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障黄河文化的万里长城(2)

　　北印度闍烂达那国。据《慈恩传》，玄奘停留四月，在那伽罗驮那寺从大德旃达罗伐摩学习《众事分毗婆沙》。
　　中印度窣禄勒那国，周六千余里，东临殑伽河（恒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朱木那河，印度五大河之一）中境而流。国有大德名阇耶麴多，善闲三藏。
　　“遂住一冬半春，就听《经部毗婆沙》讫。”
　　中印度袜底补罗国，周六千余里。据《慈恩传》，“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铄论》（唐言《辩真论》，二万五千颂，德光所造也），《随发智论》等。”
　　中印度羯若鞠闍国，周四十余里，位于恒河与卡里河合流处。羯若鞠闍是印度有名古都。《西域记》载：“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
　　《慈恩传》载：“法师入其国，到跋达罗毗诃罗寺，住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曰胄《毗婆沙》讫。”
　　中印度摩揭陁国是五印度大国，位于恒河南岸。
　　《西域记》载：“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摩揭陁国那烂陁寺为当时印度最大佛院，被认为佛教圣地。《慈恩传》曰：“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美，此为其极。”“唯戒贤法师，一切穹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
　　玄奘从戒贤大师学习，在寺听《瑜珈》各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
　　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论，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印度梵书，名为《记论》，凡经五岁。
　　中印度伊烂拏钵伐多国，《慈恩传》作伊烂拏。
　　《西域记》曰：“国大都城北殑伽河。”“伽蓝十余所，僧徒四千余人。”又停一年，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慈恩传》）
　　南印度南憍萨罗国，《西域记》曰：“崇敬佛法，仁慈深远。伽蓝百余所，僧徒减万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其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法师就停月余，日读《集量论》。”（《慈恩传》）
　　南印度驮那羯磔加国，周六千余里。“法师在其国逢二僧，一名苏部底，二名苏利那，善解大众部三藏。法师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都《根本阿毗达磨》等论。波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慈恩传》）
　　西印度钵伐多国，周五千余里。《西域记》曰：“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
　　“法师因停二年，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慈恩传》）仍折回东南还摩揭陁国。据《慈恩传》载：“复还那烂陁寺，时戒贤论师遣玄奘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
　　玄奘又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玄奘还申大乘义，破小乘论。
　　《西域记》载：“为一千六百颂，名《破恶见论》，将呈戒贤法师，及宣示徒众，无不嗟赏。”玄奘名声益起。
　　玄奘应东印度迦摩缕波国枸摩罗王和中印度羯若鞠闍国戒日王的邀请，前去会见。（《慈恩传》卷五作贞观十六年642）。是年腊月戒日王并为玄奘举行盛大的曲女城之会。为召开曲女城法会，“戒日王从数十万众，在殑伽河南岸，枸摩罗王从数万之众，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导引，四兵严卫，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弦奏管，经九十日，至曲女城。”（《西域记》）诸国二十余王，各与其国髦俊沙门及婆罗门、群官、兵士，来集大会，盛况空前。大乘众称玄奘为“摩诃耶那提婆”（即大乘天），小乘众称玄奘为“木叉提婆”（即解脱天），在印度获极高荣誉。
　　次年岁初，戒日王又在钵逻耶伽为立奘举行七十五日无遮大施。会后玄奘谢绝挽留，辞别归国。携带所得佛像和大量佛教经篇，经今巴基斯坦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转东经今帕米尔高原南面的瓦罕谷地，取道天山南路，于贞观十八年（644）到达于阗。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遣人上表唐太宗，陈述“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唐太宗下敕欢迎，“近京之日，空城出观。”
　　唐太宗对玄奘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慈恩传》卷六）《旧唐书》记载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二十年（646）书成表进。
　　玄类从印度携回佛教经论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慈恩传》又载：玄奘奏以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望为国翻译，伏听敕旨。帝曰“西京弘福寺有禅师，法师可就翻译。”《旧唐书》载“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台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高宗时造慈恩寺……入住慈恩寺。”
　　玄奘专事翻译，精通梵文，能直译、意译，译文忠于原意而且流畅，汨译讹误者，也重加翻译。自贞观十九年（645）至麟德元年（664）十九年翻译，计共译成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主要经论有《大般苦经》、《解深密经》、《大菩萨藏经》、《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又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唐太宗为写《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又写《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借以传扬佛教。

