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思想：邓小平对近代大同思想的超越

摘  要：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社会理想的政治设计。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大同、小康”之社会理想，其间经历了艰难的探索。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描绘出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他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揭示出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大同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在中国近代，各阶级的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些构想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后，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描绘出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蓝图，近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赋予小康、大同以全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实现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揭示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一 

    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其中，作为儒家重要的理想社会观的大同、小康则是最具影响力的。《礼记•礼运》中最早记述了这两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天下为公”的大同与“天下为家”的小康：“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这里，儒家学者把“大同”和“小康”诠释成为两种不同层次的理想社会状态，把“大同”社会描述成为最高理想社会，而“小康”社会则是以天下为家，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社会，认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虽政教修明，讲究礼信，但仍不及三皇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所以只能称为“小康”。这里的小康虽然与美好的大同社会有区别，但它强调“生活富足，不愁温饱，平等有序”的社会秩序，即使“在势者”不遵守社会秩序，也为社会所不容。儒家学者是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出发来论述自己的大同和小康的社会理想，但是关于大同、小康社会的观点、概念为民众所掌握和接受，成为许多人憧憬能够实现的理想生活状态。近代以来的社会剧烈变革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演进，赋予了大同、小康以新的时代内容。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无不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转化现实的过程。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他的大同理想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无疑是一种空想。谭嗣同在《仁学》中主张“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人人自由……战争息，绩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君臣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的“大同之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社会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太平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P1466）孙中山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2]（P525）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简单地把“大同”等同于社会主义。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总的说来，近代的大同思想都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而且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上来构建大同社会。因此他们始终不可能找到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进而走向大同的正确阶级力量和物质力量。 

    青年毛泽东提倡过道德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曾说；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但就眼前说，改造中国与世界，以达到大同世界却是具体的目标，又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他将大同的实现寄希望于哲学和伦理的改造，仍然具有空想色彩。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找到了到达大同的正确途径和阶级力量，为几千年的大同思想由空想转化现实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人民共和国”。他切实体会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P1466）。他强调只有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到达大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3]（P89）在此政治基础上，“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3]（P86）毛泽东在政治革命意义上为大同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他在探索如何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实践上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使大同理想的实现失去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这种离开生产力纯粹从生产关系角度构建大同社会，同样陷入实践的艰难困境。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邓小平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并在总结和吸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重要探索经验之上，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和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规划，较为全面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蕴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合理因素，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予以科学的扬弃。他强调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而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和强大物质力量。 

二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汲取中国传统大同和小康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国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紧密地将“国情”与“世情”相结合，对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概念，赋予“小康社会”以全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内容。它成为邓小平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概念，顺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内涵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历史地和逻辑地引导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  

    1、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  

    从“小康”概念的提出到小康社会思想的系统形成，经历了一个酝酿、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划分以下三个阶段： 

    从1979年底到1983年3月，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其主要表现为：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4]（P163）同年12月，邓小平在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也还是落后的，……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4]（P237）这样邓小平把建设现代化的目标，用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小康之家来表述，就容易为干部与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成为激励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了这个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至此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目标的基础上，确立了到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建立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从1983年初到1984年10月，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其表现为：1984年6月邓小平同日本客人谈话时讲到：“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10亿人口，到那时候1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1万亿美元，弱国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困落后的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 [5]（P64）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指出小康社会要到达人均800美元经济目标，而且要坚持社会主义，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全国人民都普遍过上小康生活，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阐述了建立小康社会的前景、指导原则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及其意义。 

    自1984年10月以后，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进一步完善的阶段。主要表现为，1985年9月，邓小平讲道：“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的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5]（P143）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几十名以下，但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了。” [5]（P216）可见他已经明确确立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把小康社会思想延伸至下个世纪。另外，这个时期，他还结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较多地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对于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大意义。至此，邓小平完成了他小康社会的总体构想和实践步骤。 

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同志对如何处理党政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反对以党治国，主张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分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卓识，对正确处理党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智慧光芒的重要思想，并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邓小平党政关系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政党政治及以党治国的形成  
      
