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学习《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

费孝通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又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思想家。他一生阅历丰富，思想敏锐、深邃，对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倾尽心力，贡献卓著。费老的生活实践，以及反映他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论著，很值得我们下大力认真地学习。浸透了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个重要思想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1]，即为其中之一。以下，简单谈谈我学习该文后的一些体会。

一、费老为什么想到和大力呼吁“补课”

费老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却充满了荆棘和艰难曲折。

20世纪之前，中国没有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从西方传到了中国。开始时，只是将西方社会学书籍译介出版，继之在大学设系开课。至1930年，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高等院校设立了社会学系。不过，这些学校的社会学系开始时差不多都西化了：教师是外国人，理论抄自西方，教材是外国的，连课堂授课也是外语，后来虽有中国教师授课，但所用教材、引证资料均脱离不掉“舶来物”。自费老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系学习时，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在课堂里开始用中文讲授社会学，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学界开始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进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同时又运用流行于英美的“社会调查”和“田野调查”方法，编撰中国社会学的论著和谋求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这期间，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先生均作出了重大的令人瞩目的贡献。

从抗战胜利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期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国民党黑色恐怖弥漫的气氛中受到了很大制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进入了历史新纪元。按理说，中国的社会学也应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就在费老提出愿以自已的学术工作为中国“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作出贡献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变迁，变迁的一大主题是“思想改造”，改造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建国伊始，教育部发布的改革高等学校课程的方案，露出了莫名其妙地取消社会学的征象。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结果全国原有的20多个高校社会学系只剩下了两个，次年这仅有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这就使历经艰难曲折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学，于1953年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此后，费老曾在一次中南海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主席苦谏，遭到严厉而坚定的拒绝。中国社会学遭到了灭顶之灾，费老本人也数次“落入陷阱”，饱受了人间的灾难。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纂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整个科学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针对大学里社会学等学科停止了20多年的状况，提出了“需要赶快补课”的号召。不过，他所说的“补课”实际上是“恢复”之意。费老据此提出，对社会学与其说恢复，不如说“重建”更为妥当。从此，费老把全部身心都用在了重建中国社会学上，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1980年起，每年开办社会学讲习班，培训人才；组织编写基础教材《社会论概论》；在上海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系，在山东大学等校设立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课程；鼓励各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学教科书；创办多种社会学刊物，等等。在费老的领导和指引下，经过社会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到1985年，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已初步完成了草创阶段的任务。此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其学科地位和学科功能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1995年以前，费老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老人（1995年费老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还“不知老之将至”。1995年以后，费老已能感觉到有个“老”字找上门了。但一贯以为国为民为治学目的的费老，希望“老而未死这段时间里，还应该做点事情”，“留点影响给今后的世界”。于是，他认真思考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

费老敏锐地觉察到，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必须看清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里”。他说：“我曾为20世纪作了一个比喻，说它是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由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中国文化是世界上许多个不同的文化集团中的一个，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几个文化集团中到现在没有中断、还在发展的一个。”“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要成而未成的这一个时期，就是‘战国’的特点。”

1998年，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百年，费老主持开办了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目的是“想趁热打铁”，让社会学“这学科的东西两头接上”。费老在研讨班上听了与会国外学者的系列演讲之后，“日益觉得所处的时代变动得太大和大快了”。他说：“一个学者的理论总是反映他所处时代的实际。时代在变动，一个学者的理论也总是跟着在变动。”并不断反问自己“我跟上时代没有？这一问，使自己惊醒了。”费老接着剖析自我说：

“身逢盛世”。时代是对得起我的，但我却有点负了时代，我自认自己远远没有赶上时代动态的步伐。我所处的这个盛世已为我提出了多少有意义的题目，但大多我却让它们在手边滑过去了，至多也只能说掠得一点影子。为什么总是抓不住，吃不透？关键还是在自己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是由于自己这一生里投下的工夫不够。这方面我有自知之明，总结一句是求知之心还不够迫切和踏实，常满足于浅尝而止，难逃不深不透。