　　玄奘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艰辛条件下，“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闻名于世的历史地理名著。综观全书记述一百三十八国（行程五万里，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和得自传闻的二十八国）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地理形胜、城邑关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文字、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等，内容十分丰富精彩，文笔严谨流畅，保存了大量中亚和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瑰宝。现代考古工作者，根据《西域记》的记载，把王舍城的旧址、阿旃陀石窟和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都已发掘出来。《西域记》有法文、英文、日文译本和注释本。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集大成的学者，开创了中印友谊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并将继续起着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著名学者对中国赴印度留学的高僧法显、玄奘等给以高度的评价。印度著名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R.C.Majumdar）在《印度人民的历史与文化》（The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第一卷，对赴印高增法显、玄奘、义净评论说：
　　“三位都在印度许多年，学习了印度语，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度。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
　　在中世纪旅行家中，以所到地域之广、见闻之多、贡献之大而最享有盛名的是杰出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约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出生于巨商之家。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夏，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出发。1272年上半年经土耳其东部，穿过伊朗北部，南下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改由陆路到中国去。经过伊朗的克尔曼（Kerman）、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山脉的东北部，进入今新疆的喀什，走丝绸之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和东部绿洲，经叶尔羌河、和阗、车尔臣、罗布泊等地到达敦煌。36当年玄奘法师向印度本法，归来时满载佛教经典，过罗布沙漠，向敦煌前进。这是从汉朝以来中外交通的重要路线。玄奘曾取此道。玄奘后六世纪的马可·波罗也正是走同一路线。然后北上，1275年到达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马可·波罗勤学好问，不久就学会了蒙、汉语言，深受忽必烈的重视。他除在京城大都供职外，还被委以重任，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在国内，他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及名城。大约在至元十四至十七年（1277—1280）他从北京出发、经由河北、山西，过黄河、自关中逾秦岭至四川成都，西行至建昌，到西藏，渡金沙江，到昆明及江南一带。《游记》中有江南山青水秀、经济发达等记载。1292年蒙古公主阔阔真下嫁波斯的伊儿汗王，波罗一家护送。自福建泉州启航，经越南、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国。1295年回到意大利。
　　用法文写成的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介绍了欧洲往返亚洲的陆上交通路线，介绍了西亚、中亚、中国、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情况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富庶，介绍东方高度发展的文明。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马可·波罗父子三人的东方之行，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化和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这是东方与西方的旅行者为寻求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发展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因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尊敬，也得到中国人民的永恒纪念。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极为宏伟的工程建筑。春秋战国时代的长城、秦长城、汉长城，至今犹有断续遗存，明代修筑的长城仍依然屹立，被列为世界上一大奇观。为了建解这一宏伟工程，多少劳动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血汗，甚至生命。我们缅怀各族劳动人民为创造这一奇观的丰功伟绩。
　　万里长城的修筑，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方多民族相互间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与文化繁华与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和依存的关系。万里长城在历史上作为古战场防御工事的一面已经成为过去。“化干戈为玉帛”，化古战场为新时代的锦绣河山，它赋予万里长城以新的意义，在中华民族和睦友善的大家庭中，它起着发扬和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向上、奋发图强、勇攀高峰的坚强意志。
　　长城还在维护古老中国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使古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使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渊源流长。时至今日，更加激发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1984年7月，《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提出：为了维修长城开展社会赞助活动的倡议。这项倡议得到了中外学者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支持。1984年7月24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一消息，并指出：“宇宙航行员从月球上回观地球时，所见到唯一的人工构造物，就是万里长城。”邓小平同志专为这项活动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热情给予帮助。慕田峪长城的维修工程已经竣工。1985年进行山海关长城中心的全面修缮、金山岭长城、黄崖关长城的维修。“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还在广泛开展，将以更加绚丽的光彩迎接海内外的佳宾。

