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戏剧理论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

21世纪初期戏剧理论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

乔子莹

乔子莹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中图分类号：J8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7-077

摘要：本文主要以十年来我国戏剧发展的两个重点面主要内容，它们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道路的讨论和戏剧进入新的市场环境下的商业化道路，列举主要戏剧理论家们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意见，以现实的社会和戏剧发展背景为线索，块状分析和研究这两个重要问题，站在一个创新的角度去全面了解我们今天的戏剧发展和理论建设。

关键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商业化

经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重重洗礼，中国戏剧走过了独特的一百年的历程。进入新的世纪，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新的开端，在戏剧界，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过去的十年间，戏剧界讨论了许多个重点问题，本文摘取其中两个重点面作讨论，即：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戏剧的讨论和对戏剧走向商业化道路的探讨。

一、中国并没有真正现代意识的戏剧

中国戏剧在上世纪经历了两次荣兴，一次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戏剧，于五四后在中国大陆兴起，涌现出了以曹禺为代表的许多伟大的戏剧家，创作出了许多以《雷雨》、《茶馆》为代表的经典的作品，开创了我国戏曲——话剧的二元模式，是我国戏剧现代化的开端；一次是改革开放后，以高行健等人发起的“探索戏剧”，以表现主义为主要艺术风格，也创作出了许多受人欢迎的作品，如《绝对信号》，一定程度上拯救了上世纪末戏剧的披靡之势。因而在本世纪初，人们纷纷开始讨论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戏剧的命题。

董健认为，“80年代的D线效应最大特征是在对异质文化的选择上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现代主义,并对在中国从五四以来经历了多次蜕变的现实主义表现出极强烈的批判和超越的态度。”[1]这一态度具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经过了五四运动，戏剧界结束了多元化的局面，逐渐建立了以现实主义戏剧为主导的架构，但现实主义被政治家“拿来”，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均做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泯灭了戏剧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应有的社会教化功能，从而逐渐禁锢着大众的思想，走入了歧途。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引发了第二次“西潮”，和五四运动第一次“西潮”一样，走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强烈批判以前的“旧剧”，对它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不同的是五四反的是传统戏曲的古典浪漫主义程序化戏剧，手握着的是易卜生“社会问题”现实主义的武器，而八十年年代的理论家们反对的是现实主义，手持的是现代主义的锋刀，他们创作了一大批具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主义的剧作，如《中国梦》、《耶苏•孔子•披头士列农》、《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WM我们》、《屋里的猫头鹰》等等，这样看来，发生这种“逆转”是具备客观的历史的条件的。但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特殊的国情，具体说来就是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特殊的文化心态，我认为，前者使得现实主义戏剧被“拿来”当做阶级斗争、政治宣传的武器，使得我国的戏剧的现实主义道路走向了死胡同；后者使得我国的现代主义戏剧缺少了文化、文学性的支持，我们国家的文化本性便是“重内容，轻形式”，而现代主义戏剧往往是缺乏内容，空有玄幻、滑稽、荒诞的这种刺激眼球的形式，进而带来一个限制级的瓶颈，就是广大的群众支持的缺失。这也造成了戏剧发展的一个弊病，那就是我国戏剧动态发展变化的阻力很大，从戏剧界到观众都是它的阻力，这样也便阻碍了我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西方艺术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是不断变化和超越自己的东西，是永远没有停止在一个点、一个层面上的美学原则。而我们往往拿来西方一个历史时态的(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东西，就想让它支配我们永远。这就是曾经有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的观念十分形而上学的恶果。人很难跳出自己的思维模式。”[2]因此，我国的戏剧发展走向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其实都存在着缺陷，但唯一正确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兼容并蓄的戏剧观念，不管对待民族性世界性，还是历史性现实性，都不能全盘否定或全盘“拿来”，否则都会是昙花一现，就像文明新戏一样，“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已经像一一演过了!”[3]，必然导致发展的不健全。我们回头总结历史，就是要达到以史为鉴的效果。因此，即使是上世纪末的“探索戏剧”，空有现代化的外壳，却没有现代化自由民主的思想精髓，“恰如书法之泼墨多多而无骨,是谓‘墨猪’之戏”。[4]也就是说，中国戏剧发展中，还未出现真正现代意识的经典剧作。

三、戏剧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是趋势

改革开放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本世纪初我国成功加入了WYO，可见我国欲跟随世界的决心。在世界性的这个大熔炉里，我们的民族性必然遭受了世界性的挑战。因此，我们的戏剧必然也接受了世界的考验。面对挑战，专家们开始纷纷讨论戏剧进入现代市场的发展问题，其中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广泛普及对戏剧的影响成为了戏剧家们主要讨论的话题。

魏明伦先生认为当代戏剧不景气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了电视等新兴媒介的影响，而戏剧的作为一门舞台艺术，本质上决定了它的“无利可图性”。美国传媒理论家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也值得我们思考，他认为“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就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8]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今天已是电视媒介时代，电视的“神话地位”成就了一个结果就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不再是陌生的，而是自然的。”[5]我们快乐地玩耍在电视为我们创造的这个快乐的“躲猫猫”世界中。但傅谨认为，现代传媒的影响还表现在审美选择的“扁平化”，“经由现代传播手段的成功运作，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广受欢迎的栏目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所有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习俗中成长起来的人们，都唱着‘同一首歌’”。[6]“传媒时代对于文化艺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大幅度推进了艺术的平民化进程，使普通公众有可能接触欣赏到最优秀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又在大面积地摧毁着原生态的艺术，它将工业时代的竞争法则直接引入文化领域，导致那些未能或未及充分产业化的文化娱乐方式，在残酷的商业竞争面前被无情和非理性地淘汰。”[7]因此，这样看来，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双刃剑”的挑战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该怎么做呢？当然是进入市场，迎接市场的挑战，努力探索出戏剧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路径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董健，《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20世纪中国戏剧回顾》，《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2]廖奔，《90年代以来戏剧发展的动力》，《戏剧文学》(长春)2004年11期。

[3]鲁迅:《〈奔流〉编校后记•十一》,《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186页。

[4]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272—349)在《笔阵图》中论书法说: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

[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69页，广西师范出版社，2010年。

[6]傅谨，《媒体与当代戏剧发展策略—再谈工业时代的戏剧命运》，《中国戏剧》，(京)2003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