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得益于货币联盟(2)

欧洲中央银行在短期内很大程度上不会受政治的影响。欧盟的宪法确保了它的独立性，以及它在运作和决策中的人事选择权。至少短期看来，这一制度安排确保了欧元区国家的民众不会受困于因为政治因素而引发的通胀和商业周期。
然而，正如所有所谓的“政治上独立的机构”那样，欧洲央行的章程制定了有关规定使它能对法定组织负责。为此，欧洲央行领导定期需要与欧盟部长委员会进行会晤。
Issing是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和总体经济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自欧洲央行建立以来，在寻求欧元区价格稳定的事务中，已经能够避免来自于欧盟部长委员会的干扰。
长期将会发生什么还不太清楚，最终来自于个别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可能联合起来游说欧盟部长委员会，他们会试图轮番影响货币政策，从而导致通胀的发生。不过，由于在偌大的欧元区内存在着较一国之内为数更多的不同利益集团，而不同利益集团各行其是，其效果将会相互抵消，因而与在各国国内相比，这种努力在欧元区实行起来也就困难得多。此外，由于欧元区各国的选举期限大相径庭，以至于想要运用货币政策来提高竞选连任机会也就不可能了。
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货币汇率严格固定也能够通过实施美元化以及建立真正的或准货币局制度来实现。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采取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国家对货币政策没有影响力。比如厄瓜多尔在国内所有的金融交易中使用美元，其国内利率完全参照美联储的利率。⑨如果加拿大也采纳了建立准货币局的建议，那么情况也是一样。
假如加拿大与美国建立严格货币固定关系，美联储将乐于邀请加拿大官员参与在制定货币政策之前的听证会，所谓“参与”将仅限于让加方人员进行信息报告，只有美方人员才对特定的政策建议具有表决权。从长期来看，这一制度安排也许会给予加拿大表决权，也可能给予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代表以联合表决权。然而，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的影响力也是很小的，如同个别国家对欧洲央行所制定的政策，或是个别州的储备委员会对美联储政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八、忽略的利益——更好的货币政策
制定货币政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近期经济状况的信息经过收集、解析，被用以预测未来，对于经济震荡可能出现的发展态势给予特别关注，这些资源均可用于研究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失业、汇率和经济增长问题。欧洲央行的宪章要求其货币政策只能用来确保物价稳定，因为货币政策长期并不能影响其他的经济运行指标。调整利率和货币量是用以确保物价稳定的工具。
货币政策制定需要用到稀缺的、昂贵的金融和人力资源。小国所能获得的资源与大国或像欧洲央行这样的联合性央行相比要少得多。这些小国放弃了货币政策的主导权但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货币政策。
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国央行或货币联盟，通过以下途径而使货币政策质量得以提高。首先，用于预测的数据更为精近。Issing(2004)曾指出，欧洲央行在运行之初的数年间，由于无法获得货币联盟内几个国家的数据或是数据时滞太长而经历了重重困难。显然如果各国统计当局不能向欧洲央行提供必要的数据，那么当他们原先自行制定货币政策时也不可能向其本国央行提供有效数据。在欧洲央行的资助下，国内数据收集机构通过与欧洲央行专家的协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陷。
其次，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与统计师们运用一系列不同的模型、高性能计算机及有关程序来处理历史数据并作出预测。与大央行相比，小央行没有这么多的雇员、计算机和模型来完成这些工作。大央行所具备的更强的实力和更多种模型工具使其能得到更完备的信息。
再次，决定货币政策成功的最根本因素是对作为未来最佳政策的决策依据的统计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
有关理论以及支持这些理论的实证经验指导着这项工作。但制定货币政策和设计一座桥绝不是一回事。它包含了许多个人的判断和估测。过去50年的历史显示，由于流行的宏观经济关系理论时常变化，在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惯常策略的做法，瞬即也许就已过时，因此个人的判断和估测是必要的。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央行都以通货膨胀率作为其政策目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功。不过，即使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用来指导将来，设计适合的货币政策也永远没有终点。
在最近出版的Snowdon和Howard(2005)的书中，针对自1950年代以来主导着宏观经济和影响货币政策的一些理论作了以下有趣的分类。
1.庸俗的凯恩斯主义学说轻视利率和崇尚财政政策在稳定政策中的作用，所有这些都适用于一种大型的几乎全封闭的经济模式。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有关通胀与失业的权衡关系是由凯恩斯学说直接发展而来的，它着力于给出充分就业这个理论性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2.由于Milton Friedman的研究，以及为了应对在贯彻实施凯恩斯政策主张的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强调货币供给的传统货币主义学术观点由此成为了主流。
3.以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强调工资谈判预期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支持传统货币主义模型，彻底舍弃了凯恩斯模型。

4.以Edward Prescott为代表的真实商业周期学派关注技术发展、真实供求和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但最终却演变成完全否定政府政策对真实经济变量的影响能力的观点。　　.
