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治理与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引起关注、议论，反腐取得成绩不可否认，腐败普遍性是事实。议论焦点在哪里？制度反腐叫了多年，“无关论”是否有意回避产生腐败问题的制度性根源？热点不断变化，但从“谁害了李真”到“谁害了陈良宇”质疑声没有断过。腐败产生原因分析，从个人内因找变坏的依据，到制度性分析，不得不检讨反腐制度安排。中国政治文化：理想化、完人逻辑；一直走不出封建集权专制主义阴影；没有形成“分权制衡”、“有限权力”理念。制度反腐，必然触及民主政治话题，也必然涉及比较、学习的方法问题。缺乏有效制约的公共权力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权力是核心问题，民主政治制约权力最成功。“无关论”出自高官之口，意义非凡，有人想为不必要实行民主政治寻找托词，并进行“民主政治不好——现存体制（社会主义）不坏，而且优越”命题的理论论证，为现存体制（社会主义）寻找存在下去的依据，如此好，何必改？！

　　“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干以胜的讲话引起网民关注与议论。为什么一个人的讲话产生如此效果？一是干以胜身份特殊，现任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过去曾有过类似的讲话，大多出自退下来高官之口。二是场合特殊，此话是在面对众多媒体的记者会上讲的。

　　这位高官发出的声音，引起关注、议论十分正常，反映国人对腐败治理的关心。干以胜说的有些话，我也是赞成的，这些年共产党反腐力度加大，官员腐败有所遏制，取得成绩不可否认；“腐败越反越严重”议论与事实不符，重视反腐比放任自流好！

　　说到腐败普遍性，任何社会都存在，这是事实。“腐败作为‘政治之癌’，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秦德君：《政治设计研究》）腐败的普遍性，从法国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写的《政治的罪恶》书中可以大把找出依据。的确，“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干以胜）。

　　是否有意回避产生腐败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对“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议论的焦点在哪里？一是制度反腐叫了多年了，现在“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了，是否有意回避产生腐败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是否有意回避中国腐败现象带有体制性、制度性特征这一基本事实？

　　“谁害了李真”到“谁害了陈良宇”，翻出几年前的报道与议论，贪官感叹：“来钱来得太容易”（成克杰）、“拿钱拿麻木了”（毕玉玺）、“没人管”（胡长青）。人民议论：前腐后继、家族腐败、窝案频发、边腐边升、清官犯事、好人变坏人、政治生态染缸效应、官潜规则：淘汰清官等。人民质疑：谁来监督一把手？谁来监督省委书记（程维高）？谁来监督监督者（灯下黑现象）？谁能监督最高权力？

　　几年来，热点不断变化，现在网民议论较多的是为什么官员腐败得以轻松“做大做强”？腐败数额巨大，查明的腐败数额没有“来路不明”的多，而且成了普遍现象，为什么？官员国外买房、子女海外就学，何来如此能力？金屋藏娇，情妇一养多年，有的还养了多个，真的就发现不了吗？议论热点不断发生变化，但从“边腐边升”到“带病提拔”，从“谁害了李真”到“谁害了陈良宇”，质疑声从来没有断过。

　　对腐败产生原因的分析，一段时间，官方只从个人内因找变坏的依据，治理腐败也停留在道德层面，重点放在官员教育上，并想了不少办法：官员承诺、夫人监督、小眼瞪大眼等。治理腐败也寄希望于“清官”的大量涌现；寄希望于贪官们“贪生怕死”的“觉醒”，“官员会因腐败处于恐惧、自责、内疚之中而担心付出生命代价”。

　　停留在道德层面的招数不灵，怎么办？所以不得进行制度性分析。认为中国的腐败现象带有体制性、制度性特征，提出制度反腐概念，搬出邓小平的讲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承认中国腐败现象带有体制性、制度性特征这一基本事实，不得不检讨反腐的制度安排，何时跳出自我监督的圈圈？“钦差大臣”何时了？尴尬的监督——“请鸡监督狐狸”，人们提出质疑：内伤外治行得通吗？

　　这些年，反腐制度安排有进步，如监督省委书记，监督地方“一把手”，中央实行“垂直管理模式”，直接调控省纪委“一把手”，但“谁来监督最高层面的一把手”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制度反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前些天在“两会”上也有此方面的讲话：“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从源头上遏制铺张浪费等现象的滋生。”只是提法上出现了变化，最后一句从过去常提的“腐败现象”改为“铺张浪费等现象”。
制度是观念的外化形式，以海上冰山比喻：制度是冰山露出海平面的山尖部分，而理念、文化才是冰山处于海平面以下的主体部分。由于治理腐败长期停留道德层面，加之中国几千年封建集权专制主义影响，所以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在治理腐败方面成了大问题。1．中国政治文化的理想化、完人逻辑。我们的官员（特别是高官）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都是“坐怀不乱”的好人，都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完人；官员与平庸、错误无关，有着居高临下教导小民的特权，所以才有陈良宇“强调反腐倡廉不放松”（2006年08月16日）的讲话，所以才有“廉政从你们做起”的议论。

