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论

三、为中庸首章添几个承上接下的字
中庸首章骤然读之，好像从“天命之谓性”到“君子慎其独也”为一段；后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到“万物育焉”又为一段。二者在文气上若不相关联的样子。所以可能被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和前面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慎独工夫没有关系，而是“自在”的另一事。其实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能“中”，正是由于前段的修为已臻成熟的结果。所以我窃在上下文之间为其添上“夫然后”三字，这样全文就成为下面的样子：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夫然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原来对每个人来说，未发之中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现成的事物。它和道家的结圣胎，佛家的见佛性，基督教的“基督复活在你心中”相当。必须修学积善——向着性的本体回归，久而后达到。它不能凭空言得到。
譬如铁矿石虽有可以冶炼出钢的性质，但矿石并不是钢，它必须经过冶炼，火候既足而后成。佛道之清修苦炼固不必说。基督教虽说救恩是白白赐给的，但耶稣说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看见了，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的一切换这块地。”可见要尽一切的努力，才能取得这宝贝。
人是一种存在之物，尽管它是宇宙间存在之物的最高级者，但也远非至善。虽自天降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过恶仍然存在。《圣经》新约说：“人若不承认自己有罪便是说谎的。”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君子有终身之忧”，以孔子之圣，还在忧虑自己有大过。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吾忧也已”。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而隐微的心术是善恶发端之处。所以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学者修身，应在心术隐微之处用慎独的功夫。及其用功既久，心术尽正，“习与性成，圣贤同归”，这才有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既立，体备而用全，乃可言发而皆中节之和，以竟中和位育之全功。
我曾怀疑佛、道之因果报应之说。若从外面迹象追寻，则因果链复杂万端，难以究诘。但从前述的“中、和”论点观察，则很简单。人每生一恶念行一恶事，则其心便离“中”而偏走一分。积之不已，心便偏到极处。于是发用之时，也就失了“和”而乖谬到极处。虽无仇家怨主之追索，也会因“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逭”自我灭亡。反之若生一善念，行一善事，其功效就反转过来，终于积善而有余庆。

四、自周汉到宋明儒学的变迁
儒教的起源应从周公算起，周公制礼以经邦治国和处理人伦日用的一切事情。而孔子的无上贡献是他看到了至高的生命真理“仁”，并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贯通起来。于是儒教的基础完全奠定。仁深奥而难言，故孔子以可见的礼释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而礼以仁为灵魂，舍仁则礼便成为糟粕，故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在春秋战国时代，能深喻孔子之旨的，大概只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数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孔子以前的状态。只以可见的礼乐文章为教，即使说到仁也只是某种行为而已。作为生命真理的仁又归于隐晦。汉初时鲁儒仍在习礼，大概也只是钟鼓玉帛之类周公的遗产。汉代儒者训古经书注重礼乐典章制度之类，而不及于性命之理。使儒学成为一些琐碎残缺的东西，不能满足高明一流人士的要求。所以魏晋清谈，隋唐佛老，儒学失去其领袖一切学术教化的地位。
唐朝韩文公愈是一位不出世的人物，他著《原道》完全以大学为本。当时人们还不特别重视孟子，他独指出“孟氏，醇乎醇者也。”他“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自此以后儒学才稍稍振起。但韩文公是因文见道的，并不专于论道。而且在那个众醉独醒的时代，也难望藉他一人之力就能使儒学大明。到了宋代程朱诸大儒出，儒学才大大振兴。朱子气魄大、志向坚、工夫勤、寿命长，其一生对儒学的贡献尤为不朽，令人钦敬不已。
自汉儒至宋儒，儒学由驳杂归于简约。自宋至明，这一趋势继续发展。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致疑于朱子“即物穷理”之说。认为这可能误导学者努力方向，而与身心性命无关。他提出“致良知”的宗旨，还说过“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的话，于是儒学简约到无可再约了。

