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启示

　摘 要：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呈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特征规律和建设实践与人类文明孕育、发展和盛衰紧密相关。中国古代文明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环境思想。本文从多学科交叉视角，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思想及其给现代社会的启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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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思想；现代社会
　　
　　人类和经济社会发展依赖并作用于生态环境，已经历了上万年的历史。生产力水平越低，生态环境对人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呈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古代文明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凭借其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创造了世界上许多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成果。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实践和生态环境建设思想，对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一、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实践
　　
　　石器时期，人类主要是采集和狩猎，兼事渔捞，以取食物。旧石器生活在森林里，已积累了森林方面的知识。早期，采集处于重要地位，主要是索取自然界物质来维持生存。晚期，已利用木材的弯曲和弹性制作弓箭。新石器除从事并扩大采集活动外，狩猎和渔捞有了显著发展。以渔猎为生的包牺氏，已积累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周易•系辞下》）的经验，并引导人识别天、地、水、火、山、泽、风、雷等自然现象。
　　在漫长的采猎过程中，古人对许多生态环境要素有了朴素认识，把周围的动植物甚至山岩、流水看作是自己的同胞姐妹兄弟：芬芳的花朵是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兄弟，山岩、草地、动物和自己同属一个家庭。采集、狩猎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以免遭受饥饿和各种灾害的损毁。如《国语》所言，九州山川河湖，是生存的物质资源，应祭祀保护和利用。为了开辟新食物来源，古人在积累一定的动植物知识后，就开始了植物和动物驯化工作。这也是原始种植业和畜牧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戴圣《礼记•礼运》）而成为始祖。新石器中期的黄帝提出了按时节开发利用山林川泽资源要求，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园林——平圃。
　　夏商周王朝能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生态环境条件是其重要原因。黄河中游地区土质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与长江流域相比，地下水位低，土质渗水性好，不易形成洪涝。即使发生洪涝，也能较快恢复生产。考古发现并证明，夏王朝之所以从小国林立局面中脱颖而出，生态环境是其重要原因。二里头遗址、洛阳皂角树遗址反映的生态信息和历书《夏小正》有关动植物、特别是农作物的记载，详细叙述了夏王朝的生态状况。商周王朝在中原地区相继建立，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中心，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地理和生态环境条件有关。周朝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山川林泽更为重视，制定了一整套的保护政令、制度和办法，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人员对其进行管理。如兽人、猎人管理田猎，山虞、林衡管理山林，川衡、泽虞、渔人管理河川湖泽等。整个周代，在保持生态平衡尤其是在山林湖泊和动植物管理与保护方面积累的经验与过去相比要多得多。《易经》中的卦爻辞记录了周人的多样化生态环境活动，提出了根据季节和林木生长规律进行合理采伐的思想。《易经》对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精辟论述，是一笔宝贵的生态文明遗产。
　　可以说，三代时期的生态环境条件极为良好，这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使中国较早地进入了农业文明。黄土高原之所以成为早期的农业起源中心，与所处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黄土高原在当时既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带，又是丘陵地区，有着极为良好的聚落和生态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是气候温暖湿润、河流纵横、湖沼密布、植物葱郁、动物繁盛，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诗经》曾描写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末）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的古人生活，共收入诗歌305篇。《诗经》提到的植物近一百五十种（树木约五十种），对植物和野生动物生长生存的习性与环境都作了较多记载，其中对黄土高原东南部的植物记载尤为详细。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实践全面推进时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居于世界领先时期。管仲从强国富民高度，强调了保护山林川泽与生态环境资源的重要性。管子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专长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龟鳖虽多，网罟必有正。”（《管子•八观》）他还告诫统治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天下王”，“原野的五谷生产，观一国之饥饱；以山泽、桑麻、六畜之产，观一国之贫富”（《管子•八观》）。孟子主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且力主用养平衡。战国时已把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上升为治国安邦之策。荀子在《王制》中提出了许多反对过度开发山林川泽资源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主张。汉代，虽出现了大量垦荒现象，但就全国来讲，生态依然平衡，环境同样良好。西汉的《尔雅》和东汉的《说文解字》收录了大量树木和鸟兽，其中对不少鸟兽的分类和命名沿用至今。战国以前的林业活动一般依附于虞衡业或园圃业，战国后就发生了变化。《淮南子•主术训》在谈到汉代农业生产时，特别提到“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表明林业已和五谷、六畜、桑麻并列，为农业生产重要项目，成为了独立的生产部门。