　　2．“我的地盘、我作主”，“全在我的掌控之下”，中国政治文化一直走不出封建集权专制主义阴影，清官、明君是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政治权威；帝王意识、土皇帝情结、极权思想仍大有市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绝对权力的容忍，对分权制衡的偏见仍在产生影响。

　　3．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没有“分权制衡”、“约束权力”、“有限权力”理念，约束官员权力，马上招来不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约束权力，进行监督，是不信任的表现，所以有人质疑：“谁把官员宠坏了？约束权力、限制权力，涉及分权制衡的制度创新，涉及民主政治的“三权分立”理念，立即引起“影响官员权威，势必降低效率”的担忧。“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俞可平）。

　　腐败治理不谈民主政治，有问题；要谈，话题敏感

　　二是制度反腐，制度创新，必然触及民主政治话题。腐败治理不谈民主政治，是有问题的；但要谈民主政治，话题又是敏感的。制度反腐，制度创新，也必然涉及一个比较、学习的方法问题。“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干以胜），比较，专找那些“存在严重腐败的国家”比，是可以比出“信心”，比出“优越性”来，“存在严重腐败的国家”之所以存在严重的腐败，是否应继续追问下去？

　那些较好解决腐败治理问题的先进的、成熟的、“老牌”的民主政治国家，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亚洲的日本、印度等国家，有很好治理腐败经验可以借鉴，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比较的对象？不能成为学习的对象？比较、学习选择最优，才有价值；有病才会选择本身腐败问题成堆，且无力解决的国家！南美、东南亚等一些虽实行民主政治制度但仍不成熟的国家，不能提供解决腐败问题好办法，为什么要学习他们？更不可能去学习非民主国家，如朝鲜。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今天，高度集权专制就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吗？我看未必！
说到民主政治，俞平可说：“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请问谁能找到治百病的万灵药？找不到，就不治病了吗？！同理，找不到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就干脆不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了？！

　　有效制约权力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民主政治最成功

　　没有一个真正的老牌民主国家否定腐败现象的存在，更不可能放言“杜绝了腐败，根本铲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而所谓的“民主神化”、“民主神坛”，只是比较优势的体现。有网民议论：“为什么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官员，在政府官员廉洁的问题上，比不上比咱们的制度落后一个档次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更廉洁，我们拿什么来说服广大的群众，我们的社会制度比他们更加先进？”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系指个人、小集团）的行动和现象。”（洋龙：《反对腐败的政治学思考》）所以说，缺乏有效制约的公共权力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名言所说：“权力易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化。”

　　如何根本治理腐败？民主政治发展史，权力一直是核心问题，从两权分离（国王治理权与司法独立审判权），到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从限制国王权力到限制官员权力。“人类发展到今天，制权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以法制权’，二是‘以民制权’，三是‘以德制权’，四是‘以权制权’。‘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有效的方法。”（秦德君：《政治设计研究》）民主政治制约权力最成功，民主政治的确无法根除腐败，但是民主政治从根本上（以权制权）下功夫，通过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防腐、反腐问题。

　　制约权力，宪政的制度安排。权力的分立、权力的制衡，作为宪政的核心内容，是根治绝对权力顽症的良药。宪政观念根据有二：一是公民权利之脆弱性；二是国家权力的扩张性。“三权分立”理论是担心绝对权力产生并导致“腐败”与“暴政”而提出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制约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

　　对腐败治理根本问题的有效解决，充分证明民主政治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实行民主政治，有些腐败现象不可能出现，无外不在的监督触角（不仅只有法网恢恢），官员就象生活在透明鱼缸里的金鱼一样，官员腐败等不得“做大”就暴露了；金屋藏娇不可能一藏多年；“来路不明”的不义之财藏匿更难了。在腐败治理问题上，制度安排比“官员承诺”更重要，制度不好，想不腐败也难；反之，官员想变坏，也是不容易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南巡讲话》）。民主政治提供了较好的反腐经验，这正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为什么不能大胆吸收借鉴？

　　“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出自高官之口，意义非凡

　　“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出自高官之口，意义非凡，并不是一些网民所说的干以胜不懂“常识”那么简单。从俞可平的“民主不是好东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理论，到“中国被赶上了民主悬崖”的文章，到干以胜的“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讲话，是有内在联系的。

　　一是以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腐败为由，为多年的反腐无力寻找借口；同时借机打压民主政治，为中国不必要实行民主政治寻找托词，实际上是讨伐民主政治的延续。二是从理论上论证“民主政治不好——现存体制（社会主义）不但不坏，而且优越”这一命题，目的为现存体制（社会主义）寻找存在下去的依据，如此好，何必改？！为今后中国走什么路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论”回来了，为什么要走民主政治之路？

　　可见，中国正在逐步滑入“复兴儒家学说，否定民主政治”的泥坑，另一个事实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信念发生动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有步入低潮的迹象，民主政治前景不妙。有网民质疑：民主政治有那么可怕吗？闭关锁国，人们不会议论这些问题，只是与现在的朝鲜一样，会以为全世界都在“仰慕”我们，还有许多“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呢！可现在国门开了，关上就难了；“见多识广”，人民早有了辨别能力，再愚弄就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