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的历史吊诡(一)(2)

在哪个国家，哪个阶段，一定该采取哪种模式，或者说唯有哪种模式才是对的？如同老婆是不是合适，鞋子是不是夹脚，只有自己才知道，许多时候外面人很难说清楚。即以多尔所赞赏的美国人所习惯的“自由”而言，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工作当然是好，合则百鸟朝凤，不合则门可罗雀，也当然是市场化最有效率的表现。但其实，在美国，有多少老板能有如此弥勒佛的雅量，又有多少普通人勇于表现这一候鸟般的潇洒？

在日本所处的东亚各国中，“重集团，轻个人”不仅是日本社会的特征，也是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传统下，国民长于配合而短于独立，精于模仿而拙于独创。国家适合搞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科研，比如“两弹一星”，却不适合搞自下而上的独创性科研。

一个例子似乎也证明了这点——1990年代初，有人提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软件工业，因为软件开发几乎不要资金投入，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就行，正好符合中国资金短缺、而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但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软件工业并没有搞出多大的精彩成果，除了外国人不搞的中文软件，我们没有拿出任何独创性的软件产品。尽管软件开发投入少见效快，昔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居然也没有一个擅长搞软件开发。

由此，仿佛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都是日本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其各自社会中非亲属集团，同样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如日之恒，如月之升。无怪乎有些好事的文化人出来，将日本和这些国家、地区一揽子打包装了，并标之以“东方儒学复兴”的招牌，到急欲发展、急求偏方的中国极力兜售，也曾混得了好几年的热酒好菜下肚……

大而化之总是容易的。

东方儒学能不能也用克隆技术，使其活回到当今的东亚大地，这是期许，这是神话，这是策划，这还是梦呓？都只能另说。

尽管在“重集团，轻个人”上，亚洲“四小龙”与日本有些相似，但因为民族的特殊性与国情的复杂性，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不同，其正负面特质，均大大强烈于前者。

2 斗争哲学与大和之邦

去日本社会观察，相信外国人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秩序。

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更别说一个饮料罐了。当时在场的许多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不约而同在头版上用了同样的标题：“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在东京许多路边卖鲜肉食品的小店里，卖的鸡肉和鸡杂都是最新鲜的。每天一大早，人们开始在西海岸杀鸡，然后用冷冻车运到东京，送到每个小店一般都在中午前后，正赶上主妇们回家做晚餐。而这些杀鸡的、开车的、摆小摊的都是个体户。每天要杀多少鸡，卖多少鸡，几点几分送到哪个小店，都有一个严格的安排计划。

小到东京肉食品店里的鸡是这样，大到汽车也是这样。日本汽车工厂的仓库总比其他国家的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一般由小厂分别生产的需要加工或装配的零件，总是能按时送达大厂的流水线上，因此不需要太大的仓库。

大人是这样，孩童也是这样。

一位中国学者有一次和大阪大学的一位教授乘地铁，此时已过了上班的高峰时刻，车上很空。到了一站，上来一群有老师带队的小孩。他们都很活泼，健康，天冷女孩还穿短裙。中国学者注意到，上车后孩子们就自动紧挨个地站着，列车驶发或停靠站台时彼此间有些推搡，他们也不去空座上。学者大惑，教授告诉他，他们这个年龄，上车是不准坐的，即使有空位也不准。这件小事让中国学者久久难忘，回国后几乎逢人便说……

在国人内部水到渠成，如果是向外国人展示，那就更似孔雀开屏。

参加过日本人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外国人，都会对日本人集团内部高度协调的特点有深切的感受。今年4月在爱知县开展的世界博览会上，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乱花迷眼，目不暇接，却又让各国游客感到起伏有度，舒驰有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日本时，曾对日本高度协调的接待工作大加赞赏。他不无幽默地说：“同日本比，美国在这方面只能算是第三世界。”