　　有四处著名的城墙关隘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八达岭、嘉峪关。
　　1988年万里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90年巴基斯坦著名历史学家达尼教授率领世界上第一次对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的国际综合考察活动时指出：将从“丝绸之路”的起点——我国古都西安开始。达尼教授对中亚地区的历史有专门的研究，并为“丝绸之路”的考察作了特殊的贡献。他对这条代表古代辉煌东方文化的“丝绸之路”极为熟悉，并以此而感到自豪。他指出：“历来讲世界历史主要讲西方文明，这是不公正、不完整的。东方有过很发达的古代文明，只要看看‘丝绸之路’给西方带来了什么就可以知道：丝绸、纸张、瓷器、火药等都是从东方传过去的。此外，讲世界历史过多地讲战争和征服，这也不准确，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重要。战争造成破坏，交流促进了世界的发展。而‘丝绸之路’正起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37
　　早在1986年达尼教授首次提出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学者的支持响应。
　　1987年6月，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开展“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中国政府对这次考察极为重视。
　　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研究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为发扬祖国灿烂辉煌的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长城不仅具有时间意义上的长久，和空间意义上的远大，实际上，它是秦汉时代屯垦戍边政策的产物。这一施政方针，对早期古老中国的开放，起了重要作用。没有汉代烽燧的保护，古丝绸之路是难以畅通的。”38

　　著名的长城遗址。

　　万里长城以名关险隘、形势险要著称于世。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以山海关、居庸关为“重险”，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皆长城的精华所在。

　　山海关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部地段的重要起点。它南起渤海之滨的老龙头，北上层峦叠嶂、巍峨挺拔的燕山余脉角山峰。从山海关一直向东，到达渤海湾之间，正好是向东北延伸的一带滨海平原的起点，这条狭长的小平原，犹如一条滨海走廊，是从华北大平原向东北大平原的捷径。
　　山海关雄峙崇山大海之间，扼海陆咽喉要冲，地处华北、东北结合部，形胜险峻。《畿辅通志》称：“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光绪二年《永平府志·形胜》称：“峭壁洪涛，耸汇南北，束若瓮牖。”《临渝县志》称：“山海交会，隘塞严关，形胜称最要焉。”
　　山海关历史悠久。远在商代，属于孤竹，周代属燕，秦汉时期属辽西郡。从现有出土文物及古建筑遗址上，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在角山附近陆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槌等七、八件。1978年在东罗城外关门口东出土了几件较完整的陶鬲、陶壶等，其文化特征，质地为夹沙陶、素面多，花纹为几何图形，造型多为圆底高足，经初步鉴定，属于“龙山后期文化”。3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说：“渝关一名临渝关《汉志》，亦曰临闾关《唐志》，今名山海关。”
　　“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实为险要。”
　　欧阳修曰：“渝关东临海，北有免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有路，狭仅通车。”“明初以其倚山面海，名曰山海关。筑城置卫，为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
　　山海关源自明初在此建关设卫。《临渝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春正月辛亥，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山海关之名始此。”《明一统志》：“榆关在抚宁县东二十里，洪武初，魏国公始徙而东，去阳关六十里，谓之山海关。”著名的地理学家、思想家顾炎武论及形势天成及明长城山海关为徐达始筑，在咏《山海关》诗中，有名句，曰：“茫茫碣石东，此关自天作。粤惟中山王，经营始开拓。”（按魏国公、中山王即明开国功臣大将军徐达）。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洪武初设卫曰山海卫。”“筑城为关曰山海关，万历三年（1575）辖于东路协守营曰山海路。”山海卫在蓟镇、辽东镇接界处，为蓟辽咽喉，属蓟镇管辖。蓟镇又分两路防守，一路是“山海路关隘”，另一路是“石门路关隘”。“山海路关隘”下辖十大关隘，地势险要，并为万里长城一线贯通。

