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命运的突围——浅析《西厢记》人物形象的理想化书写

个体命运的突围——浅析《西厢记》人物形象的理想化书写

黄奕瑶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23

摘要：《西厢记》这部爱情戏剧于人物存在的脉络里，通过对生命运行轨迹的勾勒与刻画，展现出个体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生存轨迹的限度和维度。本文主要对《西厢记》中几个重要人物性格的书写、形象的塑造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痛点进行分析与探索。

关键词：《西厢记》，人物形象，理想化，王实甫

元杂剧作为元这一蒙古人统治的特殊时代下繁盛的艺术产物，在当时聚拢了大量汉文人文学创作的目光，王实甫也不例外。他以唐传奇《会真记》为脚本，为《西厢记》烙上了属于自己和时代的特殊印记。而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理想化特征，显然有作者自己的用意和考量。当揭开人物理想化书写的幕布抽丝剥茧，我们读者也就拥有了洞察文本内涵与历史场域的独特视角。

一、“双重美”的崔莺莺

时代残忍地将这些女性扔在性别关系网的边缘，即使有微小的前进，也不过是站在一个不那么危险的位置遥望着触不可及的中心；一旦被生活推远，她们也就毫无选择地一步步坠入谷底。封建社会的结构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制造甘愿”，戏剧中的女性或顺从或付出，却慢慢走向了不堪重负。当时的环境强加在女性群体身上太多苦难，最后都凝聚成不可磨灭的生活烙印，成为那个封闭社会里女性永远无法忘记的伤痕。

《王西厢》中的崔莺莺兼具形貌美、心灵美的双重美的理想特征。形貌美自不必多说，这里的心灵美，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教条、纲常伦理下的“温良恭俭让”，更多的是崔莺莺作为女性个体的精神意志和思想内涵。如“【青哥儿】母亲，都做了莺莺生忿，对傍人一言难尽。母亲，休爱惜莺莺这一身。恁孩儿别有一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作为一个养在深闺的女子，在乱贼威胁逼嫁时，为了保家人寺庙，她甘愿为贼妻，也可以以死捍卫清白。表现出那个时代女性少有的巨大的勇气、气节和智慧。莺莺的人物形象在此时饱满起来，她骨子里那股不屈的劲，在这里已经有所体现。

在爱情上，她朦胧觉醒的女性意识也是难能可贵。她对张生的态度很明确，没有逃避，对于爱情虽然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但她有自己的主见。如第二本第一折中她说可以嫁给英雄一起对抗贼寇，崔莺莺以退为进，是对张生和她感情的一次考验。若成，那她的爱情便成了；若张生不管不问，她的爱情也没了，到时候再与敌人拼个玉石俱焚。第四本第三折中她向张生叮嘱“此一行得官不得官, 疾便回来”，与老夫人的“得官呵, 来见我；驳落呵, 休来见我” 也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可见，崔莺莺的内心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侧面，是她对功名富贵的淡然，对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二、“越位”的红娘   

起初崔莺莺不语对张生的想法情感，是羞于开口、难以启齿。但红娘了解小姐心中想法，因而主动发挥自己特有的智慧，使崔、张二人的感情困境化解，安排月夜听琴，并积极的晓夜奔走，为二人交换书简。这不仅是红娘的“越位”行动，更是文学作品中小姐和丫环“一人两面”的表现手法。

第一本第三折中“（红云）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不管是前面怒斥张生，还是这里祝愿小姐嫁给好人，红娘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支持小姐的侍女，是一个纯真善良的女性。她懂礼教，却能在礼教的矛盾中选择符合善的本性的那一面，这份作者赋予的理想化选择令人动容。

面对老夫人企图毁约赖婚，红娘也并没有畏惧封建家主，“越位”挑战封建传统旧秩序。在第四本第二折中，红娘回怼老妇人的话就很能体现这一点：（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小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是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到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 ?(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痛斥老夫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身并没有遵守言而有信的封建教条，挑战了封建卫道士的权威。红娘虽是个小小奴婢，在《西厢记》中却实为冲击封建思想的代表，不受任何礼教教条的约束，她身上反映着市井阶层的人生态度，甚至已经出现现代思想观念的雏形。缘何如此？

关汉卿曾评红娘“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比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她的出现，使得《西厢记》跳出单调的男女爱情叙述的桎梏，从而戏剧主题得以深化，男女主人公也成为敢于冲破封建束缚的存在。红娘形象塑造的突出表现，甚至有“越位”女主人公之处。这在此前的戏剧中是未曾有过的，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三、“十全十美”的张生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作者显然赋予了张生优越的外在条件，这在中国古典戏剧中男女“一见钟情的套路演绎中是充分条件。接着月下联吟，清冷的环境给人月下仙人何处寻之感；环境与人物相互映衬，更显得人物内心之纯真这是二人的真情悸动时刻，而此时张生的情已不再是当时初见时的性意冲动，他感受到了女子的思想和才华，这也使得二人的交往过渡上升到精神层面。在古代的爱情中，男女双方的情感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可谓是少之又少。

虽说戏剧开头张生的出身背景、家庭条件并不出众，但他先有文韬武略，后获如花美眷，直至达到实现功成名就的人生新高度，不可不谓之人生完满。而功成名就、婚姻幸福、才高识远恰恰也是当时文人最高人生理想的写照。在那个文人群体精神荒芜的时代，张生“十全十美”形象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更是作者王实甫本人对于自己心中“理想文人”的刻画书写，以弥补包括自身在内的广大文人无法实现阶层流动、身份拔节的缺失与遗憾。

四、人物“理想化”下时代主题解读

《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唐朝，但从其所表现的观念、思想来看，《西厢记》的书写无疑是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一种客观的关照。交换性流动以独特的方式在文本重新演绎中实现，同时变化的还有是作者社会地位和所谓的话语权。

与《牡丹亭》《墙头马上》全篇略显压抑的基调相比，《西厢记》里并不缺乏有些滑稽的趣味性。从《会真记》《莺莺传》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尽管可以视为是女性个体地位、个人思想的一次微小拔节，然而也可以选择性地暂且消解掉作者的力量，将其悲观的当作是苏醒的男性权力对女性权利的一场救赎；勇敢灿烂的女性光辉只是通过对爱情的追逐体现，并不会出现或理性或决绝的女性呐喊与呼告。

这样的欢愉终究是一种在对外族权力屈服下的自我麻醉，洗不掉的是烙在骨子里的压抑心理。当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抽丝剥茧，只能发现，个体追逐的生活本身就是个人权力与社会流动的扭曲化，反映的的往往是特定时代下的悲伤。王实甫正是借助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理想化书写，来发出属于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对时代的深切默哀。

总结：王实甫于作品中通过人物形象塑造，表现出的从作者内部出发，对外界社会的一种折射与反馈，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而于现在而言，与其说是《西厢记》在向我们传递一份来自历史深处的悲哀，不如说是这些人物在引领我们摸索特定社会运行背后的东西。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探寻悲凉的社会期待与痛感的社会根源；聚焦于性格书写、形象塑造背后的痛点，消解一份停留在情绪上的悲哀和感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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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岳上铧.论莺莺之美-《西厢记》崔莺莺形象再解读[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03):15-17.

[4]王克茜.浅析《西厢记》中红娘形象塑造的理想化[J].青年文学家,2021(23):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