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姓氏和籍贯的选择。姓氏方面，旗人不但选择王、张、赵、刘、李、吴、马、田、胡等常见汉姓，也有那、索、倭、钮、侃等稀有汉姓的选择。旗人姓氏的选择还表现出同一区域相对集中的特征，例如广州驻防旗人主要选择了佟、鄂、那等姓。在旗籍的选择方面，区域性特征也很明显。根据民国政府历次公布的《铨叙局汇编直隶等省旗员入籍加姓表》以及内务部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各地旗人易籍选择比较集中。北京旗人通常改隶大兴、宛平、宝坻、昌平、沧州等地，奉天的多选择奉天府、锦县、盖平县等，山东的一般选择招远、章丘、益都、海阳等县，湖北的选择江陵、江夏等地，江苏的则选择江宁、句容等地。而京畿地区是众多旗民主要的易籍之地，如大兴、怀柔、宛平、通州、顺义、涿州、房山、密云、迁安等地。现存的有关档案资料显示，相对较多的旗民选择了易籍京畿。1914年是各地旗民易籍请求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年2月23日(民国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陆军第一师各营官兵大部分原“隶旗籍者”呈请改籍。根据所呈花名清册统计表明，其中大约95.28%的旗民选择了京畿地区作为易籍之地(参见表3)[5]，体现出旗民对京畿地区的情感认同和不易更改的京师情结。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一九一四年各地旗人请求冠姓更名改籍有关文书1914年1月至11月》，内务部档案，全宗号1001，案卷号1295。
三
旗民冠姓、更名、易籍，是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既反映了民初旗民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深刻变化，也体现出作为特殊群体的旗民社会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深刻变迁。
旗民冠姓、更名、易籍反映出民初民族歧视和偏见的存在。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五族共和”思想得到确立，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因而产生。但是，在辛亥革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还存在着歧视满人的现象。这是由于，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及革命初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 “仇满排满”的思想和活动对民初政治氛围的影响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对新的民族政策和关系的正确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歧视的政治氛围下，许多旗民为求自保，选择冠姓、更名、易籍，这种现象的发生反映了时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现代民族国家概念认识的模糊。一般认为，“在国家普遍产生之后，任何民族都归属于一定的具体国家，这一国家既可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这种情形下民族与国家是重叠的，也可能是多个民族相互融合共生共存的国家，这种情形下民族与国家便是不重叠的。现代民族国家大部分表现为后者的特征，即一个国家有多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融合所构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生活于其内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与义务”[9]。从这个意义上说，旗人的姓名、称谓以及出身不应该成为其应享有的平等政治权利与义务的障碍。民族的平等、融合最终应归属于这样一种基本内涵，即相等的政治权利、义务，平等的民族地位，同等的就业机会等，一个民族被迫更名换姓，以迎合他民族的认可，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内涵。所幸的是，民初歧视旗人的现象毕竟是个别的、局部的，在走向平民化的过程中，多数旗人得到了包括汉族老百姓在内的各族民众的扶持和帮助，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冠姓、更名、易籍体现了旗民对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调适和平民化趋势的加强。自1644年征服中原以来，旗人就有了世袭的特权。特殊的地位和优厚的俸禄使得旗民尤其是满族显贵们越来越懒散，生存技能越来越差，清中叶以来，旗民生计问题就日渐突出，至清末，旗民生计更是难以维系。清廷覆亡以后，俸饷的按时发放已成历史。根据优待满族大纲之条件，北洋政府实行“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的政策。民国初年某些地区的旗饷发放尚能保证，但至民国三、四年，饷银渐有拖欠现象，民国七、八年以后，旗民俸饷终成民初一大财政问题。民初，政治剧变，时局动荡，社会进入了新的整合时期，失去优越地位的旗民如何适应这种整合，除了要学会一技之长，凭借自己的能力去获得相应的报酬和地位以外，争取与汉人同样奋斗的外部条件也非常必要。冠姓、更名、改籍，不仅有利于旗人的竞争和生存，更有利于打破旗人传统的社会结构方式，从而迅速融入新的社会秩序中去，这是对新的社会整合的主动适应。不仅如此，冠姓、更名、改籍也是旗人平民化的一个很好的明证，辛亥以后，随着统治特权的丧失和八旗制度的崩溃，旗人社会迅速分化瓦解，很快被推上了平民化的轨道。从歧视汉人到以汉姓为姓，表明在社会身份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大多数旗人对平民化身份的认同和平民化趋势的加强。
旗民冠姓、更名、易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民初旗人社会生活多元化趋势的加剧。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彻底打破了自八旗制度形成以来的旗、民界限，加速了旗民生活的多元化。在平民化的道路上，不同阶层的旗人对新的身份和生活道路的选择各不相同，旗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式日趋多元化。依据有关旗人冠姓、更名、改籍的相关档案史料，一部分有着高度政治敏锐性的旗民冠姓、更名、改籍，迅速披上了时代政治色彩的外衣，很快融入了民初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生活，虽然不能完全跻身于政治权力的核心，但是因此得以紧紧靠近或者加入到民初的主流社会政治生活。此前所涉及的一部分旗人地方官员、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人员和海外留学归来的社会公职人员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较于这些处境较优的旗民，一些以当兵为业的旗民等中间阶层选择军警职业，他们的冠姓、更名、改籍，实质反映了大部分身无所长的旗人对传统稳定生活状况延续的一种渴望。无以聊生的妇孺羸弱和无业旗民不仅处于旗人社会的下层，也处于整个社会的最底端，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摆脱困顿、窘迫的生活状态，更深层意义上的换姓、更名还远未来得及考虑，因而在相关名册表中他们的名字少有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