　　《临榆县志》记载山海路十大关隘表

　　山海关　　　　即县城　　　　　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建
　　南海口关　　　城南十里　　　　洪武年间建
　　南水关　　　　城南二里　　　　洪武年间建
　　北水关　　　　城北二里　　　　洪武年间建
　　旱门关　　　　城北六里　　　　洪武年间建
　　角山关　　　　城北十二里　　　洪武年间建
　　三道关　　　　城东北二十里　　洪武年间建
　　寺儿峪关　　　城东北三十二里　洪武年间建
　　南水关敌楼　　本关城下　　　　万历元年（1573）总督军门刘应节始建
　　北水关敌楼　　本关城下　　　　同上

　　《临榆县志》载：“明嘉靖以前，原有边墙八千五百七十六丈六尺，万历七年（1579）增筑南海口入海石城七丈，都督戚继光，行参将吴惟忠修。凡有损坏坍塌，制府行文，本路修补。”万历十二年（1584）山海关东线修建了东罗城，罗城关门之上建服远楼，城还建有两座角楼，七座敌楼。在东罗城与关城城墙衔接处修建临闾楼、牧营楼，与天下第一关及南北角楼互为犄角。

　　明季，兵部尚书熊廷弼、孙承宗出任督师经略，从事山海防务。崇祯继位，袁崇焕任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山海关成为重防之地。崇祯六年（1633）在关城南、北各二里处建南、北翼城，从关城南、北增强防御。在关城南老龙头上，修筑宁海城。
　　该城“面临巨壑，背负大山，高枕长城之上，波澄万里，嶂叠千重。”（《临榆县志》）崇祯十六年（1643）在关外欢喜岭高地上建威远城，是为山海关东线防守的前哨城。在关城西侧建西罗城。东、西罗城成为关城的前防后卫。至此，明代修建的山海关城作为多城连环、互为犄角之势的军事重镇已告完成。

　　1.山海关城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明代山海关的筑城体系，采取以关城为重点，以长城城墙相连接，构成点线结合，以点护线。燕山山脉纵贯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险要，重在扼守高地，以两翼掩护关口，北侧直上燕山，南侧伸入大海，加强前哨堡城，控制入海隘口。山海关由关城、罗城、翼城、哨城七大城堡组成古城防建筑群，成为具有主体两翼、左辅右弼的格局，结构主次分明，建筑造型宏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山海关长城是万里长城最精华地段，具有严密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据《临渝县志》记载：“县城高四丈一尺，厚二丈，周八里百三十七步四尺。土筑砖包其外。门四，东曰镇东，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俱设重键。四门之外均筑有瓮城。水门三，居东南、西南、西北三隅，以泄城中积水。”“东门建楼高三丈，凡二层，上层广五丈，下广六丈，深各半之。有额曰‘天下第一关’，相传明萧显书，明初建。西门楼与东门楼同制，明初建。南门楼制同东、西，明嘉靖八年（1529）建。北门旧有楼，明天启七年（1627）建。城多火灾，故废。奎光楼在城东南隅，明初建。威远堂在城东北隅，明初徐中山欲建楼如奎光，旋归京师，不果；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事孙应光即故址建堂三楹，颜曰威远，今废。临闾楼接东罗城北隅，牧营楼接东罗城南隅，均在东城上，明万历十二年（1594）建，为防关顿兵之所。新楼在牧营楼南，明天启六年（1626）建。钟鼓楼在城中央，高二丈六尺，方五丈，穿心四孔，上建文昌殿，背魁星，前左、右钟鼓。明徐中山（达）建于城中之北。环城为池，深二丈五尺，广十丈，周千六百二十丈，外为夹池，深广半之，潴水四时不竭，四门各设桥，以通往来。”