从《四民月令》和西汉王褒《僮约》中发现，汉代已出现了大规模经营经济林或用材林的业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斗争激烈，战乱频繁，退耕还牧，粗放经营，生态环境建设进步较小，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倒退现象。但在南方经东吴孙权及后来的六朝政权后，因恢复和推行新的耕作制度、植保技术、垦种方法等，出现了较大转机，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也有了提高，且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对自然界存在的食物链有了更加独特的认识。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编撰的《齐民要术》既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农书，又是一部内容丰富、作用巨大的生态环境著作。书中以蒜为例，总结了生物的变异与生态环境条件改变之间的关系；以豆类作物肥田益稼为例，论述了共生互利关系；以桑椹子、黍、麻楮为例，提出了共生互养办法，对生态平衡和生物间的相克相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隋唐时期虽然较短，但生态环境趋于良好。北方夏热冬暖，南方酷热多雨，林木繁茂。又因国家再度统一，重视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普及生产技术。北方的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发展，南方则更进一步提高。隋炀帝在认识到林木有保持水土和保护河岸作用后，曾下令规定淮南各州郡沿河植树。唐朝安史之乱前，政权稳定，文化开放，气候温暖，植物茂盛，生态力富足，虽鼓励农耕但趋于平衡，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寄情山水，追求自然风光和山林情趣，出现了建造私家园林现象，并使我国建筑、特别是园林由宫苑向自然山水方面转变，产生了写意山水园林景观。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因人口增加而加大了垦殖力度，北方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大破坏，但南方则因人少地多，生态环境依然良好。就全国而言，陷入了粮紧增人、粮丰人增、粮紧又增人的怪圈。人口膨胀，必然加大垦殖，加大垦殖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破坏必然减弱抗灾害和抵御危机能力。其后的五代十国，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恶化。
　　北宋虽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但在经济上赤地一片，是中国历史上贫弱无力时期，又因黄河改道，频繁决口，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害。北宋庆历年间的第三次黄河大改道，预示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全线崩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崩溃，促使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宋代不得不放弃多朝故都长安与洛阳，向资源丰富的东南迁移，以致南宋乐于江南，不愿意返回不毛之地。也正因为南移，把北方的先进技术带到了南方，与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结合，才使全国的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期间，张载提出了“天人合一”（张载《正蒙•乾称》）主张，力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和“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并以此确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准则。随着经济好转，研究生态、园艺、造林等动植物及其保护利用的人物及其著作也不断涌现，并出现了一大批成果。根据《我国农学书录》记载，宋代农书著录有一百多种，而花木栽植技艺方面就达三十多种，并极大地促进了花卉业发展。植物类谱录著作的繁荣带动了动物谱录发展，宋代谱录类著作中关于动物的谱录相当丰富，种类繁多。
　　明清时期走上了一条以鼓励垦荒为主，辅以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完善仓储赈济制度，以达到最大限度增加土地资源，养活被现有耕地挤压出去的过剩人口的老路。总体上看，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虽没有多少进步，但在人与自然、生物资源培育、保护与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理论方面却有较大进步。顾祖禹等人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外部的、非决定性的条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向复杂化；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但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媒介，技术水平较低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较大，技术水平提高时会减少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这种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思想，已揭示出生态文明思想在明代已发展成熟。康熙雍正时期为清代封建经济极盛时期，但因垦荒过度和农民战争频繁，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但值得重视的是清末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先后写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我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系列文章和著作，详尽阐述了他的地理、生态和环境观。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地区（域）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在《饮冰室文集》中梁启超指出，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是因为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悉听环境宰制。梁启超还深刻分析了环境与国家形成的关系，认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使不同地区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他在分析高原、平原、海滨等地理、生态和环境特征后指出：高原地区草木茂盛最适于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内部缺乏统一的内聚关系，所以不能形成国家；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利于灌溉，适于农业，人民皆土著，血缘与地域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就容易形成巩固的封建统治；滨海居民濒海而居，富于开拓冒险精神，因而濒海国家发展较快。这些观点已注意到了地理、生态、环境在国家形成、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的意义及其相互作用。
　　