    邓小平党政关系思想是建立在对政党政治和以党治国的深刻体会和把握的基础上的。要研究邓小平党政关系思想的形成，就不得不对政党政治和以党治国进行简要地考察。现代国家几乎都是政党政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任何政党都是以取得政权、参与政权和维护政权为主要政治目标，但政党包括执政党，本身并不是权力组织，因而就不能直接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成员实行直接强制。党政关系，指的是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特别是与政府的关系。在西方，所谓执政党，指的就是有能力控制公共权力的政党，特别是控制了行政权力的政党。一个政党如何通过恰当的方式控制政府，或对其施加影响，关系到政党活动的合法性基础是不是牢固。因而西方国家的执政党都能够很好地处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存在党政关系不清的问题。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却盛行以党治国，普遍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以党治国，就是执政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以党的名义和身份居高临下地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社会经济组织和广大群众发号施令。我国以党治国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根源。一是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一开始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开展活动。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各国共产党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中央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对我国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仿照苏联模式在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国后，又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更加广泛地仿效和照搬苏联以党治国的模式。二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影响。孙中山在探索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多党政治的失败和屡屡挫折后，最终以俄为师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早在1920年，孙中山就开始明确使用“以党治国”这个概念。但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核心是以革命党主义治国。他明确指出：“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只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1]此后蒋介石却大势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一党专政，把以党治国的恶劣作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我们党是一贯坚决反对的。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作风对我们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三是革命斗争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处于“非法”地位，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严酷形势，党很自然地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包括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建国后，这种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党领导一切的以党治国体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执政党治国的现成模式。加上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消极影响，权力高度集中的以党治国思想在我们党的一些党员干部中根深蒂固。以党治国的直接后果，就是树立了党权至上，强化了权力本位，使党的机构和职能全面权力化、行政化，相应地使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和权威大大弱化和边缘化。这种治国模式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质上降低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领导，最后导致人心向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明显的例子。  

      
    二、坚决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  
      
    邓小平同志年轻时就在法国勤工俭学，对西方国家政党运作模式和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邓小平同志又经历了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对我们党存在的以党治国倾向有着深刻的思考。邓小平同志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观察和思考现实问题。可以说，邓小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从理论上提出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思想的伟大政治家。早在1941年4月，邓小平就敏锐地发现在我党领导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和危害。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以党治国的不良倾向，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 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2] 为此，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以党治国”的口号。  
      
    邓小平在文章中还专门列举了以党治国的三条危害和恶果。他指出，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领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巩固的思想，它所造成的恶果不小，主要表现为：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有的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的混乱现象。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邓小平指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3]  
      
    为抛弃以党治国观念，处理好党政关系，邓小平提出了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即“党对政权采取指导与监督”的政策，党不直接干涉政权和包办政府事务。党的领导责任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所谓指导，就是党的权力只限于“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而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邓小平还强调，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坚持民主精神。“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这就要求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要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斗争，提高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  
      
    邓小平同志在整整60年前所提出的处理党政关系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后来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有不少是他早年思想的再现和进一步完善。  
      
    三、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尽管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率先提出了反对以党治国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重要思想，但由于当时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光辉思想尚未引起全党的应有重视。因为种种原因，以党治国的作风在党内还逐渐盛行起来。1942年9月，即邓小平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第二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建国后，毛泽东又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认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 的”，[4]他还提出了“党委决策，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致使党的领导职能被无限制地扩大，党的领导完全被行政化、权力化了，党成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万能的管理者，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经济组织却成了党指挥的工具。这种以党治国的领导方式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的全国范围的大内乱，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邓小平对这种混乱的党政关系和由此造成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有着深深的切肤之痛，并引起了他对克服以党治国的进一步思考。  
      
    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究竟如何治理国家，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党治国，一种是以法治国。以党治国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人治的延续和变种。在人治的情况下，不是没有法律，而是个人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一言可以立法，一言可以废法。在旧中国，国民党就是以党治国的典型。建国后，邓小平就认真思考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提出了“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党从革命党到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的地位、身份、环境和历史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如何实现由以党治国向以法治国的转变，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等等，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对如何处理党政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内容提要]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实际上，邓小平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意识形态转型、领导权威重构等多方面探索了我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并取得极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十年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实现党执政的合法性转型，达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全方位的思索与探索。 
  
　　一、转换执政绩效观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①]邓小平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因此，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③]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得，不开放也不行。过去二十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下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归”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认识太深刻了。”[⑤]“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⑥] 
  
　　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他认为，“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⑦]“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⑧]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⑩]在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⑪]“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基础。 
  