五、王阳明先生的灼见和王门立教的缺点
王阳明先生天资极高，年才数岁就同塾师说起读书做圣贤的事。长大后历经游侠、词章、佛老的歧途，而后归于圣道。又经龙场的居夷处困，江西的功高得谤危疑震撼，而后学问益精益明，灼见良知为孔孟的传，自入手至于成圣，此为不二法门。
良知即性命本体之知，它自然知得恻隐、是非、羞恶、辞让，无人能欺得。举良知而致之于用，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以信，更无不合。所以良知本体即中，致知即和，尽致良知一语而中和之道全。
致良知在阳明先生本身，无疑是近乎尽善尽美的。他的及门高足亲炙光范，大多也是醇儒。但是三数传以后，渐渐变样，流于侠义、怪诞、空疏。入清以后，朱子之学更盛；另一部分学者，转而崇尚汉学；王学渐少传人，这是什么道理呢？

良知的本体，即天命之性的本体，即未发之中。虽说“人莫不有是性”，但却是潜在的，并非人人现成具有。惟尧舜生知之资为能“性之”，虽汤武亦有待修为而“身之”。而在众人则朦胧晦塞，必须艰苦力学而后明，有时还要外在环境的困厄锤炼才能开启其天所命的真性。阳明先生自己也说过：“圣人之心如青天朗日；贤人之心如浮云天日；众人之心如阴狸天日。”以阴狸天日之心而叫他专事致良知，就可能以私意为良知而走入歧途。必须教他勉强学问，效法古圣先贤的前言往行。亲书卷，隆师友。久而后良知渐明，才能自作主宰。这时说致良知，就有头脑了。
朱子论性天之理虽不及阳明先生的晶莹精辟；然其以白鹿洞学规诲人，读书躬行，谨守绳墨，苟非下愚不移，皆有可入。中人以上则多能卓然成材。所以朱学久而不衰，历史的选择不是没有道理的。
阳明先生鉴于世俗学者，从事科举帖括之学一唯声利是逐。加以自己从佛道过来，所以言行之间，颇有薄书卷、轻世务的意思。晚年时弟子入见，往往焚香默坐，相对无语。此在高僧相传心印或可如是。而儒家仁民爱物其事无穷，自正心修身至治国平天下，皆在念中。孔子早年固然汲汲遑遑席不暇煖。晚年归鲁，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想必亦无停晷，恐未能如此闲暇。
阳明先生对秦始王焚书之事，并不完全否定。曾经设想除圣贤经史之外，把其他异端曲说，滛哇浪作之词一概焚毁。这种设想恐怕有违文化进步的规律。文化应该让人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而由历史进行筛选。如前所言“黎民合而观之则智”。这种筛选是综合古今众人的智力进行的，往往能优者保存，劣者汰去。如是不断生新，不断汰劣，文化才能永远进步。