日本社会的这一秩序感，是否可用“各忠其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来表述？

这一秩序感，显然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升旗仪式时也有大量垃圾留下来的中国人难以做到的；

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就更不要说了，或许与日本人比较接近的是德国人，但仍要强过德国人。

在许多外人眼里，这一几近天然、发自血脉，犹如蜂飞蚁走般刻板却又精确的秩序感，已经完全成为了大和民族从昔日的武士到庶民，从今天的大臣到公司职员的生命里一套缺之不可的形式。

前面曾说到日本文化里有很多看似刻板的形式，比如花道、茶道与鞠躬。日本刀也一样，美国学者本尼迪克曾以《菊与刀》概括日本文化的要义，透着简练、纯粹的日本刀，在菊海霜天中跃行，要表现的莫不也是这个民族一种独特的秩序感？

据报载，日本著名影星、有着日本周润发之称的中井贵一在参加国内何平导演的电影《天地英雄》时，谈到他对中日两国武侠的看法：“中国剑客使用的剑法大都是比较华丽且动作比较绕，而在日本的武士电影中，武士的刀法大都是走直线。”

他的这段话曾让我琢磨良久：在日本社会中不少看似形式刻板的东西可能更接近于本质，而在中国社会里是否有不少流光丽影、大轰大嗡的东西，可能更容易沦于明日黄花？

可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秩序，必然表现为“和”。

在许多公司，“和”这个字被醒目地挂在办公室里。

日本的语言里也有不少词与“和”有关，日本食品叫“和食”，日本服饰叫“和服”，日本国自称“大和”之邦。

战前有一个口号“一次口一期心”，意思是“一亿人一条心”，或可说成是“一亿颗心一起跳动”——这是一种对全民族步调一致的诗情表达。战时有一句粗砺却常吊在人们嘴上的话“一亿人能压碎宝石”，意思是在太平洋上“一亿人光荣死去”。

梦魇是它，意志其实也是它——

正是这种不计一切后果的梦魇使日本人狂热地卷入战争，使自己的国土在世界上至今唯一地被扔下原子弹后成为一片焦土；也同样是这种空前团结的决绝意志，使日本人万众一心，在一片焦土之上迅速地重建国家。

兵家历来讲究“势”，“知势而后可以加兵”。

日本人对国家之“势”有着深切认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是与大陆相距甚远的岛国。此种空间距离，再加上文明史上还没有一个岛国能成为文明的创生地，日本人打远古起，骨子里就有深深的孤寂感，以及稍有懈怠便可能被人类文明给抛弃的畏惧。再有，少自然资源的岛国的局促，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过去经受了原子战争的大劫，现今又生活在世界贸易战的恐慌中……
这种脆弱感亦产生一种内敛的特殊力量，使岛上的这一族，无论生死都是一个团体，日本人惟有努力征服所有的困难而不使其失控。

此外，上司们的日常教诲，文艺作品的熏陶，还有中小学的教育，无不将“和”默默地注入国民的血脉之中。

日本的教育是真正的集团主义教育。在中小学里，学生极少有留级的，也极少有跳级的。无论是主课考试，还是音乐、美术比赛，从不强调个人名次。开起运动会来，比赛项目多具有强调集体协作的性质：学生划分成红、白两组，一般以帽子颜色为记，每个比赛项目按组记分。例如跑步，两组的人同时参加，一批五六人，共十多批。按“红”和“白”记下到达终点者的先后，先到终点多的一组为优胜，积一分。全部项目赛完后，积分高的一组为优胜。各组有自己的拉拉队在一旁擂鼓助威。这种比赛突出的是锻炼、娱乐及团队精神的铸造，恰与中国学校中几乎所有竞赛、考试甚至家庭作业都要排列个人名次的方式形成对照。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虽有“和为贵”“和而不同”之说，但这说是真说，还是假说，是值得商榷的。