　　2．罗城·翼城·哨城

　　据《临榆县志》记载：“东罗城傅大城东关外，高二丈三尺，厚丈有四寸，周547丈4尺，门一，在城东，即关门，为东南孔道，建楼于上曰服远，水门二，角楼二，附敌楼七。”明万历十二年（1584）建，初设三门。“环城为池，周四百有二丈九尺。”
　　志载：“西罗城傅大城之西关外，明崇祯十六年（1643）巡抚朱国栋请建，工未毕，遇改革中止。门一，在城西，曰‘拱宸’。”
　　北翼城又名北新城，在边城北水关北，高二丈有奇，周377丈4尺9寸，门二，居南、北二方。
　　南翼城又名南新城，在边城南水关南，制同北翼城，俱崇祯六年（1633）巡抚杨嗣昌主建。
　　两座哨城“威远”居东，“宁海”居南。威远城俗名“呜咽城”，坐落在关城东的欢喜岭高地上，“城高三丈，下甃以石，四隅起台垛，城上女墙高五尺，周方七十步。正南为城门，上镌‘威海’二字。城内北面起平台，延袤三丈，台左右蹬道各一。南面东西隅亦各有蹬道，随其形势，于四面城墙上下起大小砖洞廿一。（大洞广八尺，小洞广五尺，高皆丈）。城门外有小月城，高丈余，面西为门。（其月城之东南隅与西南隅旧时各有砖洞，以内俱设睥睨。）周城百步外为垒三重。”（《临渝县志》）相传此城为明季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筑，既以瞭远，且可屯兵，与城中为犄角之势。威远城地居要冲，遥控四野，为山海关城的外围屏障。
　　海防前哨城——宁海城据县志载“在南海老龙头北，周一里有奇，高二丈有奇，城西、城北各一门，明巡抚杨嗣昌建。”澄海楼建在宁海城南墙的高台上，楼东有明天启六年（1626）海运同知王应豫立的“一勺之多”碑。有“知圣楼”碑，楼前有乾隆十五年（1760）地方官建碑亭，上有明大学士孙承宗所题“雄襟万里”匾，有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书“澄海接”匾，楼壁镶有卧碑，碑上镌有清帝诸诗，这些珍贵文物古迹都毁于1900年发动侵华战争的八国联军之手。

　　3.山海关长城

　　山海关区辖长城的走径为，南起渤海岸老龙头，北至山海关关城，过关城后，经北水关至角山，由角山长城转东北，经三道关，然后转西北，过高山转东北，至九门口后入抚宁县界。
　　老龙头长城。老龙头为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因老龙头长城翻山入海宛如巨龙之首，因而得名。入海石城是老龙头长城入海的尽头。万历七年（1579）由都督戚继光，行参将吴惟忠修建。据《临榆县志》记载：“仆仆于山榛水湄之间，长城之杪，又甃石为垒，截入海中，高可三丈许，长曰数倍，曰老龙头。”“靖虏一号敌台在南海口尽头，屹立海水中，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事孙应元建，实为敌台之始，隆庆四年（1570）总兵戚继光改为靖虏台。”南海口关是长城在南海口的唯一关隘，立于老龙头上，有“老龙口”之称。明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在此设南海口龙武营驻防。“设有舡兵，以防海沙唬辽”，船只达五十余艘。

　　角山关长城。角山古有“京东第一山”之称。
　　“角山距城北六里，脉自边外滦河之北迤逦而来，至建昌之南为大横岭，分支南下，起伏转折，至山海关顿起高峰，横开列障，南临大海，长城枕之。控畿甸，界辽沈，关城之镇山也。山之最高处为平山顶，平广可少数百人，有巨石嵯岈，如龙首戴角。山下冈岭皆由东循海西转，环抱县城，所谓拱卫神京者也。”（《临榆县志》）