　　二、调整意识形态取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当作了根本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文革”中甚至发展到极端，被“四人帮”利用而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因此，在政治合法性转型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⑬]“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⑭] 
正确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左”和右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⑮]“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⑯]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个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⑰]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⑱]“实行开放必然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⑲]“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思潮。……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⑳]因此，“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1]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22]“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现在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23] 
  
　　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4]“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5]从合法性角度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价值取向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政治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 

  2、邓小平对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规划 

    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小康社会以后，为把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落到实处，他开始考虑具体的战略部署，描绘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划蓝图。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分两步走、奔小康的战略设想：即把今后二十年分为两个十年，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达到小康水平。1981年邓小平在阐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时，就两步走战略第一次作了较为完整的说明。他说，“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5]（P79）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或八百、九百美元，这时在战略目标的设定上，邓小平仍然使用“接近”发达国家的提法。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确立了到20世纪末翻两番、奔小康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提出小康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为此，在构想20世纪末的发展战略之后，邓小平又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下个世纪，并开始酝酿中国跨世纪的战略构想：“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4]（P416）这时邓小平对发展目标的提法作了调整，第一次提出了用3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再翻两番的发展速度和国民生产总值6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的量化标准。1987年邓小平在阐述战略构想时，开始把第一大步分为两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构想。他指出，“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 [5]（P226）邓小平这个跨世纪发展战略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得以确认。十三大的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上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6]因此小康社会的实质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3、邓小平对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径选择 

    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小康社会，首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小康社会应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邓小平指出，首先“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5]（P64）他认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5]（P206）其二，小康社会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 [5]（P216）其三，通过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依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5]（P204）可见邓小平把小康社会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解释，明确了建立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方针政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样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使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与现实实践得到了有机统一。 

    其次，邓小平认为要建设小康社会，还必须要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他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首先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5]（P225）在此邓小平既没有用传统的“大同”概念，也没有用外来词语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用“共同富裕”来表达，找到了实现“共同富裕”达到大同之境的正确途径。“共同富裕”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民众的普遍“均平”心态，又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是当代中国大多数群众的共同愿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始终强调小康社会的实现与共同富裕是密切相关的，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途径则是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认为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只有消除了对生产力的束缚，才能推动经济建设发展，才有可能使中国向小康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动力。 

    再次，邓小平还强调小康社会是一个整体全面的社会形态概念，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指标。1983年2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列举六个方面具体描绘了小康社会的状态，即人民的吃穿用等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人均住房达到二十平方米、就业问题基本解决、人口不再外流、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可以自行安排、人们精神面貌改变与犯罪减少等等。[5]（P25）此后，邓小平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论述了小康社会在宏观管理、各项体制的完善、科学教育投入、精神文明建设、各地区平衡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等方面的内容。他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争取和平的外交环境；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同时还强调，要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保持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方针政策长期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 [5]（P220）邓小平还在政治建设方面设想，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5]（P220）以上说明，他所描述了小康社会既是我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又要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包括人民生活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综合概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一个完整科学的社会形态。 

结语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从党对现代化理论的认识历程来看，是对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和创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四个现代化设想，从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看缺乏具体的道路设计和战略部署。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的新概念，确立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这是党的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发展和升华，反映了党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清晰。邓小平还指出它对坚持社会主义理论不动摇的意义，他强调，实现小康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 [5]（P226）这不仅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也可以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之后，邓小平更加强调，中国实现了小康社会，就会无可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是坚不可摧的，到那个时侯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就能够出现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同时他还指出，实现小康社会时，“国家的力量真正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 [5]（P89）中国就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多和更大的贡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正确指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对小康问题作出了具体设计。到1990年，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奔小康的战略决策，奔小康成为90年代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1995年党中央根据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提前5年实现的新情况和邓小平一贯重视人均指标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人均产值翻番的新目标。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又根据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战略部署，这是对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总体规划，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新发展。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终于在20世纪末进入了小康社会。依据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制定的16项小康水平指标，我国在2000年已经总体实现了为96％，除三项指标没有完全达标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然而，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7] 因此，党中央在新世纪之初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指明了新的历史任务，而且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 

    总之，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正实现中国人民的历史追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的统一，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大同找到了现实的可能性。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已经摆脱和超越了自然经济的局限，具有现代社会文明的性质。历史已经证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不仅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而且必将形成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大同情结相统一的壮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