过去的已经过去，悔恨也没有用。眼睛还是看前面为好。尽管自知在我前面的日子已不会太多，但不管以后的日子还有多少，当前我的脑子似乎还抵用，于是自己提出了“决心补课”。

“补课”口号的提出，充分反映了费老在“老而未死这段”剩余不多的时间里，严格要求自己，补己所不足，以更好地实现为国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但另一方面，费老对中国社会学20年的发展状况是不够满意的：“社会学重建工作已持续近20年，我们仍拿不出足够的高水平成果和学者来同国际同行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和交流，这毕竟是现实。”

2000年10月，以费老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论坛首次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费老在新世纪来临、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之际，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做了题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的学术报告。费老在报告中，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变迁讲起，并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做出学术、理论的提升与概括。他说：“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做‘三级两跳’。”

费老指出，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化进程一再被延误。改革开放以来，急起真追，现在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已经不能不进行第二跳的局面。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这此，就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

2002年7月，费老在民盟召开的“入世后的中国高新产业”专题座谈会上发言时又说：“我觉得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不少年轻人对基础知识不够重视，看来‘补课’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知识界的注意。”[2]

由此看来，费老所提出的“补课”问题，尽管最初主要是针对自己而言的，但他出于对祖国命运、人类美好前景和培养学术接班人的关心，适时提醒我们的知识界也要重视和注意这一问题。所以“补课”既是发展中国科学，也是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又是对整个知识界的号召令和动员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费老是怎样进行“补课”的

费老提出“决心补课”后，决定“先补社会学”。而补习社会学又从何处着手呢？费老本想“只有老老实实地把我最初接触社会学的课本端出来重新复习一遍”，但又转念一想，自己1930年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已是大三的学生因而缺了社会学概论这一入门课，“使我吃了不是科班出身之苦”。费老说：

我既看到了我自身有这样一段缺课，觉得要补课就可以从这里补起了。

于是，费老把自己“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之一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派克以及布吉斯合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作为“补课的入口门径”。

派克，生于1864年，卒于1944年，本为北美欧洲移民后裔，后为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的祖师爷。1932年夏秋之际，他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教授来华讲学。当年秋季开学后，费老见到了派克，并接受了派克的很多教诲。此后，派克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深深地影响着费老。费老说：“我所学到的社会学以及怎样去搞这门学科，实际上受了派克老师的影响。”他还曾深情地回忆说：派克为他们上第一堂课“社会研究的方法”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以我个人来说，不能不承认这句话为我这一生的学术经历开出了一条新路子。……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其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活，说不定多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前进的道路。我的这种看法和想法也说明了我为什么想补课时，又找到这位派克老师。”费老的确是派克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学生。

费老说：“既要温习派克社会学，先得从明白派克老师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开始。”只有理解派克“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经过”，才能更“进一步学习他的社会学”。为此，费老饱醮笔墨，在《补课札记》中详细地阐述了派克所处的历史时代、师从关系和其在社会学建立过程中所起的拓荒和奠基作用。

在谈到派克所处的历史时代时，费老指出，派克80年的人生历程，正是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东向西开拓的这一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也是这片美洲大陆由地方性的区域向全球化发展的开创阶段。具体而言，19世纪80年代的后期，美国中部各州经济正处于急速发展时期，工业的兴起带来了城市化。在这一度被称为新大陆的广袤土地上，许许多多的大小城市在各州逐渐兴起，并从世界四面八方吸引来了大量的人群。这些移入新大陆的人群分别聚居一地，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艰苦奋斗和互相合作，渐渐创造出一个繁荣的新局面。而这种繁荣的新局面，又需要一个自觉的意识和自主的行动方向。正如费老所说：“这个时势呼唤着西方文明酝酿已久接近成熟的科学思想中产生一门社会学。”