　　二、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思想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建设的思想，通过研究和总结，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一）产生并树立了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观念
　　《国语•周语下》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祟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者钟也。夫天地成而拘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汙库，以钟其美。是故聚而不阯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这里既指出了生态环境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又论述了开发利用自然必须依据自然规律及其状况而为的道理。《札记•郊特牲》中的“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虽是腊祭歌词，但反映出古人对生态平衡的理解和良好祝愿。先秦的思想家大多有了生态意识。管仲提出，“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是国之贫也”（《管子•立政》），“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平衡)焉”（《管子•七法》）。荀子既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又主张对生态问题给予高度注意，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要求。《礼记•月令》详细记述了先秦时按季节安排生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汉代，则有了更为强烈的保护利用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方面的意识。“故先王之法，数不掩群，不取麝天。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不得布于野，獭未祭色，阁罢不得入于水，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孵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是故草木之发苦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源，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刘安《淮南子•主术训》）古人向来把自然生态环境看作是赖以生存的条件，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以及“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成阴而众鸟息”理念，同时，还注重“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想环境，推崇“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郭璞《葬书》）生态模式，要求住宅和建筑物要背倚连绵山脉，前临平原，要两侧水流曲折回环，水质清晰，交汇于前，要左右护山环抱，山上林木葱郁。帝陵和一般墓地更是如此。
　　
　　（二）积累并总结了保护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的经验和知识
　　如何保护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中国传统社会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许多富有特色甚至居于世界前列的思想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自然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传统社会中的不少统治者虽没有处理好开荒耕种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但对自然资源被破坏及其后果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夏禹治水，曾度九山，开展大规模山林测量，实为全面掌握自然状况和更好保护利用资源。《汉书•贡禹传》记述，贡禹是第一个认识到过度采矿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效应的人，“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并强烈反对无节制凿井和采矿。《周礼•山虞》中的“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列），而为之守禁”，意思是对山林中的各种资源设立“蕃（藩）界”，表明先秦时已建立了类似现在的资源保护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月之所息，雨露之所养，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这里对牛山遭受破坏进行了生动阐述。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许多关于保护、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在后来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周礼》、《淮南子》等对这方面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
　　（2）对森林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夏商周时期，在对原始植物基本分类基础上，强调适时开发利用山林资源。如《 逸周书•文传解》所记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春秋时，规定邦国、王公贵族采地、社坛等处必须种树，要求生产中贯彻“土宜之法”，采伐时重时禁。《管子•禁藏》指出，“当春三月……毋伐木，毋夭英（草木之初生），毋折竿（笋之初生），所以息百长也。”战国时，《孟子》和《荀子》提出了森林资源是可更新思想，对后世森林经营利用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的《汜胜之书》和东汉的《四民月令》总结了一整套树木栽培技术。西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关于树木害虫生物防治法著作——《南方草木状》。刘宋时，出现了中国第一部竹类专著——《竹谱》。隋、唐继前代实行永业田制度，劝民主种桑、枣、榆等树木。宋、元则鼓励百姓种果植树，尤其是元世祖，还规定了每人的植树株数，且以成活为准，同时，强调保护幼苗，以利其生长。《国语•鲁语》中有“山不槎（砍）蘖（新生枝条），泽不伐夭（未长成之草木）”记述。为保护森林资源，古代还制定了“火宪”。“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蔬），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王制》）《月令》季春之月“毋烧灰”，《田律》“不夏月，不敢夜草为灰”等，都是“火宪”的具体要求。