5.新凯恩斯学派及其代表人物Rudi Dornbusch和Franklin Fischer所编撰的教科书，将那些在纯凯恩斯主义势衰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些学说中好的观点综合起来，提出了有助于政府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的实用性政策主张。
6.以Paul Davidson为代表的活跃于英格兰剑桥的后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联盟工资需求决定通货膨胀，只有通过工资和物价控制才能维持充分就业。⑩
这些理论大都在某一个时期起着主导作用，当它们被采用时都被认为是没有比它们更好的模型和货币政策了，但它们并未能就此终结人们对更好的策略的搜寻。
Issing(2004)指出，当前欧洲央行并不依赖于任何理论的教条，而是制定实用的货币政策。“……系统有效地运用所有相关的信息……为了获取有关经济形势和影响价格稳定的风险因素的全面概况，需要使用基于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模型得来的全面综合的信息”(p.43)。一个持续已久、尚未解决的有关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争议是使用利率和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传统的货币主义学说提出，由于名义利率受到不可测的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的影响，因此它们会传递有关货币状况的虚假信号。货币供应量不受此影响，但金融创新和公众货币需求中的非系统性变化影响它的流通速度乃至货币供应数据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的有效性。
Issing揭示了欧洲央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执行委员会于1998年决定不采用货币供给目标制，并且在2003年仍然坚持这一决策。央行宣布货币供给增长的参考值，以此体现货币在欧洲央行策略中承担的突出作用；这也体现了央行的公开承诺，即透彻分析货币发展形势并确保相关信息在决策过程中将得到充分考虑。它指明货币增长与中期价格稳定是一致的。”(p.45)
对于决定货币供给增长和欧元区内利率的方式的描述，有可能使货币供给目标制的倡导者们，比如 Milton Friedman并不满意。在我看来，前面引文中的第一和最后一句话共同揭示了在当今极其复杂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实用主义和根据经验与智慧而凭直觉果断行事，对于制定成功的货币政策显得极为关键。
据称，在Alan Greenspan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同样既讲求实用主义，也依赖 Greenspan将其对有关信息的高度个人化的解析注入到模型的应用中去。
中央银行受到且得益于某些富有经验和智慧的个人的影响，比如美联储的Greenspan，以及欧洲央行的Issing和其他专家，这情况在大型组织机构出现的可能性比小型机构更大。因此，小国将其制定货币政策的工作移交给这类大机构，通常能享受到比他们自己以前所制定的更好的货币政策。
九、以加拿大为例
我对加拿大银行最近的三次货币政策决策的分析可以支持上述结论，此分析归纳如下：(11)
第一阶段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经受着水平相当的通胀压力。加拿大在 John Crow、美国在Alan Greenspan的领导下，两国决定使用严厉的、限制性的政策来消除经济中一切通胀预期，使公众形成对物价长期稳定的预期。抵制住为了缓解严重的经济萧条而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压力，被认为是治理通胀的策略能够奏效的关键。两国都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与本文的分析目的相关的事实如下：当美联储的最高利率仅为10%时，加拿大银行利率最高已达 14%。加拿大银行维持这样高的利率的时间比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时间长了将近一年。
在货币抑制前后两国的通胀率大体相同。但是，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因采取货币抑制而发生的失业、产量损失、税收下降、赤字上升等成本远高于美国。
我肯定John Crow及其在加拿大银行的同僚当时根据有关的信息和他们认为正确的理论采取了适当的做法，不过这一事实不会使我的分析的中心论点失效。假如这一时期加拿大的货币政策是由美国所制定的，那么加拿大在取得同等利益的同时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
