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李瑞华

内容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文化，选择

Culturechoiceforourcountry’sedcationmodernizations

LiRui-hua

（TeachersEducationcollage，QinghainomaluniversisyXining810008，China）

Abstract:Thefandamentalpurposeofeducationisdesend.Acountryoranotionchooseitscultureanddesenditsculturethrougheducation.Scanningtheexperienceofeducationalmodernizitionandallpreviousculturechangesinourcountrymoderntimes,wecanrecognizethattheeducationinanytimesisaresultfromculturechoice,andsuchachoiceisundoubtedlyimpactedbythepolicalandeconomicconditionsofthesocityatthattime.Atthepresenttimewheneducationinourcountryisdevelopingatfullspeedandalltheworldisfacedwiththeglobalization,educationinourcoutrymustmakeanewchoicetotheculture.Basingonourtradionalculture,assimilatingandusingtheforeigncultureforreference,wemustconstractaeducationsystemwithChinesecharaterisicanditsdeepestvalueisChinesetradionalculture.Thisisourmostimportanttaskatpresent.

Keywords:educationalmodernizitionculturechoice

教育与文化密不可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传承文化,按照特定的文化价值培养下一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化的选择与传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反之亦然，不同的文化观必然决定着不同的教育观，文化价值对教育具有定向作用，它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方向及内容。纵观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历程不难看出，任何一个时期的教育都是对文化进行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无不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不同，其教育的结果和受教育者对各种文化的认同也大不相同。

一、我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与教育现代化历程回顾

从鸦片战争后的西学渐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西学的完全接纳，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全面社会主义文化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次西学东渐，直至当今的传统文化回归，每一次教育对文化作出的选择无不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第一次重大的文化变革是洋务运动。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列强欺凌，国土沦丧的情况下，国家对文化所作出的无奈选择。洋务运动希望把西方科学技术注入中国封建文化的肌体之中，提出“中体西用”论。其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措施是“制洋器”、“采西学”，以富国强兵。

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缘起正是从洋物运动以后，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了西学的实用价值。特别是其后的戊戌变法运动，更是把文化改良推向高潮。维新派以“废八股”、“兴新学”为主张，同时对儒家礼教核心的“三纲”进行了批判。基于国家自新图强的考虑，教育也随之进行了变革。1904年，我国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教育开始走向现代，教育现代化也以此为开端。这一学制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吸取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学制形式，但又保留了封建科举制度的残余，修业年限较长。虽然不尽完善，但它毕竟是我国的第一个现代学制，促使我国的教育步履艰难地走向了现代。表现在教育实践领域，则是“上午声光电化，下午子曰诗云”，中学和西学被生拉硬拽在一起。

第二次重大的文化变革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文化变革达到高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西化派，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宣战。彻底抛弃了中体，而代之以“西体西用”。他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弦更张”学习西方文化。旗帜鲜明地攻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学说进行了讨伐。

在教育领域，则掀起了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其代表人物如胡适、蒋梦麟、朱经农、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等，均出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的门下。当时正是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促进了中国学制的改革。在1922年，决定采取美国的6-3-3-4”单轨制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学四年。后经北洋政府颁布为“六三三”学制。基本上被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第三次重大的文化变革是建国以后的的文化大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思想宗旨的社会主义文化全面代替了其他文化，并很快地在文化领域广泛开展了批判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运动。直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为全面，也更为彻底，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如文化改革一样彻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教育全面照搬了苏联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特别是移植了苏联高度集权、国家包揽的大一统教育体制。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统一实行的是国家包办教育。

在教育目标上，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一个劳动者。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⑴并将这一方针正式规定为我国的教育目的。

第四次重大的文化变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当国门重新打开，面对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在文化领域又开始了第二次的“西学东渐。”

对科学知识的渴求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成为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重大变化。科学知识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让人们真正看到了知识的价值所在。“教育救国”、“科教兴国”已成为国人的广泛共识。而高考制度的恢复，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的热潮。

回顾20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既是学习、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强烈冲突、碰撞的痛苦过程。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中国人由原来盲目自大到后来的盲目自卑；从自古以来就强调的“人禽之防”、“夷夏之辨”到唯洋人马首是瞻，从“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其目的都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忧虑，对文化的忧虑而呈现出的一种“饥不择食”。但是在新的世纪，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系列问题：在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如何建立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如何把传统文化转化成为教育现代化可凭借的资源？这是新世纪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教育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选择。