　　（3）对鱼类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先民虽然以采集、狩猎、渔捞为生，但随着知识的积累，生产工具的改进，逐渐悟出了许多道理，增强了更多理性。如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发现的新时期时代的半坡型彩陶盆上就绘有鱼纹。河南安阳县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的漆雕花木器所镶嵌的蚌壳、蚌泡和殷墟5号墓出土的大量玉制鱼，表明商代的先民已不再把鱼仅当成食物。约在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周礼•地官司徒》，已明确把鱼类归称为川泽动物宜鳞物加以保护。同森林资源一样，也有时禁要求，只许在一定时期内捕鱼。“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荀子•王制》），“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田渔以时，……鱼鳖归其泉”（《逸周书•文传解》）。即在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孕别之时可捕捞，而怀子与产卵期间则禁捕，说明当时已注意到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类资源。《逸周书•大聚解》中的“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与云梦秦简《田律》的“毋毒鱼鳖，置穽罔（网），至七月而纵之”等，把什么时候允许、什么时候不允许捕捞，甚至不准使用毒药都讲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即使允许捕捞，也禁止使用小鱼网捕鱼。所谓“鱼禁鲲（鱼苗）鲕（小鱼）”（《国语•鲁语》）就是这个道理。《孟子•梁惠王上》也有“数罟（密网）不入氵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之记载。《淮南子•应道训》中记述了春秋季子把亶父治理得很好，渔民自觉不取小鱼的例证。
　　（4）对野生动物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重点在分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问世于春秋的《禽经》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鸟类的专著，记载了鸟类数十种。《周礼》对中国早期的动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宋代《尔雅翼》中《释兽》收录了兽类84种，《释鸟》收录了鸟类58种；《本草纲目》收录禽类76种，兽类78种；《康熙字典》收录兽类236种，鸟类439种；《说文解字》收录鸟名近100种，兽名50多种。分类的目的在于了解掌握生态习性、分布状况和保护利用。《逸周书•文传解》中的“畋猎以时，童不夭胎，马不驰骛，土不失宜”与“畋猎唯时，不杀童牛，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淮南子•人间训》中的“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等要求，虽为保护幼小和怀孕禽兽以及尚未孵化的禽卵，但实质上是为了保护各种群能够正常生长和繁衍，也充满着辩证思想。《周礼》中还有掌管狩猎的“迹人”，专门惩罚“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淮南子•说山训》也提出了“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要求。鸟类保护方面突出了对益鸟的保护，并以法令作出规定。如《汉书•宣帝纪》所录的元康三年夏六月诏中就有“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等记载。汉代更为完善，浙江会稽地区制定了保护益鸟的专门法规。如阚骃《十三州记》中说“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草根，秋啄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宋代浙江等地出台了禁止捕食青蛙法令。明代徐光启在编撰的《农政全书》中还总结出了根据野生动物的反应预测天气变化的办法。

　（5）对土地和水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淮南子•齐俗训》载，尧帝治天下时，就已引导人们“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并进行生产区划，做到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合理利用各类土地。《管子•地员》将土壤按质地、颜色、酸碱情况、含水量、肥力、光照等要素分成18类，并详细论述了各类土壤与植物、树木的分布和生长关系。《太平经》从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出发，提出了大地是人类和万物的母亲、水是大地的血脉等许多珍贵思想。“天地中和三气”，“共养万物”，“天主生，地主养，人主治理”，“地者，万物之母也”，应该“乐爱养之”，而人却“妄穿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类似的论述在《太平经》还有很多，如人乃甚无状，共穿凿地，大兴起土功，不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黄泉，浅者数丈。今天下大屋丘陵冢，及穿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竖柱，妄挖凿沟渎，或闭塞壅阏，当通而不得通者，几何乎？并进而指出，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地之肉也，必须要爱护而不能肆意破坏。某些阐述在今天看来虽有唯心，但其主旨是强调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刘向《别录》曾指出，“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说明了河患发生与水土流失、山林破坏三者之间的关系。明代刘天和在《刘庄襄公奏疏》中的“治河六柳法”、清代傅泽洪所撰的《行水金鉴》等，其思想观点都是防洪与水资源利用方面的代表。
　　
　　（三）探索并创造了建设生态环境的技术和办法
　　传统社会中探索并创造出了许多相生相克、用养结合、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因地制宜的生态环境技术与办法。战国《吕氏春秋》的“任地”篇里提出了“地可使肥，又可使棘”方法，主张将土地中得到的返还给土地。宋代陈甫《农书》“粪田之宜”里有“土弊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种三、五年，地力已乏。其语殆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何弊何衰之有”记载。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对地力常新说的论述。欧洲人对中国土地长期种植而地力不减感到十分吃惊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创造了用耕作技术改良土壤性状，用轮作技术增强土壤肥力的缘故。《齐民要术》记述，稻子收获以后，不要全部种小麦，而要抽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油菜。一亩油菜收菜籽二石，榨油八十斤，饼一百贰拾斤，可作三亩地肥料，供两茬庄稼消耗。明后期南方还创造了“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高明县志》上有鱼塘边上的埂种桑，桑养蚕，蚕屎喂鱼，鱼粪成塘泥，塘泥作庄稼肥料记载。北方则创造了粮、草、畜三结合生产方式。如问世于清代的《知本提纲》曾总结为，地虽瘠薄，常加粪灰，皆可化为良田；多积粪境，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地力新壮，究不少减；产频气衰，生物之性不遂，粪沃肥滋，大地之力常新。诸如此类的生态环境技术与耕作办法，才使土地在长期集约耕种情况下，没有出现欧洲多次出现过的大范围地力衰竭现象。换句话说，良好的生态环境储备与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森林滥伐、土壤侵蚀、沙化等影响持续发展的因素。这也是中国传统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形成并制定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法规和措施
