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及其行为调整(1)

摘 要:1998-2000年间，我国货币政策较为积极，但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不敏感，国有企业行为与货币政策信号不匹配。2000-2005年，货币政策较为稳健，商业银行及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反应的敏感度趋于提高，2003年以后更为明显。居民个人对货币政策信号极度不敏感，其行为与商业银行信号背离。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需要调整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其与货币政策信号相匹配。

　　关键词:经济主体；货币政策；传导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它不能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要经由一个传导过程，而传导效率的高低最终决定了货币政策效果的好坏。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是指在一定的传导速度下，货币政策各层次变量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强度，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中介､客体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最终取决于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能力。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行为模式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差异性较大，因而货币政策各层次变量之间也具有特殊的作用机制。

　　一､货币政策的一般传导模式

　　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是相关经济变量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些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又通过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其相互作用来实现。基于此，货币政策传导可以分为经济变量传导和经济主体传导两种模式。前者的过程为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后者的过程为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实体经济[1]。前者是后者作用的结果，后者是前者变动的原因。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最终通过经济变量传导模式来反应，而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是决定效率的根本原因。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应该从分析经济主体行为入手。单就经济主体传导模式而言，其表现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并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影响基础货币和基准利率的变化，这些货币政策信号通过金融市场传导给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对信号做出反应，并据此调整其信贷政策及其资产负债结构，这种调整影响到企业和居民，企业和居民将调整其投资和消费行为，并最终作用于实体经济，引发产出和物价的变化。

　　二､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

　　(一)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传导

　　1.中央银行行为效力。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起点，它可以运用政策工具调控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一般而言，中央银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再贴现､再贷款､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窗口指导等，并由此影响基础货币和基准利率，最终作用于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对这些变量的反应能力也决定了中央银行的行为效力和货币政策信号的强度。表1是1998-2005年中央银行相关货币政策变量的变动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1998-2005年间，我国一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运用上看，1998-2000年表现得较为积极主动，再贴现利率､1年期再贷款利率以及法定准备金利率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64.1%､52.2%和60.3%，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降为6%，下降53.8%;国债余额年平均增长率为29.3%，但基础货币年均增长仅为7.92%。可见，这一阶段基础货币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敏感度不高，货币政策信号不强。此后货币政策运用比较平稳，2001-2005年间，基准利率小幅度下调后又调至原水平，总体变动不大;国债余额年均增长率14.45%，基础货币年均增长12.76%，货币政策呈现稳健状态。可见，该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但总体符合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意图。

　　2.商业银行反应。商业银行连接着货币政策执行与社会资金的活动，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它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起着关键作用。而在我国这样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结构下，商业银行的作用更加突出，货币政策信号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传导的。2005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9.15万亿元，占银行金融机构的53.25%;负债总额18.37万亿元，占银行金融机构的53.31%，明显具有垄断地位。但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制度､结构等层面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依照货币政策变化方向和幅度及时和有效地进行行为调整。

　　(1)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层面。1998-2000年，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分别为16.45%和28.82%。从货币乘数来看，该阶段广义货币乘数分别为3.33､3.57和3.69，提高幅度为10.81%，这与法定准备金利率下降60.3%的幅度并不匹配，可见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并不敏感，行为调整较慢。2001-2005年间，基础货币增幅为61.42%，货币供应量增幅为88.73%，呈现出平稳波动;从货币乘数来看，该阶段货币乘数分别为3.97､4.09､4.18､4.30和4.64，增长幅度为16.91%，法定准备金利率下降8.69%，二者的匹配程度明显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强[2]。但是，除货币供应量以外，代表商业银行行为的关键变量还有信贷规模。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和基准利率的敏感程度决定了该传导过程的效率。

　　(2)信贷规模层面。理论上讲，基础货币的扩大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贷款规模上升。表2是1998-200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规模的变动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1998-2000年间，国有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增长28.02%，贷款规模仅增长9.86%，年均增长幅度分别为13.15%和4.85%，这与同期基础货币16.45%和货币供应量28.82%的增幅并不匹配。可见，该阶段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反应不敏感，其行为甚至与货币政策意图产生背离。2001-2005年间，存款规模上升了60.26%，贷款规模上升58.29%，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33%和11.81%，与基础货币61.42%和货币供应量88.73%的增幅相比，匹配性明显增强。可见，2000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能力在不断提高。

　　(二)商业银行→微观主体传导

　　1.企业。企业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反应是指其根据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变动调整自身的信贷和投资行为。理论上讲，贷款利率下调会鼓励企业贷款，从而刺激投资的增长。由于体制不同，在我国，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种类型。表3是各类企业贷款占比及其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

　　从表3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运用者。由于其信用等级相对较高，符合银行信贷管理的要求，所以贷款的可获得性很强。虽然从2003年开始，国有企业的贷款占比有所下降，但仍是银行信贷资金最主要的流向。非国有企业尽管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对贷款的依赖性强，但由于抵押物不足等原因，贷款可获得性差，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获得的信贷资金支持很小。但是，相比而言，非国有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5年其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达到了88.32%，国有企业仅为11.68%。这也是存在于我国金融体制中的矛盾。为进一步说明各类型企业对商业银行行为的敏感度，表4给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及其引发的各类企业投资的变动情况，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企业投资按经济类型仅分为国有和个体两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