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艺术与中国文化

审美艺术与中国文化

张晶

张晶

（哈尔滨市道里区文化馆黑龙江哈尔滨150010）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5-0000-01

中国文化注重人文精神，肯定人性之善，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强调仁心与天地万物一体和人的文化陶冶建构作用；中国人文精神“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讲求天地人“三才”统一，以道德理性、感性慧识之心、人文境界为依，内外兼修；人文精神所标举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穷观极照、心与物冥”的人生审美体验和精神境界，一种技进乎道、以形媚道、以艺写意的审美人格完成。

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在于，就本性而言，文化价值不属于物化领域，而是表达一种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追求，反映一个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当代文化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而文化重建不是固守传统而唯新是求，而是在文化选择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因为文化之根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人自身的价值重建。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把握，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对人不断自我超越的感悟。艺术是人的艺术，而人是文化的人。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是中国文化意识的凝聚，是自由的审美体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艺术的文化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传统中国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而且也标志着现代人的开放性使艺术成为走向世界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话语。

但是，必须指出，那种在中国艺术当代历史文化建构和创造性转型问题上，认为只有走向现代艺术，走向西方，才是惟一出路，才是走向现代文化的观点，应该说是值得分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各种文化间的“历时性”追逐。文化的现代化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必然轨迹。西方文化先于其他文化一步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成为惟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标，更不意味着西方的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衰落对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文化形态上，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自我体验”(狄尔泰)，只有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伽达默尔)。中国文化的转型只有从自身的历史(时间)、地域(空间)、文化精神(生命本体)上做出自己的选择，按自身的发展寻绎出一条全新的路(道)，方有生机活力。相反，无论是传统重负的中国走向西方，或是价值危机的西方走向东方，都只能是一条死路。因为这种不从文化的时空生命本体出发，一味横向移动，必使文化在一次次虚妄的割断自身的历史中，挫败其文化生命力，而使美好的初衷和文化蓝图夭折于母腹之中。

同样，在文化策略中，渲染“东西方文化冲突”，以此希冀抵制西方文化意识的长驱直入，而葆有本民族文化的元气，也同样是虚幻而不可取的。人们在大谈东西方文化冲突时，却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东西(或中西)文化并不存在什么冲突。因为东方在打开门户之后，迎面感受到西方文化、现代或后现代话语的强大冲击，然而西方却并没有感受到东方文化的冲击。因此，东西文化冲突论只不过是历史叙事中，以二元对立的文化空洞的对话方式成功地掩盖了一个事实；当第一世界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主题成为第三世界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时，它们在第三世界的播撒就在重新制造了一个西中心神话的同时，设定了西方后现代话语的中心权威地位。然而，这一中心格局的标定，却不期然地将第三世界连同其历史文化传统一道置之于“主流话语”的边缘地位(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2年版)。据此我认为，东方在其所隐含的话语方式全面展开和觉醒中，将更加清醒地拆解旧话语体系和基本范畴，以及揭穿学术研究背后的意识意向性，从而根本改变文化和理论的“生产方式”。更深一层看，在东方文化冲突的表象下面，潜伏的是一种对传统观念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同样存在于东方和西方。可以说这种传统观念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感是东西文化在本世纪中所面临的共同命运。文化的损毁犹如生态环境中的破坏一样，不仅关系到东方或西方，而且关系到整个人类。

如果说，20世纪初学者和艺术家的任务是如何“开窗”而让“西学东渐”，那么，21世纪的学者和艺术家的任务则是如何开门，而让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加入自己的声音，并通过主流话语对自身的历史经验加以重新编码。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化比较和比较美学弘扬一种历史重新书写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东西方跨语际话语运作的全新研究，一种对东西话语范畴和艺术模式互相冲突、互相妥协的历史回归。在后现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和概念阐释不能保持绝对纯洁的前提下，外来艺术和理论话语的渗入或移植，事实上直接取决于本土话语操作者的选择，而作为本土的学者和艺术家的眼光胸襟，以及作为现实权力运作基础的传统话语直接成为这种文化选择的基础，因为今天(后现代信息社会)，理论不再是生命之树的死寂标本，“理论之树常青”，理论已成为对现实的先导性思维和透明性价格厘定。

文化，作为民族灵魂的体现，其深层表征为一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并为某种价值信念的思想体系所规定。不同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显示出不同民族文化之根。通过东西文化艺术的对比和交汇，当代学者和艺术家必须思考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处于今日世界文化大视野中的华夏文化，如何弘扬其优秀的文化遗产，重铸全新的精神生命，持存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在于，如何在新的历史话语转型时期对潜历史形式加以充分关注，并在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中，重新进行文化的“再符码化”和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