　　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传统社会中历朝历代都曾制定过一些有益的法规和措施，都比较重视植树造林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殷商时，有禁止在行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如《韩非子》所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秦国也有类似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周礼•地官》也规定：“凡窃木者，有刑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对生态环境进行立法的国家，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云梦秦简《田律》。不少帝王和地方主政者也颁布过许多一时一地诏令。《汉书•文帝纪》十二年，“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汉书•景帝纪》三年下诏，“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西汉龚遂任渤海太守，曾“令口种一树榆”（班固《汉书•循吏传》）。东汉郑浑任山阳、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陈寿《三国志•卷十六》）作要求。十六国时，张骏割据凉州，因河岸不生楸、槐、柏、漆，曾“取于秦陇而植之”。北魏均田令规定“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魏收《魏书•食货志》）。这些规定和措施，虽有保护民户利益思想，但它对林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起了重大作用，以致五代后晋和后汉年间，朝廷仍反复重申“不得以桑枣为柴，官场亦不许受纳，州县城门不令放入”（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帝王部•务农》）之规定。宋太祖建隆二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二月，一切捕捉鸟兽鱼虫之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这些既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法令，又是依法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思想。
　　
　　（五）产生并培育了博大精深的生态环境文化
　　生态环境文化作为亚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如在土地文化方面，对土地的认识以及土地的内涵和属性演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显著位置。《三五历记》说“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以天、地、人为三才，天道、地道、人道统一于乾坤、阴阳、刚柔之中，并发生作用。《老子》推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乾坤一体，人与土地相合而生。管子则站在更高层面，赋予“地者，政之本也”（《管子•乘马》）地位。史书记载，山西省万荣后土祠是中国土地文化最早的“根”和最古的“源”。轩辕黄帝曾在此祭土，汉武帝曾以此留下《秋风辞》。从汉代至宋代，历代皇帝曾先后二十四次到此祭祀。至明代，祭土仪式才迁到北京天坛。又如森林文化，森林作为早期人类采集谷果、狩猎打鱼、营筑蓬舍、结社群居、繁衍进化的重要场所，是人类文化的摇篮。中国有树神崇拜的传统，夏后氏为松，殷人为柏，周人为栗。儒家学说和孔子，是在杏树园里教学讲道、授业解惑和辑录成册，并影响后世二千多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除专业农书外，《山海经》、《轩辕本纪》、《尚书》、《诗经》等有许多关于森林文化的内容。传统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作品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森林，并阐释了植物构成的“生物场”对人的精神、情绪、身体、长寿等方面的影响。此外，还存在大量史前人类崇拜鸟雀的确凿证据。半坡文化中的“鱼鸟图”，鸟就是男人，鱼就是女人，鱼与鸟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两性世界。古代风水学中也十分重视植物与住宅等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并有大量论述和文献书籍。生态环境文化中的草原文化、海洋文化、江河文化、气候文化、竹文化、花文化、茶文化、园林文化、森林旅游文化等，其发生发展、成熟完善、形式内容和影响作用，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中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价值。如海洋文化，《尚书•禹贡》、《四部备要》经部、《宣和奉使高丽经》、《史记•天官书》等，对早期的海洋活动、海市蜃楼成因、幻化力量等都有详细记载和阐述，并赋予了无穷无尽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全世界海洋事业和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六）重视并强调国家对生态环境资源的调控和管理
　　资源稀缺存在于一切社会与时代，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在传统社会，生态环境资源大都为国家所有，尤其是其中事关国计民生的资源。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实行了征收山泽税办法，西周之后又先后制定了矿税、盐税政策，并以此来管理各类资源的开采利用。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郡都设了盐铁官署，负责“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工作。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国家收入，又避免了植被因盲目开采而破坏和水土流失现象的发生。《史记》和《尚书》中也有舜时期就设立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及其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记载。传统社会中，调控力强弱主要体现在土地与人口两大问题上。墨子被看作为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他从土地与人口、人口与环境、农业与自然界比例出发，提出了“率万家而城方三里”观点。管仲提出了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生产力的观点，他在总结过去处置山林川泽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调控管理办法，并增设相应官吏来监督执行。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的以土地资源存量来调控人口增长，依据人力来发展生产的观点，在当今仍有现实意义。韩非认为，财富多少，不是看绝对量，而是由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来确定。他的人口应与财富成倍增长的主张，比马尔萨斯提出人口与财富比例关系早了二千多年。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是古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同样需要国家调控，否则，会带来负面效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兴修水利过多，且各自为政，会使内陆河流越来越细，流量越来越少，产生更多的干旱风沙灾害。如《五凉全志》有“浴河棋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日涸，土地泽饶，变成往事”之记载。