　　4.通海运

　　自明初通海运，明清两代，通海运为商货运转一大捷径。奉省有粮出境，接济民食；山东一省钱钞花布，由海给辽。民咸便之。据《临榆县志》载：“明初徐中山（达）始通海运（马头庄有泊船遗址），后渐废。万历四十八年（1620）复开。清顺治十六年（1659）禁止，康熙三十三年（1694）复开。通运商货，人咸便之。”又记载：“明初海运，运山东一省钱钞花布，由海给辽，后废，明末复开。”
　　所谓“后废”是指明中叶期间，由于“禁例一行”，致使海道既废，船亦无存。山海关兵部主事陈琯“请开海禁”、《荒政记》、《与辽东巡抚诸公书》有确切陈述。据《临榆县志》：“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七月，蝗。管关兵部主事陈琯请开海禁，以接济辽东。”陈琯《荒政记》：“……欲少宽海禁，使西引丰台之粟，东通登莱之贩。”陈琯《与辽东巡抚诸公书》：“……夫镇辽之柰山东者，本以通海道也。
　　成化以前，禁例未行，文移往来，花布纱锭解送，皆取海上捷径，故有无相通，缓急相济。自禁例一行，公私船只尽废。”“……考之会典，正统年间（正统正年至十四年为1436—1449）登州卫犹存海舟三十余只。海道既废，船亦无存。”接登州卫为明代海船要地，自禁例一行，公私船只尽废。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复开。至熹宗天启元年（1621）初，设山海经略、山石道、山海户部公司，设海运通判，通海运。三年（1623）设巡抚，驻山海（《府志》）。清代自顺治十六年（1659）禁止海运，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通运如故。
　　至同治年间，又禁海运。据《临榆县志》载：“石河口、汤河口皆可通船，向由奉省运粮，接济民食。同治十三年（1874）奉省有粮石出境之禁。海运不通，邑中乏食。五、六月间，米斗东钱八千有余，甚有待钱入市不能得米者。秋间奉旨开运，乃得通畅如常。”
　　综上所述，“禁运”与“开运”，都出自“圣旨”。
　　海运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除禁令，不仅可以有无相济，使粮食匮乏之虞可以纾缓；而且以海运为一大捷径，可以物畅其流，经济繁荣，贸易活跃，对文化经济交流，可以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5.名胜古迹