然而，直到19世纪结束之际，美国的学术还处在欧洲的羽翼之下，到欧洲去留学是当时美国学生的风气。社会学在美国还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美国的各大学也都没有开过任何一门社会学课程。不过，这却为派克日后在美国社会学所起的拓荒和奠基作用提供了活动舞台。

在阐释派克的师从关系时，费老指出，派克在1883年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读书，次年即师从于美国著名实证主义大师杜威，“这位老师使他改变了一生的志趣，从想当工程师转变到了要成为能理解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学者”，并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1887年派克大学毕业后，以风华正茂之年，当上了新闻记者，直至1898年结束记者生涯。“这个职业把派克这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家送进了五光十色的城市”，可谓时势造英雄。然而，“时势和英雄的合一其实也就是个人和社会的合一，或是主观和客观的合一”。派克之能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固然可以说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有其个人的因素。“从主观上说，派克之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观察和分析思想领域的探索精神”。

派克在记者的岗位上，利用他可以接触到社会上各种人物的优越地位和条件，细心观察这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情感和行为，从而看出所谓的“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次，他在采访一位因酗酒而犯罪的妇女时，经过认真分析其情节，得出了该妇女本身并不是犯罪，而是为一种有类于传染病的酗酒的社会恶习所害。派克正是从这个角度写新闻报道的。费老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在采访酗酒妇女这件事上正暴露了派克作为一个记者已在敲开社会学这门科学的门了。”

1886年，派克去见自己的老师杜威时，杜威向他提出了一个对报纸和新闻进行科学研究的课题，即把潜伏在报纸和新闻表面现象下的社会过程暴露出来。而这就是费老所说的“呼唤成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所以杜威为派克策划的研究课题“引导他后来走入社会学这门科学”。

关于派克怎样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及他在社会学建立过程所起的拓荒和奠基作用，是费老在《补课札记》中重点论述的问题。这对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从派克一生的社会实践来看，费老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派克的早年学校生活以及自1888年至1898年11年的记者生活（已如前述），此为“他作为一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的时期”。

第二阶段自1899年至1912年，派克到欧洲留学，以及与黑人领袖一起为争取黑人的解放而奔走、呼吁。

派克于1899年携家眷赴欧，他本人在柏林大学留学。1904年派克发表了《群众与公众》的学术论文，该文成为派克进入社会学领域的入门之作。1905年，他结识了美国黑人领袖卜干·华盛顿，两人密切合作达七年之久。后者为派克提供了接触美国各地黑人及参加各种有关黑人问题会议的机会，从而打开了派克观察和研究黑人生活的大门。1910年，两人还结伴访欧，此举成为派克“兼顾城乡两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关键的进一步行动”，“确实在派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开创者的准备时期予以最后的加工和润色”。直至1912年，派克结识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汤姆士，后者成为派克进入该校社会学系的牵线人。此后，派克的社会经历进入了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自派克1913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至1944年逝世，为派克成为社会学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的时期。

1913年，在汤姆士教授的牵线下，派克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此前，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美国的大学中已取得了公认的地位，不再是个被探险的对象了。

据费老回忆，派克从1913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到1923年提升为社会学教授的十年间，“尽量设法充实他对社会学内容的建设”，“主要是通过阅读、梦求和思考，进行备课”。费老说，派克进入芝大的头几年，主要是读书备课。他遍读各家熟悉的社会学著作，喜欢在图书馆里寻找冷僻的书本，一旦找到了自己认为的好书，就像大热天跃进了一个清水池塘，不计深浅界限，没头没脑地钻进去尽情享受，从中得到新鲜的启发，取得学术发展的新途径。至于“梦求”一词，是费老从原文dreaming一字译出。费老说，他没有、也无法核实派克是否在梦中还不忘社会学这门学科，但从派克是一个有了问题决不肯白白丢掉，教育学生常以不断追问使其豁然贯通的作法来看，派克是一个勤于思考、勇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家。由此看来，“梦求”与“思考”有相近的意义。