　　
　　（七）注意并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转型或政权更替不仅仅是政治概念，而且也有生态概念。社会转型或政权更替往往受到生态条件及其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记载，盘庚迁都是因为丧失了生存环境。《史记•周本记》中的“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即指夏朝灭亡是因伊洛干枯而致，商朝灭亡是因黄河干枯而果。生态环境对社会的形成发生影响，社会发展又对生态环境发生作用。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决定其开发利用方式，影响生产力发展。开发利用方式更多取决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能保护生态环境，也能改变甚至破坏生态环境。如古代创造的旱作保墒技术就因应了南北朝的干旱气候。传统社会的社会动乱多半与生态失调有关，而过度垦殖是生态失调的重要原因。垦殖虽为一时的社会发展和人口激增奠定了物质基础，但长期垦殖过度就严重破坏了自然状况和生态条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气候恶化等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如伯阳甫所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国语•周语》），“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先秦时，人口少，开发规模小，自然生态良好，统治者和百姓又重视生态保护，社会因而和谐稳定。汉以后特别是明清，尽管出现了康乾盛世，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态保护，加上大规模开发土地和开矿冶炼、建筑用材、砍柴烧炭、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出现了生态环境时好时坏，甚至在不少区域被严重破坏的局面，以致社会发展大起大落。如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因其辉煌的成就而享誉世界，但又因其多为木结构而影响了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甚至产生了破坏性作用。
　　
　　三、传统社会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给现代社会的启示
　　
　　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建设实践和建设思想考察研究后发现，人类要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就一定要尊重生态环境规律，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就应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类要应对和摆脱目前的生态环境困境，就应在重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最终通向自由王国。另外，传统社会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实践和思想又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本应该注意或者应引起重视的启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有四个方面：
　　
　　（一）关于正确认识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就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个生态环境建设而言，虽然受农本思想、政权更替、人口激增、过度垦殖、滥砍乱伐、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甚至有因这些因素阻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影响国家政权构成的现象发生，但它是一时、断裂、区域的，而不是长久、持续、全局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个传统社会留给现代的关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持续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及其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成果。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思想、智慧、知识和技术，及其遗存下来的文明成果，已引起了许多外国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如汤因比、施韦泽、铃木大作、池田大作、岸根作郎、岩佐茂、R•纳森、M•马斯洛、F•卡普拉等曾指出，传统思想特别儒教、道教、佛教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其成功范例或技能经验能给今天以启示。现代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许多思想、理论和技术，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许多都能从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思想中找到它的根源。因此，对整个传统社会，特别是对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态观、环境观和发展观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行科学合理的继承和扬弃，有助于我们依靠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去服务于现代生态环境、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关于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自然力的作用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主导因素和根本力量，而一切生产力都可以归结为自然力。自然力是生产力，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对马克思关于自然力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或未给予足够重视。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应该给予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可以借助自然力（包括人这种自然力）去作用于自然界，并使其为自身服务。但人不可能完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也不可能完全支配其他自然力，所以在支配和运用自然力的过程中常常会遭到某些自然力的报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因为科学能揭示出自然力的更多表现方式或作用途径，技术则可以开发更多的自然力，并解放自然力。人类社会要不断向前发展，就需要就必须进一步支配好自然力，发展好生产力，并发现和开发更多的自然力来为其服务。对传统社会的生态文明实践考察，已充分证明了自然力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力量和作用。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在当今应进一步发展。