　　号称“京东第一山”、“万里长城第一山”的角山，以山顶有巨石嵯峨，如龙头戴角，因而得名。山腰原建有栖霞寺，又名栖贤寺，俗称角山寺，殿字典雅。
　　后殿宇已毁，但古树葱茏茂密，仍为游乐佳境。《县志》云：“旧多长松，葱茏蓊蔚，壮一邑之观，皆数百年物。”
　　“瑞莲捧日”是角山寺一奇特景观。《县志》云：“角山顶将晓，俯见海中日出，红云四拥，恍如莲座，日升则座沉矣。”为榆关十大名景之一。
　　悬阳湖“在角山东，距城二十里，洞顶有穴，日光悬照。然从山上迹之，终莫得其穿漏之处。穴中乳水，涓滴不绝。下有石如盆盎，积水其中。俗呼水为天井，石为地盆。洞中建佛殿，上建关帝庙。有双松挺峙如旗杆，数百年物也。”1986年重修悬阳洞旅游景点。
　　后角山“去角山北十九里，高等角山，以前后相望，故名。石河绕出其右。夏日水涨，山路遏绝，游人稀迹，有岩壁立，下临深潭，石平如削……。”
　　首山“距城西北十里，由狼窝山抽脉顿起峰峦关拦。石河出口，系首山右幛尽头处，故曰首山。上有二郎庙，庙东建一亭，名乐寿。北摊群峰，南瞻大海，北建一亭，名可琴。石河绕其下。水光山色，如在画图，为县治胜地。”
　　显功庙，又名太傅庙，徐达庙，在山海关城内西北角，祀明太傅中山王徐达。系明景泰五年（1454）敕建。明代大学士淳安商毅公格《显功庙记》载：“明中山武宁王，早以雄才大略，首从太祖高皇帝义举平定天下……，为长治久安，计以平滦渝关土地旷衍，无险可据。去东八十里得古迁民镇，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遂筑城称关署卫守之，更名曰山海关。内外截然，隐然一重镇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峰，着古北，大关小隘无虑数百，葺垒筑塞，既壮且固，所以屏蔽东北，卫安军民，厥功甚伟。景泰甲戊（1454），今左都御史李宾奉命巡抚，卫人萧汝得等合词告言：昔中山武宁王镇此，城池关隘皆其创建，边陲宁谧，殆将百余年矣。愿立庙祀以报王公，为请诸朝许之。”迟至成化六年（1471）方建。清顺治十三年（1656）山海关参领李国炳修。
　　孔庙又名先师庙、圣庙、文庙，后又改为学宫。
　　建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由守备王整主建。庙宇正中建有大成殿，殿为五楹歇山瓦顶，四角飞檐。东西厢房，各七楹。殿前有戟门，两侧建名宦祠、乡贤祠。门外有池，架拱桥三座，桥南建櫺星门，两旁建有忠孝祠、节烈祠，大成殿后建有崇圣祠，供有孔圣人塑像。庙西建有儒学、山海卫学，正统元年（1436）建。清乾隆二年（1737）改为县学。为山海关明、清两代的学府。

　　清真寺位于西罗城，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明清两代多次维修。其建筑格式遵循回教徒礼拜面向麦加圣地的传统，以东西方向为轴线，具有中国古建筑与伊斯兰教建筑相结合的特色，殿内墙壁上饰有绿色、金色蔓卷纹及阿拉伯文字组成的图案。光绪三十一年（1905）立“清真寺碑”。
　　贞女祠，俗名孟姜女庙，在东关外十三里“望夫石”之巅祀孟姜女。山门前有一0八磴石级，上达庙内。保存有山门、前殿、后殿、钟鼓楼、振衣亭等建筑。姜女庙明清两代多次重修。现存的姜女庙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主事张栋重建，有《贞女祠碑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时显有《重修贞女祠碑记》。崇祯年间副使范志完重修。清康熙年间曹安宁重修。清程观颐有《重建姜女祠碑记》等。正殿门前廊柱上有一副对联：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正殿内供奉孟姜女像，龛上悬挂大字匾额“万古流芳”。两旁柱上有楹联：
　　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
　　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
　　传说系文天样手笔。两壁有清代名人石刻，清帝康熙、乾隆、道光、嘉庆都留有御笔诗句。
　　后殿现为孟姜女传说展览室，并有记述孟姜女情节的泥塑。殿后有巨石两块，左方石上刻有“望夫石”，为顺治八年（1651）山道石白辉所书；右方石上镌有清乾隆帝御题诗句。
　　登“望夫石”可南望大海，北眺燕山，万里长城蜿蜒燕山之上，极为壮观。
　　孟姜女故事家喻户晓。庙中香火不断。现在庙宇又重新修葺。