第二阶段是关于加拿大在1994-2002年期间行使货币主权而引发的问题的说明。在此期间加拿大银行实行比美国宽松得多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资本外流，继而引发加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汇率从76分下降至约63分。
加拿大银行对此的解释是加拿大政府消除财政赤字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伴随着总需求下降，为此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
这个解释或许是对的，但谁也无法得知如果汇率没有因为资本外流而下挫的话，加拿大的经济会是如何表现。现成的情况是，美国经济的繁荣为增加出口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出口增长弥补了紧缩的财政政策造成的影响。而且，消除赤字本可以恢复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支出，这样就抵消了财政政策效用。但加元贬值却对消费者起了负面作用。
无论这些猜测中的真相到底如何，事实是由于前段时期实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所造成的错误，在现阶段则有必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税收下降和债务成本上升，成为赤字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不是因为货币政策首先犯了错误，那么随后也就不必实行低利率政策而致被迫付出经济代价。Courchene和Harris(1999)以及Grubel(1999)曾指出，这些代价是实质性的，包括劳动生产力增长相对下降，加拿大产业调整缓慢。在加元急剧贬值的这段时期，加拿大的实际人均收入比之美国下降超过五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是出现在2002年之后的令人质疑的加拿大货币政策。这一时期实行紧缩政策，美元利率下降，加元利率却上升。由于全球商品贸易繁荣而早已升值的加元，随着受到加拿大高利率吸引的资本的流入，汇率被进一步推高。
加拿大银行为其高利率政策辩护的理由是存在严重的通胀威胁。在2003年初的约三个月的时间里，消费物价上升幅度超过了4%p.a.。即使是核心物价指数（剔除诸如能源、新鲜蔬果等价格易波动商品的因素）也突破了央行控制目标3%这一上限。
高通胀的情况仅持续了一个季度，到2004年初时，物价升幅已远低于调控目标1%这一下限。通胀的逆转不能归功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事实上，这是由于能源价格升幅趋缓以及汽车保险成本停止上升，而这两项正是引发早期价格上升警报的原因。
对于加拿大银行在2003年提高利率主要有两点批评意见：第一，能源消费价格与保费上升不应当作为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的依据。这一类的价格上升只是反映相对物价的变化，它们的变化有限，且一旦某些特殊的背景条件改变，它们又常常呈现反向变动；第二，刚刚谈到的有关核心通胀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汽车保险费大幅度上涨而引起的，加拿大银行的决策者本该审慎分析导致物价指数上涨的构成因素。如果这样做了的话，他们应该会认识到，这些上涨不过是影响保险公司投资组合回报的周期性因素而造成的，因而不具有累积性和持续性。他们不必因此采取补救性的紧缩政策。
此外，加拿大银行在接受保险费上涨的数据时未尽勤勉之责，对数据未加研究。2003年，任职于 Fraser（弗雷泽大学）汽车保险问题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Mullins发现，加拿大统计部门在记录价格上涨的过程中犯了个错误。价格上涨在前几个季度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当价格出现上涨时，统计部门未曾及时按小幅上涨的情况据实以报，而是在一个季度里发布了物价累计上升幅度严重的报告，这才促使加拿大银行提高利率。
我认为，像这样对基本趋势和特定的数据变化作出如此错误的诠释的情况，在美联储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是在货币联盟之内，也几乎可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依赖美联储或是货币联盟，加拿大就可以避免因为高利率而付出的不必要的代价，汇率快速而显著的上升及其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也可以避免。根据Toronto Domonion银行的研究报告，升值的加元将导致2005年有5万人失业。(12)
