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方大学新文学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北方大学新文学教育研究

张舒沛

广州市广大附属实验学校

“新文学”是五四运动以后以白话文写作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体系。传播初期，不少新文学厕身其大学校园并以之主要阵地，从而给新文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也正值民国新建，焕然一新的教育体制给现代大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进入了大学的课堂。尤其是北方大学国文系师生共同对新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从而使得新文学教育在大学的发展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一、民国时期新文学教育的历史背景

清朝末期，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军事入侵，与之伴随而来的还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面临着革新和发展。一些思想开明的士大夫逐渐意识到：强国需先强体，强体需先立人的基本理念，而立人的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兴办教育。于是，南方沿海地区和部分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在西方传教士大力兴办教会的影响下，兴学之风日盛。当时较为著名的是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武汉的自学大学堂、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等。到了1905年，废科举、禁私塾，传统的教育方式逐步被政府的新式学校所取代。1912年5月名噪一时的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此时正值中华民国新建。

民国初建，当务之急就是对语言进行统一，统治阶级坚信“语言是造成民族的一种自然力量”。因此，民国初年“读音统一会”和“国语统一会”的筹备，以及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厉行国语教育的举措，都是国民政府为统一语言所做的积极努力。1915留学于美国的胡适，曾在美东中国年度学生会上提交了《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报告，从而引发了文学革命的到来。同时，“国语统一”和“文学革命”的合流也使得文学的内容和作为载体的语言形式两者相互融合，不仅促使了白话文时代的到来，也为新文学在学校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新文学运动开展后的十年，新文学教育也在大学、中学以及小学的课堂上普及开来。

二、民国时期新文学教育的发展进程

古往今来，新生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诚然，民国时期的大学文学教育也并非是新文学真正的天地。新旧文学的碰撞和融合，加之尚古文人教授对古典文学的坚守，使得新文学教育在大学国文系中呈现出保守与激进的明显差异。这两种相对的文化取向不仅存在于学校个体，更多的是出现在南北分界的高校整体之中。

20世纪早期的北京大学名人荟萃、群星璀璨，是当时“雄视一方”的高等学府。随着中国文化界刮起的改革新风，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孕育和传播的基地。北京大学一方面承担着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历史光环，另一方面又聚集着大量新文化文人，开始自觉地将新文学带进大学的课堂中。尤其是1931年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对文学教育大刀阔斧的改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北方地区的高校。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师生积极热情地参与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以及之后培养出的大批新文学作家，使广袤的北方大地上高举出一面面革故鼎新的文学旗帜。

而代表南方学术实力的中央大学，却有悖于南京在文学上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传统。早在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要求全国范围内的国民学校将“国文”改为“国语”，1930年2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又奉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下发了全国应厉行国语教育的电文。这些政府明令规定似乎对顽固的中央大学不起任何实际性的作用。1921-1922以及1934年间，该校学生曾两次发动中国文学界和教育界强烈反对白话文、主张复活文言文。中央大学教授对新文学的排斥和批评，师生对旧体诗词曲集体性的坚守，与北方大学的鲜明对比使其陷入了文化保守的尴尬境地。

三、北方大学新文学教育的特点

1、课程设置呈现出不薄古今的科学化

“文学”和“文学史”在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文学”科的设置近乎传统的“辞章之学”，强调体会作者用心，研寻作文妙用；而课堂上讲授文学史，则是重视知识积累、贯通历史线索的体现。此时北大课程表上，“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数目已远远超过“中国文学史”，而且这类课程大多是由受过正统诗文训练，授课内容过于单板守旧的旧式文人担任。加上北伐前后，新文化人纷纷南下，使校中守旧气氛更显浓重，一时复古潮流甚嚣尘上，学生对此颇为不满。