派克还很注意社会调查和从实践中总结社会学的功能。例如，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启示，认为社会科学应当建立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上，并且为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指导，这样人们才开始作了历史的主人。费老说：“这是对社会科学的根本认识，也可以说是为社会学的功能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派克一直关注着美国的移民问题，一战前曾对美国黑人和移民问题作了大量的深入调查。费老指出，一战“不但启发了派克老师把他引导到了社会学功能的认识，而且实际上又把他带进了一个社会学的课题。这个课题一般称作‘美国化’的问题”。如所周知，美国是由世界上各地来的移民所组成的国家，其中主要为欧洲移民。这些人名义上是美国公民即美国人，但长期以来却以同乡关系抱成一团，与当地的其他人很少往来。这种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是很大的，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当美国参加欧战时，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心理上的归属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自己偏心于祖国呢还是所在国，这批人中自己还拿不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这就成了一个极可忧虑的问题了。于是当时美国政府和一般社会上就提出了对这批归属问题上的动摇分子要加强他们对美国这个集体的认同感的要求，当时流行的名字就是Americanization,翻译起来也不太容易，说白了就是要消除移民及其后裔在归属心理上的动摇性，也就是加强美国公民对美国的向心力或称凝聚力。美国移民历史造就的这个在参与世界大战时的人民心态问题，需要有对社会舆论有左右力量的学术权威的支持。因之当时就由经济巨头钢铁大王Cavengie基金出面提供巨款开展一个从1918年1月开始，1919年6月结束的。“促进美国化的研究”。派克教授被卷进了这个研究计划。于是当时美国政府和一般社会上就提出了对这批归属问题上与汤姆士一起承担了“促进美国化的研究计划”课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一份名为《旧世界特点的移植》的报告。该报告把移民的美国化问题，扩充为美国移民社区的全面研究，并在“实际上已碰了民族的文化接触和融合的动态过程”，提出美国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派克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美国实情的价值事后看来是极为重大的”，但因在当时“触及了美国本质的要害冒犯了包括卡内基基金在内的美国社会上层的利益”，这项研究计划未能继续下去。不过，派克对此项颇为重视，他说：“我回想自己的经历时感到在纽约研究美国化问题的几个月里读到的那些犹太移民的自传性文字给了我思想上革命性的启发。”费老认为，派克的这一研究成果，使其发现了“一个发展社会学的‘金矿’”；派克晚年又将该课题“扩大到全球的民族接触和融合的前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在21世纪这正是要认真考验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大课题”。

费老说，派克一生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成名之作，是他那本巨大的有1040页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引论》原本是一门社会学的学科基础课本，初专为入大学的学生们准备的。但派克进校后发现，当时流行的社会学入门课本很不令人满意，不仅质量低下，达不到学术水准，而且又太沉闷无味，引不起学生的阅读兴趣。最令派克气恼的是，当时学界竟把社会学“看作是一门对付当时社会上出现不正当现象的学科”。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亲自编写了《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

派克在编写《引论》时，为了给社会学在诸多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定一个准确的位置，特意在全文前加了一章，称作“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费老指出，派克所说的科学的社会学是由一系列概念所构成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这本《引论》主体部分从第2—14章，包括构成一个体系的13个社会学概念，每章讲一个概念。派克在《引论·序言》中说：“除了第一章外，每一章都包括四个部分：（1）引论，（2）资料，（3）研究和问题，（4）参考书目。前二个部分目的是引出问题而不是作出答案。其后二个部分是进一步启发提出问题和阅读资料。参考书目主要是为了提出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所以选择一些著作以供参考。”总之，《引论》为社会学研究的领域规定了一个范围，“使一个初学者知道从哪里入手去寻找、累积和组织关于这学科的知识”。《引论》于1921年出版发行，名符其实地“可以说是一本社会学的大百科辞书”，是派克为芝加哥社会学派、乃至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1925年，派克还出版了《论城市》一书，该书的主旨是引导想学社会学的学生们，怎样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现代城市社区问题。《论城市》一书，虽是一本论文集，内中除有社会学派主帅派克三篇为都市社区的社会学研究奠定方向和道路之作外，还有一些派克指导下的学生博士论文，“这一系列专刊构成了一套社会学丛书，为芝加哥学派摆开阵势”。