加拿大最富有人士之一的Stephen Jarislowsky，领导着一家极为成功的货币管理机构，在一次采访中就上述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如下评论：“利率本不该比美国利率提高得更快。”(13)他的结论性的评价支持了本文的基本主张：“这个国家不能实行货币汇率浮动，欧洲也许可以，但即使日本要实行浮动汇率也是有困难的。”
十、越是大型的央行，越不易失败
上述分析和结论受到这样的批评，即大央行也许比起小央行来能制定更好的货币政策，但是一旦大央行的政策出错，那么更大范围的经济和相关民众会受影响并因此而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小国自行掌握货币政策的话，他们也许就能避免大错误，避免遭遇货币汇率严格固定所带来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如此，但实践情形却有所不同。首先，反映加拿大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之间的长期相关系数为0.95。大多数美国所犯的严重货币政策错误加拿大也同样犯过。
其次，加拿大这样的小国的繁荣高度依赖于它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和资本市场整合，即依赖于加拿大将本国货币与美元固定的美国。在实行货币固定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的错误不会影响汇率，因此两国间的重大贸易和资本流动不会变化。同样在欧洲，欧洲央行出现的任何错误或许会影响欧元的汇兑价值，但不会因此减少联盟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
十一、归纳与结论
我在本文中提到，通过货币汇率严格固定，放弃本国货币主权而享受由大国央行或共同体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将使小国降低外汇交易成本和利率的风险溢价。获取这些所谓的利益的代价是小国不再能自由使用货币政策来应对外部冲击。
本文还论证了，因为过去大多数由错误的国内货币政策引起的经济震荡，损失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被夸大了。在对损失代价的评估中也忽略了在实施货币汇率严格固定的情况下而形成更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震荡。因此，具有广阔的地理分散效应所带来的利益。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决定货币政策的大机构——货币联盟的央行或一国将其本币与之固定的大国（贸易伙伴国）央行——通常比小国央行能制定出更好的货币政策。因为这些大央行更容易摆脱政治影响，能获取更多的统计、金融和人力资源来设计制定和执行最佳货币政策。由于成员国经济以区内贸易和资本流动为主导，因而大央行的政策错误对成员国造成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注释：
①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详见Grubel即将发表的论文(2005a)。在那篇文章中包含大量支持本文所概括的一些实证关系的图解。

②有关货币局的一项分析，参见Hanke(2002)。Hanke(2003)提供了一位内部人士对阿根廷成立货币局时出现的问题的分析。
③参见Courchene与Harris(1999), Grubel(2005b)即将刊发的论文。我在以前所出版的文献中曾提出仿效欧洲货币联盟建立北美货币联盟的观点，参见Grubel(1999, 2000)。
④有关规则应对结果的监管分析法的总体分析，参见Grubel(2002)。
⑤有关此处提供的估计数据的详细讨论和最初研究的参考资料，参见Grubel(1999)以及即将刊发的论文Grubel(2005b)。
⑥有关这些代价的分析参见Eichengreen(1992)及Bayoumi和Eichengreen(2003)的文章。
⑦参见Belke和Gros(1999)的文章。
⑧这是一个有关劳动力市场机构能否适应严格货币固定，或严格货币固定是否会逆转的实证问题。有迹象表明这些机构将不仅在德国能适应，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厄瓜多尔也能适应，数年前这一地区以美元取代了本国货币。许多预言将发生的事情，诸如政变以及政策的逆转等并未发生，厄瓜多尔民众正逐步地去适应新的金融与经济环境。
⑨除了反映该国以及其他发行者的违约风险的溢价，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退出官方美元化的政治风险。
⑩以上归类主要根据Snowdon和Howard(2005)的文献整理。
(11)参见即将刊发的Grubel(2005b)论文。
(12)参见Beauchesne(2005)。
(13)Diane Francis(2005)引用，第FP1及FP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