六、怎样学习儒道——五常
周公制礼。孔子之教首在求仁。仁是天命之性，是生命真理。生命必有行为，所以仁包括行为而不仅指行为。程子说：“俗称桃李之核为仁，因为桃李的本性尽含于其核之中。”这话也可从语义上帮助人们理解仁是指生命本性。中庸说：“仁者，人也”。就是说仁是人的本性。求仁就是求实现这个本性。
孟子说仁义礼智是性的四端。孔子认为“信”是人所不可少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后儒逐将周公孔孟之教，归纳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五常的含义指此五者性所本有，而为天道人事运行的永恒法则的意思。
仁是性的全德，首要的是恻隐慈爱，所以也称恻隐慈爱为仁。义是仁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的恰当表现，所以说：“义者，宜也”。礼是给予义的表现以一定的节文度数使之具体化、定型化。“禮”字和“體”字是很相像的。而智是对仁、义、礼的精察，信是对仁、义、礼的确守。所以学者尽仁义礼智信五常，则儒家之道备。
学者研究六经的内容，可以知道六经皆仁，六经皆义，六经皆礼。因为易是从天道变化中表现仁，诗是从语言文学中表现仁，书是从政事文告中表现仁，礼是从典章制度中表现仁，乐是从韵律节奏中表现仁，春秋是从历史事件中表现仁。六经皆义，六经皆礼可如是类推。
但五常六经之中，仁是性命本体的大源，礼则是其具体实践落实。所以孔子贯通仁与礼而儒教立。学者为学之要，当回到这点上来。
然而二者以仁为根本。仁是天命之性，求仁就是承天而复性。性天之道是最宝贵最可乐的。佛家所谓西天极乐，基督教所谓天国平安，无非是形容这个性天境界而已。它有永恒光明的意义，远非世界虚荣，肉体物欲所能比其万一。古来有志于此的人，甚至愿意杀身成仁，钉十字架或离世出家来求得它。
仁者爱人，一切仁民爱物的事都是仁的发用。仁的对立面是仇恨残忍，为仁者必须除此障碍。其方法就是恕，“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而伪善私义是仁之大贼，所以必须戒慎恐惧致其存养省察的慎独功夫。仁道不可须臾离，才离便自背其本性。所以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仁者溥利众人，所以讲学宣道以觉悟众人，是仁者一大事。经邦治国，研科学、制器用，使天下太平，民生乐利，是仁者又一大事。其次，输财物以施惠于人，出气力以帮助他人，也是仁者的事。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家庭、国家、社会都是仁者所宜亲爱的，所以仁者必须研究人伦之道，使家庭、国家、社会以至全人类和谐相处。
古称“居仁、由礼”，仁者一切作用必须通过礼来落实。所谓礼不只是打躬作揖微笑的事，一切政治、经济、科学、经纶万汇的事情，都包含在礼中。《周官》一书就列举了职官、祭祀、理财、天文、地理、制造、畜牧许多项目。礼不能遍知，故“子入太庙，每事问。”人类社会的文化越积越丰，一身不可以兼能。所以要仁以合人，礼以分工。各个人必须衡量自己的能力程度，在自己择定的方面努力。“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这才尽了仁和礼的能事。

七、儒教和佛道二教
俗话说：“货比三家”。马克思说：“不懂一种外语，则对本国语言也只懂一半”。所以我们将儒教和其他宗教比较一下，以便更了解儒教。
儒教说：“尽心知性”，佛教说：“明心见性”，道教说：“修心炼性”。可见大家都有事于心性，这是其共同点。但仔细玩味，则其中有重要的不同。性是天之所命，是至善的。性天合一，而天是至高无对的，没有比它更高的东西可以去炼它。整个宇宙的运动不过是性的自我完成而已，说“炼性”便不对了。至于“修心”，也要看这个“心”指的是什么。若指的是善恶驳杂之心，那只要克制其中的私意以复其良心就够了。这良心是性之发见处，天秩天序，不待安排，乃生成非造成。所以儒家只说“尽心知性”，尽其良心所知，悉除杂念。“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必自谦而毋自欺。心到尽处便自然见得性体，此之谓“尽心知性”。佛教说“明心见性”，良心明处便见真性，似乎不差。但说“明心”则似乎良心可只凭参悟而明，静坐蒲团，参禅以外更不必做什么了。而说“尽心”则要致知格物，修己安人，知行并进许多工夫。这正是佛家消极出世，认为世界为外魔，而儒者则积极入世，“以天地万物为同体”的分野。中庸说：“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已之仁不可以徒成，必须成全他人，利济众物而后己之仁可成。“伊尹思正夫匹妇不获其所，若已推而纳诸沟中。”儒佛二教不同的人生观，根源在此。