　　居庸关

　　居庸关在北京远郊区昌平县，是万里长城重要关口之一，关城建于一条长达18.5公里的深谷中，谷曰关沟。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景色优美。在八百年前的金代，被称为“居庸叠翠”，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畿辅通志》载：“居庸关在延庆州东南五十里，关门南北相距四十里，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雍正志）《淮南子》载：“天下九塞，居庸其一。”《汉书·地理志》曰：“上谷郡，居庸有关。”《水经注》曰：“关在上谷沮阳城东南六十里，绝谷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篴险，路仅容轨。”杜佑《通典》曰：“北齐改居庸关为纳款关。”《唐十道志》曰：“亦名蓟门关。”《新唐书·地理志》曰：“亦谓之军都陉。”
　　《元史·兵志》“隆镇卫”条载：“睿宗在潜邸，尝于居庸关立南、北屯军，各设千户所。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南、北口上千户所总领之。至大四年（1311）改千户所为万户府。……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立十千户所，置隆镇上万户府以统之。皇庆元年（1312）始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读史方舆纪要》载：“明洪武二年（1369）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三年（1370）置守御千户所。永乐二年（1404）
　　置卫，领千户所五，以为京师北面之固。”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将居庸关关城扩大加固，设水陆两道关门，南北关门外都筑有瓮城。居庸关尚存的关城南门，门额嵌有“居庸关”三字及景泰五年（1454）立题记。明李贽诗句曰：“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洞势转雄。”
　　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中，有一幅题有“居庸关”三字的壁画，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关内外行人车马往来的情况，说明在两千年以前，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来往。元代，居庸关是往来大都（北京）和上都的必经之地。
　　《日下旧闻考》载：“居庸关过街塔城，欧阳元功奉敕撰碑。”（《说学集》）过街塔基座称云台，建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白色大理石砌成云台，原有三座喇嘛塔，有石台云阁之称。元末明初三塔被毁，重建一所寺院，明正统四年（1439）重修，命名泰安寺。寺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烧毁。
　　云台是座下大上小的石台座。券洞为五边折角式拱券，券洞长17米，洞高7米，宽6米，可通车马。券门两侧对称地镌刻着极珍贵的元代石刻，雕有大龙神，卷叶花，正中刻金翅鸟。券洞内两壁四端刻有四大天王，两侧斜面还刻有坐佛十尊，十佛之间遍刻小佛（千佛），形态生动雄劲，是元代雕刻艺术珍品。洞内还有用梵、藏、八思巴蒙文、维吾尔、汉、西夏六种文字雕刻的如来心经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和咒语，以及留有元代年号的造塔功德记，是研究兄弟民族语言文字、佛经、云台建造年代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中国佛典和中国文字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券顶上布满“曼陀罗”花图案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代表性作品。
　　

参考文献：

　　1.《史记·匈奴列传》
　　2.《史记·匈奴列传》
　　3.《史记·匈奴列传》
　　4.《史记·蒙恬列传》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史记·匈奴列传》
　　8.《汉书·张骞传》
　　9.《汉书·张骞传》
　　10.《汉书·张骞传》
　　11.《汉书·武帝纪》
　　12.《汉书·张骞传》
　　13.《汉书·西域传下》
　　14.《后汉书·西域传》
　　15.《汉书·郑吉传》
　　16.《汉书·匈奴传》

　　17.《史记·河渠志》
　　18.《史记·大宛传》
　　19.斯坦因《西域考古记》Sir 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Lundon，1933．
　　20.《汉书·西域传上》
　　21.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1—34页。
　　22.《后汉书·西域传》
　　23.见《三国志》《魏书》引《魏略》
　　24.《后汉书》卷72《楚王英传》
　　25.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22页。
　　26.王宗元、李并成《丝绸路上》《绵延宏伟的古长城》第72页《中华大地丛书》地质出版社。
　　27.寿鹏飞《历代长城考》1941年印。
　　28.寿鹏飞《历代长城考》
　　29.寿鹏飞《历代长城考》
　　3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
　　31.《明史·戚继光传》（卷212）。
　　32.《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33.《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34.《丝绸路上·金碧辉煌的塔尔寺、拉卜楞寺和艾提朵清真寺》。
　　35.慧皎《高僧传·初集》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
　　36.《马可·波罗游记》·《导言》戴尼森罗斯撰，张星烺译。
　　37.引自1990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38.郭述祖：《历史名城山海关》。
　　39.引自罗哲文《万里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