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蔡京经济思想

浅谈蔡京经济思想

郭静

郭静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450001）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000-01

摘要：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宋徽宗时期以宰相身份执政，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他的经济思想上承法家思想的特点，又受到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其经济思想强调国家专利，主张以消费刺激生产，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关键词：北宋；蔡京；经济思想

一、蔡京其人

蔡京（公元1047年—公元1126年），字元长，北宋兴化仙游（今福建莆田）人，宋徽宗时期的宰相。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蔡京以进士入仕途，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的高潮时期，他便跻身于变法派，元丰年间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久后又升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元丰八年（公元1048年），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哲宗继位，由神宗母高太后听政，她启用司马光等旧党官僚，尽废王安石之法，蔡京受牵连被贬至地方。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决意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法，重新任用变法者，作为变法派的蔡京自然也受到提拔。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初以神宗皇后向太后垂帘听政，兼用新旧两派人员，意图平息党争。此时的蔡京受到众朝臣不断的弹劾，被贬至杭州，但他通过徽宗亲信宦官童贯搭桥得以接近皇帝，并逐步取得皇帝的信任。及“徽宗欲上述父兄之志，有意修熙、丰政事，遂决意用京”，于是蔡京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拜尚书左丞、右仆射，次年正月进左仆射。此后，蔡京屡罢屡起，前后四任宰相，执政达二十余年。

二、蔡京经济思想的由来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其渊源，蔡京经济思想的形成亦不例外。他的经济思想既继承了前代经济家的某些观点，又受到所处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

（一）法家经济思想的影响

北宋时期教育发达、文化繁荣，统治者采取以文治国的方略，广行科举取士。蔡京也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虽然受到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的经济思想却较多的呈现出法家的特点。

法家经济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强调中央集权和宏观调控，主张尽可能地将社会经济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以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从管仲提出的轻重之法，到商鞅的利出一孔的主张，再到桑弘羊的盐铁专政，无不体现这一思想。《管子》轻重篇中提出：“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商鞅利出一孔的途径就是国家出面打击限制工商业，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国家独占山林河泽之利，而汉代桑弘羊的盐铁专政更是开了中国古代禁榷的先河。蔡京在执政期间也致力于完善国家的专利制度，其中主要是针对盐、茶。盐法主要是采用“官府专卖，民自贩运”的方法，关于茶法蔡京在奏议中曰：“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之茶，仍旧禁榷官卖，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是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不管是盐法还是茶法其核心思想都是提倡国家垄断社会资源并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上可以看出，在对待国家政权如何参与经济活动这个问题上，蔡京的看法与法家经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王安石的影响

蔡京生活在北宋中后期，此时的北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部国家财危机愈来愈严重，外部面临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面对统治危机，士大夫倡导的改革也就应运而生，“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相继而起。蔡京与其弟蔡卞是同一年登科，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两人同时得到王安石的赏识，并共同支持和参与了王安石变法。在其后的从政道路上蔡京也始终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居。

关于蔡京的经济思想的正面评价较少，对于他是否为王安石的真正继承者这个问题，历代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贬斥中看出端倪。蔡京“当国，奢侈无度”，他还曾说：“天下之财，但如一州公使尔。善用之者，无不足而常有馀。”而这一思想与王安石“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思想是一致的。蔡京还曾说：“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国用自富”，而王安石也曾说过“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一点也是相吻合的。

三、蔡京经济思想的内容

蔡京在徽宗朝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实践，但因史料的缺乏再加上历史上对蔡京的评价较差，关于蔡京的经济思想历来很很少被人关注。以下我们从义利观和理财观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下蔡京经济思想的内容。

（一）义利观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羲，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非子·解老》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综上，“义”就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应当遵循的标准与原则。所谓“利”，《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利，钴也。从刀，和然后利。”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利”也就是指利益。

蔡京对“义”与“利”没有做过直接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言谈行为来了解他的义利观。蔡京的生活享用是很奢侈的，据南宋的遗民所著《东南纪闻》中记载：“蔡京为相日，置讲议司，官吏人数俸给优异，一日，集僚属会议，因留饭，命作蟹黄馒头。略计其费，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又有明代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中说：“蔡太师京厨婢数百人，每杀鹩子辄千余。”蔡京在饮食上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居住上亦是如此，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记载：“蔡元长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蔡京不仅自己生活奢侈，也把自己这种理念灌输给徽宗皇帝，《宋史·徽宗本紀·贊曰》载：“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資，濟其（徽宗）驕奢淫佚之志。”徽宗尝出玉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欲用此于大宴，恐人以为太华。”京曰：“臣昔使虏，见有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指以示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理毋嫌。”徽宗曰：“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惧人言复兴。”京曰：“事苟当于理，人言不足恤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养，区区玉器，何足道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蔡京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较为重视“利”，这恰恰与儒家所提倡的重义轻利的观点是相悖的。

（二）理财观

蔡京借《周易》中的“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的说法，提出所谓“丰亨豫大”的理财之法。他认为天下承平日久，府库充盈，此所谓丰也。然而宫室狭小，这与国家的富足很不相称，广建官室，此所谓大也。天下既已丰亨，就应该豫大。蔡京的这种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通过消费来刺激生产，而当消费不足时就会影响生产。

为了实现“丰、享、豫、大”之说，汴京城开始大兴土木，如，为宋徽宗营建的“万岁山”，自政和七年（1117）动土，至宣和四年（1122）竣工，其间历时六载，工役至千万人，耗费不可胜计。为了解决财政的问题，蔡京把榷茶、榷马、榷酒、榷盐、榷矿这些厚利的行业都实行了国家垄断，不仅如此，铸“当十钱”，进行金融改革，强令货币增值，巧取民财于无形。蔡京虽然极力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对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这种理财思想并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根本的好处，实质上是“四方之金帛与府藏之所储，尽拘括以实之，为天子之私财”。

综上所述，蔡京的经济思想具有很大的功利主义倾向和国家垄断主义的特点，在此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必然也带有很大的功利色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反而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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