在漫长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以谋略之国闻名。从盛传于海内外的《老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诸子百家，到最有名的《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等二、三千部古代兵书，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安邦，攻城掠地，小到修身远祸，争锋官场，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在中国古代学者那里，它们曾被通称“文兵法”，它们的实际运用亦不亚于用兵。在这些谋略下，官场上的所谓仁义道德只是表面的掩人耳目的东西，而在这底子里，千百年来发生了多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兔死狗烹，食肉寝皮，株连九族的人间惨剧！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史”，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一部“谋略史”。

倘若说在古代儒家教义里还有些“和”的温熙气息，从孔子、孟老夫子髯髯的银须下逸出，可这一百多年来，这气息也遭活活扼杀了。在今年第1期《随笔》上，李建军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提起：1928年4月，因为商务印刷馆内部的人事纠纷，高梦旦不得不辞去该馆负责人的职务。对中国人的不团结不合作已深有体会的他，几天后向胡适发牢骚道：“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

胡适也为之呼应：“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

胡适很长时间里认为，在中国只能搞“小国寡民”的政治。

最后直指“和为贵”的，是一句怒发冲冠且又豪情万丈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斗”显然是一种战斗意识，其核心意旨是必须有敌人的存在，并致力於发现和确定敌人。

不是存在敌情而“斗”，而是“斗”需要敌情。于是，连十几岁的孩子们也具备一种头角峥嵘、日后看起来却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比起来，从生产队的菜地里发现了“敌人的阴谋”的刘文学还算是正常，而“文革”时，有多少孩子绘影绘色把自己的亲爹亲妈当作“阶级敌人”，则是完全出於这种战斗意识的扭曲。

如何确定“敌人”？到了最后甚至都无须捕风捉影了，康生说过一句名言∶“你长得那麽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

那时的中国，阶级斗争已成了一部要囊括中国天地的疯狂战车——

对内，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百分之五的“××分子”，又百分之五的“××分子”，“不破不立，不打不倒”，“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军事斗争思维遍及于意识形态和车水马龙似的运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力求全歼， 不使漏网”，“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明于知彼，暗于知己”，“善观风色，善择时机”……

对外，局部战争不断，抗美援朝，对印，对苏，在越南战争时又间接对美。“不爱红装爱武装”，“战地黄花分外香”，“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到了“文革”，整个中国干脆就是一片大“军管”，大“军营”。军人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仰慕的职业。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早打大打的声音，甚嚣尘上，一度压倒一切……

北京大学一位近年来专注研究儒学的老教授告诉我：宇宙万物本有三种状态，最主要的状态是“和谐统一”状态，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多数事物的发展，必定是在和谐状态下发生的；第二种状态是“相对统一”的状态，相对的双方并不一定有什么矛盾，只是如红绿、上下、左右一样多样性地存在；第三种状态，才是上世纪中叶中国人极力鼓吹的“对立统一”的状态，即把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看成是矛盾的、对立的、两极的，两者之间绝对不会有妥协与宽容的灰色地带。犹如身在福中不知福，和谐状态往往难为人们所感知，矛盾状态则常常被人们所关注，所谓的“对立统一”，便容易成为封面烫金的真理，而“阶级斗争”则成了“一抓就灵”的定海神针。其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阶级斗争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也并不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又有学者如是说，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

终于结束了一场噩梦。

结束这一场我在自己的一本书里称之为“没有炮火硝烟的战争状态”，我们的人民与国家已经付出了日后历史无论如何估价都将不为过的代价。

为了抚平社会各阶层身心的创痛，弥合人际间斗来斗去的鸿沟，这二十几年来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但是当昔日一场极左大革命的思潮尚未彻底清算、只是退去不久，而一场商业化大潮又飞红腾紫、猝不及防地到来时，我们这个总被外人也被自己人用“窝里斗”、“内耗”来描述特点的社会，到底有着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呢？