1931年胡适出任北京大学国文系院长，他上任后的首要目的就是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同年12月胡适在他的演讲中谈到了文学的三个方面：历史的、创造的和鉴赏的。在“历史”和“鉴赏”两方面，胡适其实更看重“历史”。于是他在对“中国文学”课程类的改革时就要求注重历史之系统，研究历史之变迁。虽然之前国文系开设有唐宋诗、元朝文等文学史方面的内容，但一个学期的教学往往只是对少数作家及作品进行研究讲解，缺乏整体的系统性，之后经过改革这种现象有了明显的改观。1936年9月出版的《北大迎新特刊》中介绍国文系文学组的课程设置时，就说“文学组所设科目，都是些文学史各断代的散文和韵文”，原先“中国文学”类课程也带上了文学史的性质。而且在当时二年级以上的文学组课程中，除保留“词史”、“戏曲史”、“中国小说史问题”之外，又将原来的文学史扩展为“古代”、“中古”、“近世上、下”四段，隔年开其中的两段。这四门文学史类课程一直都明确规定为必修，除此之外又在1935年增设“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①从上述的改革中可以看出，这时期整体课程结构有全面向文学史方面倾斜，北大国文系也基本上确立了以文学史为主体的课程框架。

30年代，胡适除加强文学史方面的课程之外，也试图将新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引入到大学课堂中。他上任的第二年就在国文系增设了“新文艺试作”的课程，此课程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组。拟定的教员有周作人、俞平伯、徐志摩、余上沅、废名等。其实此前，清华大学、中国公学、青岛大学就在胡适的弟子门生沈从文、朱自清、苏林雪等人的倡导和影响下先后开设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1936年，北大的课表上又加入了废名的“现代文艺”和陈绵的“话剧实习”两科，前者的目的在于赏鉴各方面的创作并加以批评，这从侧面也体现了其课程中对学生创作指导方面的意图。

同样，此时期具有学术代表性的清华大学国文系也在新旧文学的冲击下努力地做着调整。与北大相仿，清华国文系古典文学的课程仍然居多，但是由于杨振声特别注重于“研究文学表现上之艺术”，从而使文字学、音韵学以及文学史等考据类课程处于古典文学的边缘位置。1932年11月《国文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文件的通过，使国文系对原有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大幅度地修改。修改后的主体课程为第二、三年级的必修课“国学要籍”，至于“第三、四年及研究院”的选修课则开始注重“说文研究”、“甲骨文研究”、“校勘学附实习”这样的训诂考证类课程。②而“中国新文学研究”、“当代比较文学”和“新文学习作”则是清华国文系所设置的三门新文学课程，它们的开设使国文系师生对新文学创作与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毕业生以创作或新文学研究代替论文的并不在少数。例如，俞平伯和朱自清在课程中要求学生练习写作，这种习作虽不以创作为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的新文学创作。

另外还需提到的是，朱自清在任教“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提出应更注重对中国文学的“鉴赏及批评”。他不仅本人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而且还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列为清华国文系日后发展的方向之一。③从这里可以看出，朱自清对于“鉴赏及批评”的认识显然比胡适更进一步深入。但是朱自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只是对传统的批评术语在语义上做了考辩，在历史的源流上进行了梳理，但却忽视了对传统文学作品应有的体会和理解。

以上论证所得，北方大学国文系对课程设置所做的调整，不论是偏向于史料的考证，还是新课程的注入，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趋新的色彩和科学化的表现。虽然当时这种来自于西方的科学方法既不成熟也不完善，但是运用改造后“本土化的科学方法”，不仅保留了相沿未衰、古色古香的古典文学，又增设出了具有时代气息、朝气蓬勃的新文学课程。

2、师资延聘上呈现出中外并蓄的现代化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界的进步，研究风气日浓的学术界对学者的评价标准日益增高。北方大学也在浓厚的改革氛围下对国文系的教授进行了一番“审视和更迭”，改革后的师资体现出了中外并蓄的现代化特点。这里所说的“中外并蓄”并不是指兼聘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而是中国学者个体自身兼通中西学文化。

