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 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 to Read Donnald Duck: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 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态效果有无关系?它是否来自作品的结构本身的成功?读者是否意识到享受这一文本与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他(她)能否自己化解并解决这样的紧张?说到底,读者有没有批判的能力?为此,安在荷兰的一家妇女杂志上刊登一则广告,要求观众把自己收看《豪门恩怨》的体会写信告诉她。结果发现:许多人收看节目时的欢快享受与它的意识形态效果并无必然关联。伊安·昂还发现,"(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