道家清虚超脱，翛然物外，令人羡慕。但究其目的，乃为了保全肉体生命，观老子“齿敝舌存”之喻可见。所以有长生不老，白日飞升之说。烧丹炼贡，采阴补阳，种种诡异怪诞之事。但求长生，无不可为。儒家则排除怪异，一遵常道。义之所在，虽杀身成仁亦所不避。儒家、道家的不同，正像耶稣所说：“凡想保全（肉体）生命的，必失去（永恒）生命，凡为我（独一真性，仁）舍弃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以道教秉政立国的，史所罕见。如汉末黄巾、五斗米道，以及后来的白莲教等，都不成气象。至于历朝君主偶有尊奉道家术士的，阴阳怪气，令人够呛。所以道家虽偶有一、二高士，言词清妙，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
佛教的低级部分如一些酒肉和尚，行同市侩。他们宣扬偶像神异，诱惑愚民，和道教同样不足为训。至于高僧大德，斋戒清严，超凡远俗，所以虽韩文公排佛，亦与一、二和尚相往来。但他们外人伦、遗物理，遁入深山，清修于古寺，成个独善之士而已。而儒家则砥柱纲常，扶持名教，挽回天地之正气，安定天下之生民。历代名儒大都同时有大功于社会。世界上也有少数国家，纯粹以佛教立国，其国家常是落后闭塞的，比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国家，相差得很远。

八、儒教和基督教
中国农村人民和欧美国家人民餐桌上摆的东西，可能大不相同，而营养之理则同。塑料花几乎可以乱真，却毫无真花的生命。有些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墨子讲了“兼爱”又讲“明鬼”，就与基督教的博爱和信上帝相同。儒家重知识，和《圣经》旧约中亚当吃了智慧果就不敢见上帝的故事大异其趣，于是以为儒学和基督教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其实墨学是功利主义的，并不知道“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虽春秋战国时期孔墨并称显学，后来墨学演变为一些侠义集团，渐至无传。而儒家却有博厚、悠久、高明的生命。
儒家无论从本体、从工夫、从效用上看，都和基督教相一致。撇开各自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外形的不同，穷根究底，它们同源于一个真理。并且天上地下原只有一个真理而没有第二个，尽管名称不止一个。（实理同而名称不同的事物还有，如西方来的“三角法”，中国原叫“勾股术”。）儒家讲天、性、心，（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在基督教就叫父、子、圣灵。孔子说：“知我者其天乎？”“天生德于予”。可见孔子讲的“天”是有超过一切人的知觉的，能生德于圣人的至高者上帝。并不是荀子讲的那个自然界的天（董仲舒也有此失）。而是子思、孟子所述，能降真性于人的天。性是天降衷于人的独一真理之源，即上帝的独生子。耶稣为爱人类，拯救人的灵魂，舍身钉死十字架上，所以他是独生子的化身，《圣经》中称为“道成肉身”。而良心（良知）是性的发用，即圣子所差来的圣灵。
尽其良知（心）真诚彻底去做，就能灼见性体，这叫做“尽心知性”。而基督教说信徒如诚信地依圣灵行事，就可以见到子的面。见到“子”就是见到“父”，在儒家就说“知其性则知天矣”。“子”从“父”里面生出，圣灵由子差来，所以父、子、圣灵三位一体。而心之尽处便见性，性的源头即是天，从而可知天、性、心是三位一体的。二者相对应。
从功夫上看，基督教说“上帝就是爱”，从这里生出爱人如己和种种道德要求来。儒教说性的本体是仁，从这里生出推己及人和种种道德要求来。细读《圣经》新约中耶稣保罗之所言和孔孟之所述，而为宋明儒学所精思力践的道理，实际是一致的。
虽然基督教和儒教在表面仪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是耶稣和真正儒者所不重视的。《圣经》新约说到法利赛人最重仪式。耶稣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而外面是不重要的，里面才是重要的”。“外面”是指各种仪式，“里面”指清洁仁爱的良心。汉儒考证明堂辟雍的制度，累若千万言。王阳明先生说，这是“敝精于祝史之糟粕”。耶稣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都指出礼仪不如怜恤的重要。
从效用上看，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华文化，其核心就是儒家文明。而在欧洲方面，公元五世纪野蛮民族南侵，罗马帝国覆灭。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文化，却赖基督教经院才得以保存下来。其后这些蛮族皈信基督，社会迅速演进，最后形成今天的西方社会。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认为新教伦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大凡观察过西方社会的人，都知道它和基督教伦理息息相关。说基督教文明主宰着西方社会也非过言。
有一件事应当引起人们深思。自十七世纪西方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后，影响遍及世界。但伊斯兰文明的北非、中东，虽紧邻西欧却完不成现代化。近年中东国家石油美元虽多，按其人民的教育水平、政治的民主程度、男女平等的精神等社会特征来看，却仍只能算发展中国家。印佛文明的南亚，接触西方比远东各国为早，也没有完成现代化。而远东各国在和西方力量接触之后，社会就沸腾起来。百余年中，日本实现现代化于先，亚洲四小龙随后跟上。数千万侨居世界各国的华人，也表现出他们具有现代化的活力。中国大陆虽因其大而需要更多的推动力，相信它在不多的时间以后，也会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以其发达的经济为其中心内容。而经济本身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发达成长，必须有社会文明的其他部分与之配合协调。没有这种配合，经济不可能一枝独秀。儒教文明的土壤和基督教文明极为相似，具备潜在配合因素。所以将基督教文明的现代化之树，移植于儒教文明的土壤之中，它当然容易成活了。