“和”，必然会阳光般爽朗地洒到“诚”字上。

我却不能不说，时下真不是一个可以以诚相待的社会——

你不能相信广告，不能相信承诺，不能相信爱情，不能相信眼泪，甚至不能相信朋友，可能越是朋友，越是“杀熟”。小车上和酒店里，多少男人腆起肚子，突出面积，一片挡不住的威仪，多少女子高耸乳房，招摇臀部，一片跳荡的春色，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却永远不会袒露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和”，必然极大地张扬起国力——

1952年，“二战”结束不过七年，日本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战前。

1955年，以恢复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结束，经济繁荣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列岛上空。

1962年，当时中日两国还未正式恢复邦交关系，只有一些有限的民间贸易活动。经过多方努力，日本工业展第一次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极有兴致地参观了展览。松下公司的展位中，一部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总是让人们的目光留恋不舍，而刚刚进入日本百姓家庭的洗衣机、黑白电视机，此时在中国还处在科幻作品里……当时有位参观者说，当他走出展厅，看见大厅外上空飘着的太阳旗，他差点掉下眼泪，此种复杂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战乱遗留在东北的许多日本人内心里也在后悔不迭，他们曾一直不愿回去，在他们所获知的种种信息里，在整个50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

1964年，“二战”结束后不到20年，日本人干了两件让世界眼睛一亮的事情，一是这年夏天在东京如愿举行的奥运会，二是列车造型如子弹头的新干线通车，再加上已经遍布列岛的大小机场，交汇如梭的高速公路，从此除了一些深山里的寺庙，没有交通工具抵达不了的地方。新干线通车迄今40年，从未发生重大事故，时速也由开始的180公里，提升到今日的270公里，只需2个半小时，即可由东京抵达大阪。2004年4月，台湾从日本全套引进了一条新干线，开通后由台北到高雄，纵贯南北300多公里，也就一个多小时。顺便插一句，前两年在国内炒得比较热的磁悬浮列车，其技术在15年前日本人就已研制成熟，因为造价高昂，更重要的是列车行驰时所发出的电磁波对沿线两边各五米内的人会产生身体伤害，结果政府决定予以放弃。

也是在1964年，在最热闹的新宿附近，矗起了直射天际的东京塔，和巴黎的艾菲尔铁塔一样，它也由金属构架而成，但比前者的322米高了11米。日本人似乎以此表明自己的国家不但在“二战”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将要在许多领域里立足于世界第一。

中国在七十年代发现了西安兵马俑，当时轰动了世界。日本人从中受到启发，1970年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开幕之前，在由公元1532年丰臣秀吉兴建的古大阪城下，一个直径约3米的地洞里，放进了电子表、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等产品，还有新干线、东京塔的模型……上面再用孤线型的不锈钢盖子给罩上。旁边的铭牌上写着，他们希望五千年以后的子孙再取出这些东西，以展示祖先们经历了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年代。

人们常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比作一个奇迹。日本经济1960年代超过英国，1970年代超过德国，到19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

当时经济学家们纷纷哀叹美国已经走向没落，预测日本将在二十一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一时间，日本模式、日本经验成为世界经济家们开口必谈的“四字经”。

3 畸形的开放

比起触目可见的相异性，探寻并体味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上较具实质意义的相似性，于我更有兴趣。

乍看起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技术。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经济和法律专家、工程师、教师、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各行业、部门的顾问或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在东京、大阪等城市，几乎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当时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

西方式的变化深入到宫廷，皇宫里通了电，但因为害怕火灾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天皇倡导日本人喝牛奶、吃牛肉，自己也吃西餐为国民示范，他认为西方人高大强健的体质正与他们的饮食有关。有学者进一步认定，靠吃西餐还不行，日本人还得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宫廷中的女性被鼓励着要像西方妇女那样大胆地讲话，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用纤纤玉手捂着嘴小声嘀咕。宫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着。1872年，政府发布政令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服。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军人、警察、学生纷纷穿西洋制服。不少日本时髦女郎竞相换掉和服，以穿洋装为荣。