早在1920年，胡适就多次呼吁北大提高学术水平，然而“一班老人”统治下的北大国文系，在胡适眼里，十年来却是乏善可陈。面对复古气焰的青霄直上，北大校长傅斯年甚至认为，数年来国文系之所以不进步的最大障碍就是系主任马裕藻。1932年傅斯年又主张：在北大的校园里，有著作和贡献者方能获得大学教师的教授资格。④面对当时学术界的整体环境，作为新一届的国文系主任，胡适不能不感受到压力，此时他意识到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除旧迎新”，即解聘一些迂腐顽固且在学术上没有成就的学者，聘请一些中西文学兼通的并具有创造性的新型教授。当时国文系长于旧体诗词的林损、许之衡，虽接受过正统的诗文训练但并不以著作擅长，与现代学术体制的要求相差甚远。他们虽可容身于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但终究还是要黯然离去。胡适在傅斯年的影响和帮助下多次致信校长蒋梦麟，最终北大国文系于1934年解聘了中国文学教授林损和许之衡。性格一向温和的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了他少有的果断和魄力。

自国文系提议新添“新文艺试作”课程后，胡适就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学者教授。1932年胡适在周作人的推荐下，聘请了北大毕业的作家冯文炳来此执教，主讲该系的散文写作和现代文艺课程。冯文炳的现代文艺课程研究颇丰，他在授课过程中编写的“现代文艺”讲义曾被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并命名为《谈新诗》，成为后代学者研究新文学的专书。类似于这样优秀的学者讲义，之后不仅会以作家作品论的形式刊出，同时也会参与到新文学的讨论和批评中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新文学进程中的一环。胡适在聘请“中西学兼通的人才”方面，他还比较看好梁实秋和朱光潜，因为他认识到要想在新文学上有所创造，就需要有受过中西方教育的学者来做引导。胡适曾在信中明确表示，希望梁实秋放弃青岛大学北上国文系著书兼课。而朱光潜本人不仅是在北大外文系执教，同时也受邀于胡适在国文系开设了一年的“诗论”选修课。胡适是希望借以他们的力量来吸纳更多的人才，从而可以在北大形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

1925年清华大学草创时期，国文系教师寥寥无几，1927年教师队伍扩大，但多数都是兼职教授，真正涉足系内的专任教师并不多。及至清华国文系正式创办，专职教师队伍开始稳定且阵容渐强。1920-1930学年度，清华国学院解散，许多教师转入本系，国文系的师资力量开始迅猛增长，当时著名的教师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杨树达、陈寅恪、钱玄同、俞平伯、赵元任、黄节等。上述教师中，除黄节和朱自清以外，多半均有留学于海外的学术背景。黄节学问渊博、通读古今，尤其以旧体诗词功底见长；朱自清虽无留学经历，但与老式学者的研究风格不尽相同，他进清华教书是由胡适推荐的，而且打破了清华传统师资延聘方面的惯例，跳过讲师、副教授直接以中学教学教员的资历任职。另外，留住人才也是清华在延聘师资的一个特色。例如，余冠英、林庚两人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王力是之前清华国学院的毕业生，他法国留学归来后也致力于此教书育人。以上可以看出，清华国文系除草创和复校时期专职教师中教授居多之外，大部分教师都有海外留学的学术背景，师资雄厚，较之当时任何国内高校都胜出一筹。也正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对新文学的研究与北大并驾齐驱。

除了上述提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课程设置和师资延聘两方面鲜明的特点之外，还有个别高校教授对教学方法的改变、对教学内容的扩展和深入，不论成功与否，都可视为北方大学新文学教育探索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且由于高校教授的相互流动性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方高校的新文学发展。总之，北方大学对新文学教育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当时新文学的发展，而且也使民国时期大学国文系呈现出簇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①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页。

②季剑青：《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第15页。

③朱自清：《国文系概况》，《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414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版，531页。

作者简介：张舒沛（1991·5·17——）：女，汉族，籍贯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任教于广州市广大附属实验学校，从事高中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