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宫廷女冠的崛起

宋代宫廷女冠的崛起

吴姝斐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北碚 400715

摘要：在漫长的道教史上，宫廷女冠群体犹如“昙花一现”，令有识者无限感慨与唏嘘。虽其光芒不可掩盖，却也如过眼云烟，只留下诗句和典故，不时为人们所追忆，成为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独特记忆。本文首先勾勒赵宋皇室如何逐步提升道教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其次描述道教如何在与朝廷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实现了“道术圆融”，并激发了道教“自我意识”的觉醒；然后从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等角度重新审视宋代性别关系的变化模式；最后在整体历史背景叙述的基础上，讨论宫廷女冠如何从“权力场域”崛起，在中国妇女史上形成属于自己的性别化群体，使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渐渐丰满起来。

关键词：宋代；宫廷女冠；制度化道教；性别化群体

一．宋代皇室的崇道热潮

宋代对于道教的发展来说，是一段极具荣盛的时期。除了道教的内部原因之外，是和宋代帝王的极度推崇密不可分的。宋初崇道，赵宋王朝利用道教神灵编织了“天书”降显的神话，以此来大造皇权神授的政治舆论。[1]虽然学界的研究表明，宋太宗（976-997年在位）对此神话大做文章并非出自于对道教的热衷，但“皇权神授”依然有助于神圣化宋王朝，并在其后皇室和道教的亲密关系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伴随着这种“预言”的冲刷，宋真宗时期（997-1022年在位）的崇道活动，达到了北宋的一个高潮。无论是制造符瑞天书，兴建道观，还是整顿道经，大多出于政治诉求。[2]但我们还要看到，真宗掀起的崇道热潮，并非简单地放大个人政治需求，还有个人信仰的因素，这更促使他加强对道教的尊崇，并将道教转化为皇室宗教。真宗之后，北宋崇道热潮有所降低，直至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统治时期又达到高潮。这一时期，大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尊崇道教，道教达至国家宗教的地位。两位崇道皇帝热衷道教，带来的后果就是“靖康之变”的亡国之耻，连带着道教一起，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危机，但在此之后，道教仍然获得南宋皇室或多或少的支持，并出现以内丹融合法术斋教的新转型，道教诸派呈现出“百舸争流”之气势。[3]

有宋一代，统治者无论是从社会、文化和宗教政策等方面，都极大促进了道教理论、组织和神仙谱系的完善。于此同时，还向道士们提供高于佛教徒的特权，下令编纂道教经典，形成道史和《道藏》，召见道士讲经授道更是家常便饭。他们还在各州设立道学，为道士设立道官道职，使道士们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4]此外，统治者还希望道士能够担任“护国保民”的重任，并召集诸多道士如王钦若（962-1025年）、张君房（公元1001年左右）、林灵素（1075-1119）、王文卿（1087-1153）等入宫，执着于大力提升道教的宗教和政治地位。道教传统的制度化和整合化，经过赵宋王朝的“崇道热潮”，终在两宋之交时得偿所愿。

二．道术圆融与道教的制度化

经宋代统治者和道教领袖的不断努力，道教适逢风云际会之大势，呈现出不同于其它时期的“本色”。其中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道教制度规范化的最终形成，确立起道官制度以及充当童行、取得度牒、披戴受戒等一系列的道冠披戴制度，形成以性命之道立教的基本宗旨，并明确自身的“正统性”，与民间方术划清了界限。道教活动从二世纪开始崛起，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步形成不同宗派。至魏晋南北朝之时，道教形成自身认同感和宗教的自我意识，道教领袖开始将典籍、仪式、戒律、修行和派系经典化和系统化。[5]到了唐王朝，通过建立道教宫观制度，以及统一主要派系的典籍、戒律和道箓传授的等级法位制度，道教整合和制度化为一个统一的传统。[6]