城市里，阳伞、礼帽、手杖举目可见，马车、人力车在街道上川流不息，西洋砖楼拔地而起，瓦斯灯闪烁在大街小巷……

在农村，鉴于欧美国家人士认为日本下层百姓是“淫荡的人民”，政府遂禁止农村普遍的性游戏，以及公众浴池的男女共浴，以为这是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之一。

1883年，即明治十六年，为接待外国要人，专门请来一位英国的建筑师，设计、兴建了金碧辉煌的西洋式迎宾馆——“鹿鸣馆”，政府花费了18万日元巨资。在这里举行的各种国务活动，都按照西方国家的礼仪方式进行，如身着燕尾服、喝着鸡尾酒、大跳华尔兹。特别是伊藤博文伯爵主办的化装舞会，还有井上馨伯爵府内的天览（天皇出席观看）演剧，让来宾顿时像走进了巴黎的凡尔赛宫、伦敦的白金汉宫。有人评论说：“罗马盛世尚未到达，却把它的弊端先学到手了。”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若要他们理解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那无异于要淡水鱼游进大海一样困难。

1871年，日本派出了以财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为首的100余人的欧美考察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历时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访问，对西方各国的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普鲁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力山大二世等都会见了日本使团。

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特别宴请了日本人，宴会上俾斯麦详细讲述了普鲁士是怎样从一个弱小国家跃进成为新兴强国的经验，日本人听后惊叹：“原来富国强兵的秘诀就是这样”。

伊藤博文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后者认为坚持宪法不应该去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植根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使团把大部分考察时间放在了德国，决定将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走德国式的军国主义道路的建国方针，而毫不犹豫地摈弃了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这也成为日本后来对外侵略扩张的远因。

明治时代的领导人很快强调起国家的传统，或者说日本的“特色”。

明治即位之后有几年，是相扑手最灰暗的日子。在以穿洋装为荣的人们眼里，相扑被看作是日本封建时代遗留下的老古董，近于裸体的相扑手也是丑陋的、可耻的。报纸上不断有人呼吁政府，这项“不文明”的运动应被禁止。一名有地位的相扑手高砂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到东京举办一次示威性的公开表演。警察不同意演出，平民百姓把警察包围得水泄不通，两者几乎酿成大规模冲突。后来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出来支持相扑表演，并出钱资助。一些普通日本人也开始厌倦对西方行为方式生吞活剥批发式的模仿，认为相扑作为一种日本传统，应该有权在日本存在下去。后来高砂成了相扑协会的领袖，这是一个为鼓励相扑运动而成立的组织。该组织于1889年更名为东京相扑协会，它是今天控制这项运动的日本相扑协会的前身。1884年，也热衷于相扑的明治天皇亲自举办并出席一个表演会，以强调他的支持立场。这是相扑运动得以起死回生的转折点。

从明治中期开始，从批判初期的开放政策上“全面欧化”出发，日本人转而全面地肯定并就坚守本民族有“特色”的东西。

于是，明治维新至今140年以来，不仅仅是相扑与高尔夫球相安无事，还有和服与洋装争卉斗艳，以清淡、精致著称的日本料理与美式快餐、法国大餐各有江山，小桥流水式的日本建筑与大鹏举翅式的西洋建筑同街而立，插花、茶道与赌博机、弹子房平分秋色，色彩暖昧的夜总会与古典音乐款款而来的艺妓馆各有洞天……

日本成了能将自己的神道、武士道、空手道、柔道、合气道、剑道、天皇道、茶道、花道、书道、歌道等价值谱系，与西方文化兼容并蓄、融汇一炉的国家。

而且，所谓的日本“特色”，在与西方文明的相汇交融中更显得珠圆玉润，许多东西发展出一套颇为复杂的程式，以料理而言：食物讲究盛放在精致的瓷器和漆器中，器皿有多边形、三角形、方形或叶形、扇形，颜色搭配、碟子的摆法及其某种食物的季节意义，都有讲究，连卖一碗面，都要努力发展出一种“道”来。当今的日本料理，在许多国家都成了最昂贵的食物。