派克在自己的一生学术经历中，具有极大的探索精神，其中“人文区位学”就是其花费很大心血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建立的一门学科。自1932年8月至1933年春天止，派克进行了横跨太平洋，绕道南非的环球旅行。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壮举。派克在南非时，就打算与他的一位老学生合作建立人文区位学科。他在致这位老学生的信中说：“我要尽可能地把我的思想都写进这本书里，不然我怕我这一生将怀抱着脑中的许多东西没有见世而我已弃世而去……。你将会高兴地知道我虽年已69，但自己似乎觉得生命力没有比近来更旺盛的了。我希望在去世之前还能做很多的事。”派克认为，人文区位学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科学，和值得探索的一个思想领域。生物学里的区位学是研究植物和动物生长的地区和其它环境的协调关系，用以理解其兴衰消长的现象。派克教授认为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群体居住的社区。1930年他写了六篇文章阐述人们生活表现区位格局的具体例子和理论上的阐述。他提出许多社会学上的重要概念如生活网络，生存竞争，集体行为，社会的生物基础，和社会平衡等等。他指出人类的社会之所以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的社会就在于建立在不同的水平上，人是在文化的水平上，而动植物是在生物的水平上。派克还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社会学研究方法作出表率。这就是注重社会调查，对社区、田野调查乐之成癖，永不厌倦。他教导学生要懂得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溶入于广泛的社会知识之中。据费老讲，曾有一个学生记下了派克与学生们谈话的情景：当学生向派克请教有关论文里的问题时，作为老师的派克，并不立即回答，却反过来问这个学生的经历、生活背景，“他一直不断追问，最后这个学生突然想起了一些过去从来不觉得有意思的往事，像点着火一样把自己的意识燃烧了起来”。费老自己也深情地回忆说：1932年派克来华访问时，“结我印象最深切的教导就是他亲自领我们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不仅要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是一再教导我们要看出和听出动作和语言背后的意义来，就是要理解或体会到引起对方动作和语言的内心活动”。

派克社会学值得中国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学习和借鉴。

三、学习费老，认真补课，提高科学研究能力

以费老这样中西学兼通，并卓有成就、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晚年还“自己认识到基础不够，认识不够”[3]，“决心补课”。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一代学人们的教导和鞭策，也是发展中国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先决条件。

如所周知，现今60岁上下的博士、硕士生导师虽有较高的学术成就，但他们大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可称为先天不足，那就是，由于解放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国学根柢较为薄弱，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培养起来的学术新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正如费老所说：“我们缺的不少，可能每个单位和个人具体情况不同，可都需要补。”[4]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补课，以改变“基础不够，认识不够”的现状呢？

进行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首先就要占有充足的资料，没有充足资料的科学家，就等于巧妇为无米之炊。而欲占有充足的资料，费老的下述教导，应该为我们所遵循。他说：“我重读派克的书，看看他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我认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二是会读书。”这“重要的两点”，费老一生中都身体力行了，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第一，关于“深入到社会生活中”中的问题。

派克一生中反对死记硬背的教育法。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不要读死书，也不要死读书，而是“应当从生活的具体事实中去取得我们的社会的知识”。事实也是这样做的。他从生物的活动中观察自然界，从动物的群体研究到人的群体的形成，提出了人文区位学；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中，看群体，看社会，从人群去研究社会群体的发生和发展；他到黑人中去生活，懂得了美国南方黑人的心态，并进而领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感情；他把芝加哥作为实验室，研究城市的发展过程，并逐步搞出一套完整的社区研究的方法。

