浮起一丝难过。我想起自己在外地打工的弟弟，他是不是也曾这样苦苦地求过一个顾客？是不是他的第一次与人交往，也曾想过以真诚而不是痞气，换来他们的好感？当他走在不属于他的城市里，有没有过与这个男孩一样，被人冷落的感伤？
忆起在北京的798艺术区，看到过的一只纯种波斯猫，很瘦，是被某个有钱的主人遗弃了的。我不知道它究竟悄无声息地，在我身后跟了有多久。我只知道，当我无意中回头，看到它在冰冷的傍晚，被风吹起的脏兮兮的毛发，突然间心内就涌起无法抑制的悲伤。它曾经被主人无情地抛弃，可是，它还是因为昔日受到的一点好，而记得人的怀抱，并执拗地跟着我，渴盼我能将它领回家去。
我终究没有将这只流浪猫抱回去。我只是从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一瓶酸奶，放在它的面前。它温顺地看我一眼，而后低头去喝酸奶，每喝几口，它就会停下来，蹭一蹭我的鞋子。它显然是饿极了，埋头像个婴儿一样香甜地啜饮，而我，它寄希望于能将它收养的未来主人，就在它低头的时候，悄悄走开了。
我一直没有回头，但我知道，背后，是一双忧伤的眼睛，在一直一直望着我冷硬的脊背……
这座城市的阳光，日日普照，它分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温度与热量。可是，当我走在路上，看见那些卑微的生命，看见他们在阳光下为了一份工作、一个角色、一杯牛奶，而向另外的生命乞求的时候，我总是希望，阳光会偏心一点，再偏心一点，一直到有足够的温暖，将他们同样具有尊严的生命，温柔地环住，就像，一双母亲的手臂，环住柔弱女儿的肩膀。■
（王永鹏荐自《课堂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