九、儒学的难懂和基督教的现代危机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沟通基督教和儒教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是一项重要任务。
李政道博士指出，十五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西方，十五世纪以后西方逐渐领先于中国。这个问题，可由分析作为东西方文明推动力的儒教和基督教的特点而得到适当的解释。
周公号为“多才与艺人也”，为儒教下定奠基石的孔子，则是一位知识卓越的老教师。他提出的诗书易礼春秋之教，只有文化很高的士才有资格研究，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工、商群众则无法问津。而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士的人数不可能很多。儒教文明因推动力不足而进展缓慢。
但若从周公算起，儒教比基督教约早一千年，若从孔子算起也早五百年。当公元五世纪时，现代西欧诸国人民的祖先还处于野蛮状态，中国早已衣冠礼乐相当文明了。所以能长久居领先地位。
耶稣立教简洁：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爱的化身，舍身钉十字架为万人赎罪。只要悔改信他，听从他的可用“爱人如己”一语概括的教导，就可以得天国永生。其教法之妙，令人赞叹不尽：他能复活在你的心中（至善的本性被唤醒），作你救主、良师、密友。他是神人中保（惟复性可以合天）。他差遣圣灵（良知）时刻指引你的道路。基督教实行重于理论，耶稣十二个使徒中的十一个也殉道而死，感人之力极深，野蛮人听了也会化为仁慈。基督教社会进展神速，发展到了十五世纪就超过东方了。基督教《圣经》妇孺能晓，宗教革命后的新教，主张人人读《圣经》，直接向上帝祈祷，自动担任传道者。这种超前趋势继续加大。
但到了生产力发展到可以实施普遍教育的现代，人们文化提高，就会对《圣经》中许多事情提出质疑。如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世子孙即全人类就都有罪；以及将现代的宇宙生成理论和《圣经》旧约中的七日神造论相比较等等。而虔诚的老信徒只能以信耶稣确能使内心享受奇异平安，从而“见证”天国永生是真的。基督的爱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应当爱弟兄等话告人。这叫“作见证”，而不能提出理性的解释。有文化的青年人既没有老信徒所见证的那种经验，又得不到满足的理性答案，因而疏远教会。
孔子的理性主义的儒教，适于在高知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儒教非常易于将其基本原理和各门各类的知识相贯通。就如诗与文学通、书与政事通、易与哲学通、礼与制度科学技术通、乐与音律通、春秋与历史通之类，而且可以因、革、损、益与时俱进。社会公众文化的提高，对传播著重理性分析的儒教是大大有利的条件。现在，在儒教文明圈中，比较简易的宋明新儒学特别受到注意。倘若能借鉴基督教，进一步简易其纲领，著重躬行，儒教就更易为人们接受。另一方面，基督教中的高级神学家应该知道儒教天、性、心三位一体的原理，和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内容，从而使神学得到一种理性主义的支持，对于阐述基督教教义很有好处。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现代，使儒教和基督教相互理解，融洽相处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时，欲使东西方文化融成一体，这也是一项中心任务。

