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下的《使女的故事》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下的《使女的故事》

陈珊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优秀的反乌托邦小说。该小说融入了阿特伍德的亲眼所见、所闻及经历，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实色彩。本文拟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该小说中女性的寓意，指出小说中女性的处境实则影射了现实世界中一些地区或国家的女性的处境，而且影射了加拿大的处境。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弱势群体

一.引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是加拿大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曾师从多伦多大学的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诺思诺普·弗莱，后获哈弗大学硕士学位。自从1967年，阿特伍德已有近四十年的创作历程。在这四十年里，阿特伍德笔耕不息，不断有新作问世。迄今为止，她已出版40多部作品，包括诗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和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等。她是一名多产的作家。

《使女的故事》出版于1985年，是阿特伍德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该小说以基列国为背景，描述了该国度里的女性艰难的生存状况。她们没有自主权、没有自由，是专属于男性的生育工具。本文拟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小说中女性的生存状况不仅隐喻了现实生活中一些地区或国家的女性的生存状况，而且影射了加拿大的处境。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国内学者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在“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这一全国学术研究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中上，聂珍钊教授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并建构了其理论框架。于同年，聂珍钊教授又首次在《外国文学研究》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文学伦理学：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的文章。该文章在总结了中国文学批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伦理学批评方法进行文学批评，并阐释了该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界定了其研究对象及内容。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既可用于“希腊神话的研究，也可用于当前各种文学的研究，还可用于以描写远离我们现实的理想为主要特征的幻想文学的研究”（邹建军，2005：40）。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注重文学与客观环境的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聂珍钊，2004:18）。它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提供娱乐，而是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2010：17）。

三.使女影射现实世界中的女性

小说中基列国里的女性沦为了次人类，她们被视为是可利用的商品。首先，她们在红色中心被按照男性模式打造，以适应这个由男性主宰的国度。她们身上的衣物几乎遮盖整个身体以掩饰性格特征，因为在这个国度里，她们不是女性，而只是生育容器。小说的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曾说过：

“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不是嫔妃，不是艺妓，也不是高级妓女……我们身上不能有丝毫娱乐成分，绝不允许任何隐秘的欲望之花有盛开之机……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阿特伍德，1985：141）。

使女也没有自由，她们被剥夺了自由生存的权利。她们不能看书、写字和做针线活儿。她们甚至连自由说话和行动的权利的也没有。如果她们触犯了这些禁止条例，她们的手脚会被切除，因为使女失去它们并不影响基列国里男性的目的的达成。“对实现我们的目标而言，你们的手脚无关紧要”（阿特伍德，1985：96）。在大主教的眼里，唯有她们的子宫---能为自己传宗接代的身体部分，是重要的。在整部小说中，使女只被视为是能生育孩子的机器。大主教们拥有绝对的权利，然而使女只是属于他们的一件物品。使女们根据合同，被不同的大主教占用，并且属于同一个大主教的时间至少是两年。如果她们在这两年期间不能生育，那么她们将被送去隔离营打扫有毒的废弃物质。在这个国度里，使女除了生育能力之外的其它方面都被忽略了。生育孩子及做代孕母亲是她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也是唯一能使她们幸存下来的方式。

使女沦为了有权势的男性的物品，这些男性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需求任意地使用她们。作为物品，她们的名字是根据其主人的名字而定的，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身份。比如，奥芙弗雷德来源于of-Fred，奥芙沃伦来源于of-Warren，奥芙格伦来源于of-Glen。她们只属于她们的主人，因为她们的名字中包含of这个所有格介词，而of之后是大主教的名字。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基列国的规定，包括吃饭、洗澡这类基本的活动。看书和写字是更不被允许的。她们被剥夺了从独立做一些事情中可获得的乐趣。她们唯一的娱乐方式是观看挂在墙上的死尸或观看女性被处死的电影。“还有一次我们被逼着看一部电影片，里面一个女人被凌迟处死。大卸八块。十根手指和两个乳头让人用修建草坪的大剪子剪断，肚子被剖开，肠子被拖出来”（阿特伍德，1985：121）。这种所谓的娱乐方式实则是最恐怖的娱乐方式，它们的意图是让女性心中充满害怕，以让她们不敢公然地违背基列国里的规则。基列国里这些无情的政策没有给女性主义者、反抗者以及不生育的女性留下丝毫空间。

“文学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聂珍钊，2004:18）。因而，小说中使女的遭遇和现实社会中的女性的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在印度，女性的地位并不比动物的地位高。在家里，她们被自己的丈夫任意地利用和殴打。她们被认为仅仅是男性娱乐的工具以及为男性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机器。印度的男性把殴打妻子看作是他们生来就有的权利并在实施这种权利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即使他们的妻子没有犯任何错误。对于他们来说，女性的思想是没有价值的，女性唯一的价值在于她们的身体，因为这能为他们创造快乐。他们丝毫不关心女性的感觉和情绪。他们无止境的羞辱女性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男性的尊严。而且，他们以和平为由，强迫女性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女性表现出了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她们都会遭到谴责和孤立。此外，他们还不支持女性发展自己的才能。因此，小说中使女的处境实则影射了现实世界中一些地区或国家的女性的艰难处境。

四．使女影射加拿大

小说中使女的处境不仅影射了现实世界中女性的处境，而且影射了其它一些弱势群体的处境，比如加拿大。该小说将背景设置在美国，暗示了基列国的政策是指代美国，而使女是指代加拿大。“加拿大同美国共有一条长长的边境线，时刻能感受到美国文化对它的威胁”（袁霞，2010：18）。在美国这个强大的邻国面前，加拿大只是一个边缘的甚至不存在的国家。对此，阿特伍德有着亲身体验。1962年，23岁的阿特伍德去美国哈佛大学克利夫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异乡求学的过程中，她亲身“经历了令她刻骨铭心的‘文化休克’”（袁霞，2010:20）：

“这并不是我所遇到的美国人对加拿大有任何奇怪的或“令人苦恼”的态度。他们根本就没有态度。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有这么个地方存在着---那是地图北部一个空白的区域，糟糕的天气就是打那儿来的（袁霞，2010:20）”。

面对经济和文化都很强大的邻国美国，加拿大的境遇就如同小说中使女在基列国里的遭遇。美国象征了基列国里的掌权者，加拿大就如同使女，处于边缘的、被压迫的地位。加拿大只有努力寻找并维护自己的身份，才能避免自己被强大的邻国吞并。就如同使女，她们只有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为之不断挣扎和努力，才能为自己寻得出路。因而，女主人公奥夫弗雷德对自己处境的叙述实则影射了加拿大这个国家对自己处境的叙述。

五．结语

阿特伍德是一位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她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作是自己艺术的宗旨。在《使女的故事》中，她通过描述使女的处境影射了现实世界中一些地区或国家的女性的处境，同时也影射了被强大的邻国压迫的加拿大的处境。该小说不仅呼吁读者关注被男性统治和压迫的女性，而且呼吁读者关注现实世界中所有被压迫的、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4）：16-24.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4]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5]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容品格[J].外国文学研究，2005（6）：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