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公民观

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公民观

刘婷婷

刘婷婷（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伦理学09级研究生，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而德性论的公民观作为亚里士多德公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述主要集中于《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从最优政体的意义上规定公民的德性；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活的意义上规定公民的德性。前者是公民德性论的公民观，后者是公民德性的具体规定，它们共同形成了其德性论的公民观。他在城邦公民的德性与非公民的德性之间划清界限，在一览无遗地将柏拉图的烙印暴露出来的同时，又为其对城邦公民的判断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依据。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德性；公民

中图分类号：D621.5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A-0176-01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构成了近现代公民理论的重要源头，可是人们提及公民问题时往往提及亚里士多德，却无人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公民进行讨论时，将其是否事实上参与城邦视为唯一的条件；任何居民只要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事务，皆为城邦的公民。然而，对于城邦的公民的这一条件，我们仍然不免质疑，难道就不需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德性。如果城邦某一公民不具备这样的德性，他是否还是城邦的公民呢？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界定公民之后，就将话题转移到了这个问题之上，由此形成了他德性论的公民观。

一、亚里士多德对公民德性的界定

城邦公民的德性是什么，必须根据政体来确定。“政体乃对城邦中各种官职的设置，是关于城邦公民的某种制度或安排。”是故公民参与城邦政体，就必须把最高权力与政治权力加以分解，从而公民既承担一定的角色，又要求具有履行其角色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既然界定的是共和政体中的公民，他对公民提出的德性要求也必须是共和政体所需要的。由于共和政体实行轮番而治，公民即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城邦公民就应该既具有统治者的德性，又具有被统治者的德性。他说：“好的公民公民必须学会统治和被统治；他的德性在于，从两个方面学会做自由人的统治者。”在此意义上，好的公民的德性和好人的德性，不仅没有区别而且完全一致；至少在最优良的城邦中，善良之人的德性与城邦的公民的德性是同一的。

然而公民的德性不能简单地和善良之人的德性相等同，即使是在最优良的城邦中亦不例外。政体倘若不是最优良的，那么只有某些公民的德性与善良之人的德性相同，因为这些“少数的善良之人即是统治者”。在最优良的共和政体中，由于公民轮番而治，公民显然必须具备双重德性。于是，他作为自由人的统治者，与他为自由人的被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德性就有了根本区别。统治者正如欧力彼得斯所说，不要各种琐屑的技巧，一心盼求治国的要道。是故公民作为统治者，最重要的德性是智慧，但这是哲理性智慧，他要思虑城邦道的优良性。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他担负政体分配的角色，当然也需要智慧，但这是技巧性智慧，他要实现德性的灵魂活动。所以，从抽象的意义上谈论共和政体中的公民，他们作为自由人的统治者的德性，与作为自由人的被统治者的德性完全相同。

亚里士多德在思辨城邦公民时，不满足于抽象地确定公民的德性，而是置于具体角色的德性活动中来定位。对于共和政体中的公民，其德性当然是从两个方面学做自由人的统治者；对于共和政体的公民承担的具体角色，其德性就只存在于角色的完美履行了。因此，在个别的城邦公民角色之上，公民的德性获得了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所以，我们谈论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德性时，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政体层面，而应相对于具体的角色来理解。公民参与城邦政体，既承担一定的角色，又具有履行其角色功能。因而城邦公民的德性，仅仅在于各尽其职地把自己的角色履行好。由于每个公民承担的职责不同，维护城邦政体的功能不同，其所应具有的德性也彼此殊异，尽管所有公民的德性都是为了这个共同体的安全。“善良的人以沉思为最高的幸福，好人的概念同理性功能相关”。而贤明的统治者就是善良之人，所以，善良之人具有完满的德性，而好公民则否。倘若如此，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公民德性，不论是作为自由人的统治者，还是作为自由人的被统治者，也就毫无疑问是在角色的意义上加以确立的。

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城邦公民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从最优政体的意义上规定公民的德性；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活的意义上规定公民的德性。前者是公民德性论的公民观，后者是公民德性的具体规定，它们共同形成了其德性论的公民观。然而，不论是对公民德性的哪种规定，它对于公民资格而言皆具有某种理想性。它是按照最优政体的性质来界定公民的，而“要想成为一个幸福而善良的城邦，就必须要具备这些德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德性论，城邦公民之所以是城邦公民，是因为他具有优良城邦规定的德性；城邦居民不被认为是城邦公民，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优良政体所要求的德性。“一个城邦居民处于更高级、更重要的职位，是由于他的德性非普通城邦公民可以比拟；对于一个才德超群的城邦公民，唯一的办法就是心悦诚服地奉其为主宰”。所以，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公民观，在应然的意义上界定了城邦的公民。

参照他的德性论意义上的公民观，工匠和女人不被认可为城邦公民，就可以找到更深层次的依据。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试图回答的问题。工匠是否为城邦的公民，取决于政体的性质及政治的需要。亚里士多德：工匠“只需要获得与他作为一名苦工相称的德性”，在此意义上，相对于角色来确定德性的方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工匠既然被视为下贱的技工，他们的德性就只是做好下贱技工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对工匠德性的这种双向规定，从根源上将工匠固定在其独特的奴役性之上，最终使得公民与工匠之间的德性不可贯通。他们之间的德性不是程度上差距，而是种属差别。因而，工匠之所以不是城邦公民，并非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无暇培养公民德性；相反，既然工匠只是一名苦工，他就不能作为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也不能塑造成为城邦所需要的公民。

由于女人被排斥于城邦公民之外，他的公民观受到当代女权主义的诟病。依据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论的公民观，女人就与工匠一样，一方面不是城邦公民；另一方面具有自己的德性。诗人云：“娴静是女人的天职。”女人不是没有理性部分的德性，只是在男人主宰的政治生活中她们的申辩得不到认同；当亚里士多德说她们的意见“无权威”时，他指政治领域而非家庭的私人领域。换言之，女人的德性附属于家庭生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有人各自特有的德性，皆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这种基于自然的德性，与她们各自的角色相对应。所以，女人的德性与男人的德性，同样是种属的差别而非程度的差距；女人即使具有男人一样的理智能力，她们的德性也只能贡献于私人领域，而这又与城邦的规模限制完全一致。

亚里士多德不止于城邦公民的身份界定，进而探索城邦公民的德性，形成了德性论的公民观。他在城邦公民的德性与非公民的德性之间划清界限，在一览无遗地将柏拉图的烙印暴露出来的同时，又为其对城邦公民的判断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依据。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亚里士多德全集(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江雪莲.西方公民道德研究[J].伦理学研究,2003(4).

[3]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J].世界哲学,20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