以艺妓而言，不一定年轻貌美，却有万种风情；不一定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有抱负的艺妓必须学习各种传统艺术课程，它们有的并不直接包括在她们作为艺人的工作中，如插花、书法、古典舞蹈或弹三弦琴。试用阶段结束后，还得在由艺妓工会组织、高级会员管理的当地艺妓登记处接受考试。此后艺妓将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传统艺术。中国人很容易把艺妓理解为怀有才艺的妓女，其实这是误读。艺妓们确实能轻歌曼舞，也陪酒卖笑，但不卖身。如果说某个艺妓卖身，那纯属个人行为。相反，艺妓在日本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职业妇女，受到劳动法规的完全保护，而且因为她们保留了传统艺术与文化一般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在明治皇帝刚即位的一段充满了阴谋与动荡的政坛上，就有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三位阁员是艺妓馆的常客，视这里为自己疲惫身心可以靠岸的一块宁静绿洲，他们后来都娶了各自宠爱的艺妓为妻……

估计今天在东京有3500到5000名艺妓，全日本则约有3.5万名。

无疑日本当今是一个很西方化的国家，但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呆上一段，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如东山魁夷的风景画，川端康成的冰雪文字，因热爱自然、欣赏自然并愿与自然融为一体，日本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东方性，它有很多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禅宗及王维等人的田园诗、泰戈尔的《飞鸟集》相通相近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使许多到过日本的中国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即在心里的某一处总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惧些什么的同时，心里的另一处却有流苏般的水草在碧绿的春江里荡漾的暖意……

“和魂洋才”是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设计者试图把日本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的期许。从一定程度上说，亦反映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部分特征。

能够做到“和魂洋才”固然很好，这便意味着鱼，我欲要也；熊掌，我欲要也。对个人来说，“和魂洋才”意味着既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又保持一颗日本人的心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意味着，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制度方面吸收西方的成果，而在精神文化以及当局者认为不宜引进的其他方面保持日本自身固有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路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文化固有的“资源”。

鱼和熊掌兼得，却常常如一件工艺品。远处看，不无雅致，水流云在，浑然一体；近处看了，却软伤硬疵多有跳出，刺人眼目。

或者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那么放着，衬一方锦缎，颇有高贵之态，暖玉之光，俨然是一个中国宋代官窑的瓷瓶；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耐不住那份素雅与寂静，它会飒飒作响，继而摇晃自旋，最后如冬枝在寒风里断开一样，随“叭叭”的声响，整个瓶子顿然有了大面积的裂缝，好像只是个还未到窑火里走一遭的泥胎……

日本人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内外分得很清楚，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分得很清楚。前面已经提到日语中将外国人写为异人，日常称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区别，前者称为“仲间”，后者称为“他家”。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对熟悉的人通常讲“和”，讲克制，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表现得克制、谦和而彬彬有礼，而一旦超出了集团，或者在没有熟人在场时，个人的行为通常不受约束而变得胆大和无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和亚洲等地的暴行，到海外旅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放荡行为，以及影视里常常可见的酒醉后日本人的种种失态行为，与平时集团内的日本人的行为简直判若两人。

如果面对的是“异人”“他家”，所谓日本的开放性，常常变异为极端的封闭性。

在日本的众多媒体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诸如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事故发生，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日本人。如果死伤者当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报道日本死伤者的情况，同一起事故的非日本人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连一个镜头都没有。如果这场灾难里没有日本人，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松了一口大气：好在没有日本人啊。接下来扭头而去，各人该干嘛干嘛。

