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贾婉雪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730070）

摘要：《左传》中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或者说是一种“重民”、“重人”思想，是统治者或贵族卿大夫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重视民本，重视人的价值的一种观念，这里所说的民本思想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价值的肯定。

关键词：《左传》；民本；思想

《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见，“民为国家社稷的基础，治民是君主政治之本，能否安定民生关系到国家存亡、君主去留、政治盛衰。”《左传》中就涉及到民本思想，“在《左传》关于春秋社会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事件记述中，民本思想贯穿始终，构成全书重要的思想线索，体现了作者先进的政治观点。”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源于人们对于“天命观念”“鬼神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从传统的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民本身，民本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人、神地位的转变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的失德，百姓对统治者普遍不满。他们将怨恨之情发泄到“天”上。重人轻天，重民轻神的观念源于西周，《诗·小雅·小旻》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士。”《尚书·泰誓中》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左传》之前的典籍中，传载前人的民本思想时，较多的关注‘人’与‘神’，‘天’的关系。并在民与天的关系上倾向于前者，即重民轻神、重民轻天。”

例如，桓公六年：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从殷商时期开始，神就是高不可攀的，人民只能仰望。从季梁劝止随侯追击楚军的言论中，我们可看出，他认为‘道’，就是对人民忠心、对鬼神诚信。而且老百姓是神灵的主人，作为圣贤的君王应该先成全人民然后才对神灵效力。他相信，君主想要成事就应该先要为人民谋福利，放弃人民是不明智的决定。赵逵夫在《先秦文学编年史》就明确提出：“随季梁以忠信之道谏随君，表现出较明确的民本思想。”

把人民当做神和上天的主人，在僖公十九年也出现了一次，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司马子鱼的思想冲破了当时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在当时，活人祭祀普遍存在，但是司马子鱼却认为用人祭祀不合理，并且认为人民是神灵的主人，用人来祭祀神，神灵也不会得到享受。可见，人的地位在此时开始有了一定的提升。

又如庄公三十二年，

神居莘六月。……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这里，人民的地位被提高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国家的兴亡是以民心所向为依据的。这一时期，神灵虽然依旧占据重大地位，但是人民的力量也开始被重视，并不是一味地压迫。赵逵夫在《先秦文学编年史》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表’现出明确的民本思想。”可以看出，人民的作用开始被统治者所看重。虽然神灵的神秘性依旧不敢让人轻视，但是，人的价值也开始被重视。

天人观念的转变是民本思想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人们对“天”“神”的神圣性开始怀疑，民本思想才有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说，人、神地位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

二、君、民地位的转变

《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周公却说，天是不可信的，君主要重视德行，而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天命鬼神来治理国家。由此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完全屈从于天命神鬼的观念逐渐在变化。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天人两不相关，由天道而知人道。所以张分田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主张君主奉行‘利民’政策，他们一再指出，利民的终极目的或结果是君主‘王天下。’”这充分显示天命思想的衰退，民本思想的抬头。

例如，文公十三年：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邾文公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他认为，上天生育了百姓而为他们设置君主，就是用来给他们利益的。百姓得到利益，君主就必然也在其中了。并且邾文公的行为就是人民利益至上的体现。赵逵夫在《先秦文学编年史》说：“邾文公的议论充分体现出民本思想。”

又如，成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

这段论述表明，凡是某国君对百姓无道，诸侯就能联盟讨伐并且逮捕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诸侯也认为百姓是国家的基石，对百姓暴虐，就是在自取灭亡。

早期君主善于把自己装扮成天命的继承者，他们总以天命来伪饰自己，让自己出师有名、便于行事，把自己说成是受天之命，代天行事。这样就使君主的权威和天相当，人民也就无从反抗。但是从《左传》中事例来看，这一时期君主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不是一味的要求人民顺从，并且认为利益是相互的。

三、对人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社会极度动荡的情况下，人的思想必定会受到影响而出现变化，因此神的地位势必会受到冲击，并且人们可能会开始寻求新的寄托和信仰，在这种自发的转变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觉醒。所以，在《左传》中的一些事件上，我们明显看到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这也是民本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例如，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金咸虎为殉。……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

在古代，殉葬制度一直存在，而且盛行，贵族还会有活人殉葬。秦穆公任好死了，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这三个人都是秦国的杰出人物。国都的人哀悼他们，为他们赋了《黄鸟》这首诗。但是，左丘明认为国君不应该在死后还抛弃百姓。更没有权利剥夺百姓的生命。可见他并不赞成活人殉葬制度。人殉制度逐渐不被接受，也是重视人民自身价值。

又，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

鲁国司铎官署发生火灾。救火的人都说：“照顾府库财物。”只有季桓子来到后，为哀公驾车站在象魏外边，命令救火的人受伤就停下来，因为财物是可以生产出来的。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说，“人命重，财物轻，宁焚物而勿伤人。”在人命受到漠视的古代，季桓子的行为却表明他对生命的重视。

春秋时期处于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统治阶级不再把人民当做压迫的对象，而是开始从各方面重视人民的自身价值，这些都是民本思想萌芽。梁启超认为：“商周以前，民本主义极有力，西周之末尚然，东迁以后渐衰，至春秋末几无复此道者。”我以为梁公所说未免太过武断，单从《左传》来看，民本思想就不可能是“几无此道”，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至少已有萌芽。但是刘大杰也指出：“《左传》的民本思想并不彻底，还没有完全冲破天命、神鬼的藩篱，因此书中还留下不少落后的迷信成分。”因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

参考文献

[1]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