二、传统文化是教育现代化的立足点

任何一种文化的转型或创新，都是在对原有文化精华的继承、对其糟粕的剔除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任何文化的变革都不能脱离原有文化而凭空产生，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通规律。正如一个婴儿的诞生，无论是体貌特征和个性气质，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父母和祖先的印迹，这是剪不断的血缘。文化的传承也是一样，文化是民族的基本特征，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试想若将中国传统文化拦腰斩断，取而代之以西方文化，那么若干年后中国人是否还能称其为“中国人”。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自近代以来，我们的教育在“求生存”、“图富强”的国家功利面前迷失了自己；在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中、在传统与现代取舍中左右摇摆，瞻前顾后，但无论如何，传统文化都是教育现代化的立足点，是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美国学者缪塞尔?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与其固有“文明母体”是否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2]

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与自己彻底决裂的效果。

初看起来，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像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的一厢情愿而已。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他们所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在地理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

文化是民族的基本特征，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古往今来，真正灭绝于种族屠杀的民族并不多，而灭亡于固有文化消失的民族却不胜枚举。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近现代那样，将自己的传统文化贬得一钱不值，抛弃得那样彻底。土尔其的道路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从鸦片战争以来文化与教育的种种遭遇已经昭示人们，传统文化才是教育现代化的立足点，舍己从人、一味机械照搬外国教育模式，并非教育发展的成功之路。全盘西化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三、传统文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纵观世界各国的教育现代化过程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都有其自己的特点，都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范式。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其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教育制度的确立与教育的发展是和美国国情相适应的，是其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美国文化主要表现为实用主义精神、创新精神、多元并存的特点，美国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在教育发展中，表现出注重实用、勇于创新、兼收并蓄的特点。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现代化模式。

日本也是如此。日本的文化传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们在自己原始“神道”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制度。日本政府把学习西方技术、兴办教育视为立国之本，当作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教育制度则是以法国的教育制度为范例，又吸收了德、英、美等国教育制度的优点，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学制，奠定了日本现代教育的基础。但在其后的发展中，他们一方面加强日本化，一方面注意吸收外国好的教育要素，终于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制度。

为了加强日本化，防止全盘西化，注重加强对国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倡导“和魂洋技”，即东洋的道德，西洋的技术。提出“论语加算盘”、“士魂商才”等口号。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开设了西方的教学课程，同时又保留了日本传统的教育观念和主旨。1890年以天皇明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可以说是日本近代的教育“大法”，训诫臣民要“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一旦有事，则要“义勇奉公，以扶佐天攘无穷之皇运”。在学校教育中，重视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⑶日本人主动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源与价值源，使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现代化之中。

与我们近邻的韩国，同样具有儒家文化传统。他们与日本一样，很好地解决了教育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塞缪尔·亨廷顿在《文化的作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拥有一些跨国公司，经济名列世界第十四位，人均收接近希腊水平.....而加纳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何解释呢？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而加纳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⑷可见，儒家文化在韩国，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以上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教育现代化之路。而教育现代化道路之所以不同，正是由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特点。

如何使我们的教育尽早实现现代化而又不失其文化传统，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保存完好的儒家文化传统令当今的中国人汗颜。他们的成功崛起证明了儒家文化仍具有现实价值。虽然我们不能把中国和日本、韩国作简单的类比，但至少，他们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教育的现代化必须立足本国文化传统，脱离了自己传统文化的教育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同样证明了，传统文化并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近百年来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更多的是在于政治因素和经济体制，而不在于文化本身。东亚经济的崛起，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审视“现代化”，从而也对马克斯·韦伯的西方文化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一元论提出质疑。

四、外来文化是我国教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教育资源

从近代以来，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在文化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也让人们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强大生产力。从洋务运动到戊戍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从第二次的西学东渐到当前的教育改革，历次的文化变革都是围绕着中学与西学而展开，西学的强大和对人们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到西学的优势所在。西学中的合理成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和借鉴的。如西方文化中重视对科学知识的学习、科学方法的掌握和对科学精神的追求，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因此，我国的现代教育在立足于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注重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它是我国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来源。

纵观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它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世界五千年文明史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是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结果。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从饮食起居的变革到服饰礼仪的变化，从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到思想观念的更新，都说明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契丹、辽、金等各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佛教的传入和本土化，更能说明这一点。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融合力与包容性，才能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一步步走向雄浑壮大，以至源远流长。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教育的文化资源，一方面来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来源于外来优秀文化。而传统文化则应是新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思潮对中国思想家提出了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它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结合起来。”⑸“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是对待文化应有的正确态度。

总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教育的内在本质或者说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在我们的教育中，科学的学习，体能的锻炼、道德的完善、审美的培养的都将作为进入人生化境的必要条件而存在。

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培养既具现代科学精神、又具传统人文精神的下一代，是我国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书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在事记(1949—1982)[C].教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⑵[美]缪塞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1998.3

⑶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M].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2期

⑷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M].新华出版社2002.

⑸[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命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