十、过去和未来——各国间文明素质的竞争
宇宙是逐渐演进的。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从没有生命到有生命，再到有人类。自从人类出现，以人为中心的更高意义上的宇宙进步便加快了。因为人能够信天（上帝），找寻主（独一的至善本性）。人们的信天率性是藉着良知（心）进行的。这良知始初模糊，终而明莹。经验也告诉人们，率其善性则治则繁荣；逆其性而行恶，则乱而惨象环生。自从出现了儒教和基督教这样的专以事天信主（即率性）为宗旨的宗教，其信徒孳孳不倦，以善悔人，舍身求仁，世界便迅速进步了。有了这些宗教以后的时代，比之没有这些宗教以前的时代，进步快得多。信奉这些宗教的地方和民族，比之没有或不信这些宗教的地方和民族，文明进步得多。这是从古到今的历史可为佐证的。
然而上帝创造世界的工程还在继续中，从人的时间观念的角度看，还远未达完成（即至善）的终点。恶、乱和许多问题还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但这并不能掩盖进步的趋势。即如以战争而论，人们常常震惊于现代战争破坏力之大。但研究一下史书，就可以知道古代战争之残忍。其被杀人数占当时人口的百分比，远比现代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占现代人口的百分比大得多。即如核弹面世，日本广岛和长崎炸死十多万人，振动了世界。但二次世界大战到此便结束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战争还会延续一段时期，死亡人数可能多得多。据说在原子弹落下之前，日本军部原准备牺牲二百万人以守卫本土，即此一端，就可概见了。
核武器一出现，世界各大国知道战争再不能作为解决大国之间争端的手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了。这种含有恐怖的和平虽不令人满意，但与从1945年逆溯上去的五十年相比，那实在好得太多。数十年来，大国间的军备竞赛还在进行。最近数年国际间出现重大变化，可以看到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已大降，最终可能丧失其意义。

不少人已经看到，在军事竞赛过去之后，国际间的经济竞赛将会有更加独特的重要性。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竞赛归根到底是国家间文明素质的竞赛。过去的时代人们认为，要使国家经济发展，那地就要大，自然资源要多。现代统计资料表明，只要国家间的文明素质水平相近，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会相接近。大国如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缺乏自然资源的日本，小国如丹麦、冰岛，因其国民的文明素质近于相同水平，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接近相同水平。
这一事实，应该可以提醒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今后国际竞争不在于争夺大国地位或攫取自然资源，而在于发掘自身无尽宝藏和可以无限提高的国民素质。在这一竞争中，儒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因其文明有永不匮乏的生命真理作为源泉，历史已表明其有取胜的能力，并将继续取胜。
人是天地之心，而人的良知就是至善本性的发见。这一本性就是“未发之中”，就是复活在你心中的主耶稣。人们只要遵循往圣先贤的遗训，戒慎恐惧，存诚修德，就可以复其“未发之中”。致之于用则有“中节之和”，而可以开太平之业。那时候一切不发达或落后的恐惧就完全摆脱了，闪耀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光明、自由和繁荣。所以本文以宋代大儒张载先生所说的四句话作结：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附志]中庸二字，千古无确解。唯程子“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的解说为近之。但程子没有说出不偏以什么为准，和“正道”确指什么，则又增加一待解说的名词而不能使学者更明白。
中庸的中指性的本体（仁），庸，常久不易也。永远不偏离天命之性的本体，故谓之中庸。第二章以“时中”释中庸。时，常常也；中，本体也。“时中”即时时依于本体之意，故可以释中庸。
《中庸集注》说：“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则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这样和、庸二字互训，又以中和训中庸之中，于理未顺。因为中庸、中和、时中三处中字，实际是同义的。
我现在引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明它。“未发之中”指性的本体，在基督教的语言，则是“复活在你心中的主”。中庸就是“永远和主在一起”的意思。马克思说：不懂一种外国语言，则对本国语言也只懂一半。我窃有取于其言。要精研儒教，最好兼通基督教，因为两教奥义的最深处，都难以直接解释；只有互相对照，才比较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