费老自上世纪30年代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以来，半个多世纪（除去其中因政治原因而停止学术活动的年分）中一直以派克为师，一刻也没放弃过实地观察的研究机会，从瑶山民族调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理念”，从农村社区研究——小城镇研究——中心城市的研究，从家庭工业与个体经济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从“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文化自觉”等等所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无不把自己的学术志趣与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民族振兴，乃至人类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也无不浸透着自己艰苦的社会调查的汗水与血水。例如，费老1935年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在广西瑶山的民族调查中就曾遇险，费老严重受伤，妻子不幸遇难。再如，费老看到的一条与西方工业化特征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他在半个世纪中九次调查访问江苏江村的结果。

据说，国学大师梁潄溟先生去世前，有人问先生：在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他随口答道：费孝通。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通，近年来深入农村工矿，使他更通了。他的名字里就有一个“通”字嘛。他还对另一位访问他的人说：费孝通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如此。[5]

第二，关于“会读书”的问题

费老教导我们说：“看书，也要看到骨子里去，自己看清方向，定出目标，靠自己钻研、磨炼，必须将国学与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向文化自觉的方向努力。这是人人可做，大家都有份的事。……另外还要提醒一点，要重视历史，懂得文化是有积累的，有积累才会有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6]

费老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读书要刻苦钻研，有目的性，“有方向”，即了解和掌握自己所处时代及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这样读书才不会浅尝辄止，而是能“看到骨子里”隐藏着的本质，有利于推动自己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费老60余年的学术生涯和等身的著作，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极好的良率。

其二，读书必须将国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向文化自觉的方向努力。

费老在这次补课中，除了补社会学基础课外，还补了国学课。对此，费老谦逊地解释说：“我小的时候念过一点古文，曾经用古文体写过几篇文章，自认为古文基础还好，……要是说“国学”，那么我的基础就差多了。我认为所谓国学，不仅仅是懂得古文，还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这方面没有下过功夫，基础不够扎实，研究得也不够深入。”[7]

于是，费老找来了三位国学大师陈寅恪、钱穆和梁漱溟的著作，并认真地逐一阅读。他说：“真是开卷有益，读他们的书很有收获，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还加强了我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特别是再次读梁先生的书，发现有两条把两人的思想联结上了：“一条对社区的研究，另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不能脱离中国文化来谈文化的变迁；提倡从传统的基础出发，改造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做法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8]

费老还紧紧地把握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之际的时代脉搏，加以发挥说：“当前世界的局势，要求中国文化能够迅速适应发生着的急剧变化；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同样应该适应这个变化的局面，大家互相‘适应’。这叫‘磨合主义’，东西方文化要互相磨合，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文化。这是我的主张。”[9]

费老的上述主张，实际上就在阐述着自己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实质：“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0]

其三，重视历史，懂得历史和文化的辩证关系。

费老多次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学子们说，大家要加强历史意识（不仅仅是历史知识），这能使我们在看待眼前事物时，能自觉地联系上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取其精华，去掉其糟粕。所以我们不能丢掉历史，当然也不能盲从历史。他一再告诫我们，不懂得历史就不会懂得文化，中国的社会学应该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11]

费老的上述教导，对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均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提高学子们的科研能力具有指导作用。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遵行。

[1] 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文。

[2] 费孝通：《“补课”问题应引起知识界的注意》。

[3]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36页。

[4]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36页。

[5] 《费孝通暮年自序》，《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28日B7版。

[6]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38页。

[7] 《费孝通暮年自述》，《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28日B7版。

[8] 《费孝通暮年自述》，《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28日B7版。

[9] 以上引文俱见《费孝通暮年自序》。

[10]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78页。

[11] 《费孝通暮年自述》，《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21日B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