最让在日本的“异人”们郁闷的是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或排球锦标赛等国际体育盛事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除了开幕、闭幕式全程转播外，比赛期间，只能看到有日本运动员出场的项目，电视上只有日本人拿奖的镜头。作为慢镜头一次次宣扬的，就是日本运动员踢进去的某个球。其他没有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当时不播，以后更不会播。如果“异人”实在想看，可自己掏钱看卫星转播电视。如果你只看公共电视，瞧着太阳旗一次次升起，你会以为奥林匹克的奖牌都被日本人包圆了。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电视上看到的日本排球女队不断得分的镜头，以为日本赢了，中国输了，但最后再看结果，哦，原来是中国赢了。

美国有二亿九千多万人口，其中仅亚裔移民便占3% ，约为1千万。华裔移民占1% ，约3百万。同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有一亿二千万人口，但在日本的外裔国民只有１２０万人，占日本人口的１％。日本基本上不接受外国移民，政府每年批准的移民许可人数仅为一万五千人左右。在美国，仅因1989年中国的那场政治风波，一下就让10万中国人从天而降般地拿到了绿卡。

从下列日本法务省民事局公布的白皮书统计数字里，可以看出，虽然近些年来由于日本的出生率逐年减少，接受外国移民的观念逐渐为国民所接受，日本要成为一个如美国那样接受外国移民的社会，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

年
归化许可人数
难民许可人数

１９９６年
１４４９５人
１人

１９９７年
１５０６１人
１人

１９９８年
１４７７９人
１５人

１９９９年
１６１２０人
１３人

２０００年
１５８１２人
２２人

２００１年
１５２９１人
２４人

２００２年
１４３３９人
１４人

２００３年
１７６３３人
１０人

外国大米为进入日本，已经有好几番较量了。

上一次著名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谈得不可开交。在加州农民的游说下，美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终于使日本打开了保护得本似铁桶的大米市场。加州的农民以为日本人爱吃大米，而日本大米价格贵得离谱，所以他们的大米进入日本市场肯定有赚头。但日本大米市场真的开放以后，如临大敌的日本农民反倒松了一口气——便宜的美国大米也好，中国人感觉的又香又糯的泰国大米也好，它们就是无法战胜依恋于日本大米的一片片日本舌头上的日本味蕾！

再一次就是1996年发生的所谓“平成米骚动”。这里的“米骚动”，其意并不是历史上饥荒年里的抢粮事件。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日本，这类抢粮事件早已绝迹。这一年，因气候原因，日本稻米歉收，国内市场大米一时紧缺，遂抢购风渐起。日本政府赶快从泰国等地大量进口外国米，并规定商店以“进口米七成，国产米三成”的比例混合出售。但日本人不喜欢吃外国大米，许多消费者对“混合米”不感兴趣，仍设法购买“纯国产米”，于是，在少数不遵守政府规定、高价出售“纯国产米”的商店门前，顾客在半夜三更就排起了长龙。有的家庭已买好了够一年吃的国产米。有的人到泰国等地旅游，热衷于采购供应当地日本餐馆和日本居民的日本品种的大米，旅行归来，大袋小袋地往家背。有的人做得更绝：从商店买来“混合米”后，把其中中国人所称的“泰国香米”挑出来喂鸟吃，自己则吃剩下的“纯国产米”……

日本人不仅认为国产的大米好，几乎一切国产的东西他们都认为好，他们对“国产品”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执着。为此，凡日本出产的商品包装上，厂家总忘不了醒目地写上“国产品”三个字。日本人对物品几近刻薄的态度常常使欧美厂商十分恼火，也使欧美厂商压上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指标，即只要拿下了东京，攻占了列岛，自己的产品便可以在全世界信马由缰。

显然，这背后有一种强烈的“岛国心态”在起作用的封闭、排外意识，有时竟让人觉得——这片常常从日本海那黛色的云气里睡美人般醒来的列岛，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更别说经历了明治维新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仍停留在封建的幕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