我们今天要发展生产力理论，就是要在发展和创新科学技术生产力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上，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力理论”进行具体化实践。其中的重点是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动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三）关于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极富现实意义的问题。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不同时期或区域始终都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政府的决策和运行、政策法规制定以及社会某些制度的形成，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甚至还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越低下，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明显。而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往往会导致原有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肯定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又要充分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应努力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尽可能解决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片面与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克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全面进步、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要时刻注意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在改变生态环境中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就是变生态环境物为社会财富的过程，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解决人类需要增长与生态环境有限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当前，尤其要提高对生态环境价值及其资源有限性的认识，并通过制定和完善各种配套的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切实转变生产方式，尽快摆脱高投入、高开发、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模式诱发的生态环境危机。
　　
　　（四）关于充分认识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
　　人类的生产活动可分为物质产品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生产、制度生产、精神产品生产、生态环境生产等六个方面，与这六种生产活动相对应的文明成果分别表现为物质文明、人本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处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是其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本文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口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是其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文明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城乡、社团、社区、民族问题等是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文明处理人与政治的关系，物质文明处理人与物质的关系，精神文明处理人与精神的关系。生态文明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各个领域，并为其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态环境基础，而其他文明则不能包容生态文明的全部内涵。追求文明，创造文明，享受文明，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生态文明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代表着文明的发展方向。如何从一个全新视角去审视已有的文明，去推动新文明形态建立，去选择实现新文明形态的路径，已成为现代文明自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需要人类共同抉择的一个迫切问题。中国在弘扬传统生态文明思想和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理所当然应为确立和发展新文明形态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结语
　　
　　生态环境是一切生物生存的摇篮，人类始终生存于生态环境之中。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一个有价值、处于前沿的研究课题。考察和研究表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道路与进步，与生态环境的变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就如同心灵和躯体一样密不可分。生态环境的变迁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区域特征，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对应的规律性、区域性和民族性。传统社会和思想中蕴涵着的生态环境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重视和加强生态环境史研究，对充实和丰富生态文明史乃至整个文明史有着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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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林甘泉.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曾正德.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N］.光明日报,20020513(2).
　　［4］ 王巍.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N］.光明日报,20030202(7).
　　［5］ 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学在现代化中的价值［EB/OL］.［20041024］. http://www.agrihistory.net.
　　［6］ 于希贤.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渐变与突变［EB/OL］. ［20030101］. http://beautifulthing.bok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