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有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不仅深入历史还在影响未来。从双方的目标和效果来看，古代日本是相对成功的，著名的律令时代即由此而来；晚清模仿日本变法修律，对国家来说虽不可谓失败，但对清廷来说却是失败无疑的，其间的因素纷繁复杂。从时空、背景和人物三个层面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各自特定的条件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成败得失自有其因。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唐与清末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以及更好地开展当下法律文化的移植均有启发意义。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8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