北宋以来，皇室和道教间的频繁互动，使得道教的制度化得以迅速实现。正如美国宋史学家韩明士在《道与庶道》中指出：“在宋代，旧的道教传统不只是简单延续，还出现了很多新的‘传统’。在六朝以来前所未有的宗教创造高潮中，产生了新的宗教实践形式，包括新的经典、仪式。”[7] 天圣二年（1024），朝廷编撰了法典《天圣编赦》，对寺观建设、僧道行为及功德寺观的创置作了一系列法律规定。[8]宋朝廷还在宫廷内外大修宫观，要求道士正式入道受度，并从中央道录院到基层宫观层层衔接，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宫观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在这段划时代的时期，道教自身也在典籍、仪式、戒律和道箓等方面不断整合和制度化，以“新道教传统”之面貌展现出繁盛之面貌。各道派弥合其之间的沟壑，联手塑造了道教的整体形象，并以“道术圆融”为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两汉之际的符水治病之术和清静无为的王道之术连结，催生了最初的道教团体和组织，并产生了最初的道教经典。其后，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道教组织将各个派系的经典、仪式、戒律和法箓等级化，道教诸术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道与术之间达到了初步融合。到了宋代，内丹派与符箓派联手塑造了“道术圆融”，道教知识体系由此完成了重构和整合，道教“正法”意识也逐渐凸显出来。

三．宋代性别关系模式的变化

宋王朝虽然延续了传统的礼教规则，但也使其具有灵活性，出现了性别关系模式的新变化。而与此同时，宗教和文化维度的大力发展，也促进了女性观念的进一步变化。就学界已有的成果而言，整个女性群体从来都是被排斥在这个空间之外的。但是，女性无论是“主动者”还是“被动者”，都自觉不自觉的参加了一个时期的政治生活，只是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站在幕后的。后来，有理学家从收紧了传统性别关系的宋代回顾唐代，他们无限感慨与唏嘘：“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9]有趣的是，宋代记载有关“妒妇”和“悍妇”的记载，远远低于唐代。

谈及宋代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处于较高位置时，往往会出现质疑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社会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其一，宋代文化领域对女性权力的限制日趋严厉，但司法体系却重塑和保障了女性各项权力。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理学使得宋代传统性别关系不断收紧，并最终竖立在国家正统文化的位置上。其二，宋代法系在唐代已定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女性权力的范围。具体表现在：宋代妇女不断扩大的财产权；阻碍妇女行使离婚权和再嫁权事由减少；守节权、立嗣权是寡妇的选择等。[10]这就表明宋代司法在对妇女权力保障方面趋于平等，同时也对处于弱势家庭身份的妇女权力进行保障。

与此同时，女神崇拜传统在宋代继续流传。在中国传统传统古代神话中，许多神女与神灵间有着共情或是难以抵抗的吸引力。神女与人类相遇时，不论对方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平民，她们总是会采取主动的姿态，扮演引诱的美女角色。[11]神圣姻缘连同神女一起，将所属的一切专长，如不可抵挡的感官魅力、媒婆角色、狐媚之术、温文尔雅的妻子以及成仙的指教者。道教传统将这些古老的女神，连同具有孕育降生的母亲和上清传统的存思神女，一并纳入道教神仙的殿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道教传统中，两性关系和权力结构观念所发生的变化。

四．宫廷女冠作为性别化群体的崛起

在宋朝之前，女性在道教传统中就已经很活跃，无论是个体修炼者，还是仪式和权力方面的执行者。[12]及至唐代，女道士才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性别化宗教和社会群体。于此同时，这一群体又反过来影响性别关系的重塑、道教的景观、宗教与社会间的互动机制和协调、宗教实践中的身份以及她们的文学、艺术和政治活动。[13]然而， “宫廷女冠热”在宋代已悄然退潮。据程民生《宋代僧道数量考察》一文统计[14]，宋代女冠所占男、女道士之比例为3.73%，相较于唐代，女冠比例已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宫廷女冠亦复如此。据《宋会要辑稿·帝系》记载[15]，宋代自愿入道的宫廷女性记载甚少，而因罪入道者却比较突出，由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于此种情形，我们不禁思考，曾风靡一时的“宫廷女冠热”，为何在宋代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又是哪些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呢？

有宋一代，女冠占比大幅度降低，“宫廷女冠热”开始退潮。然而，在分析宫廷女冠的情况之前，必须注意到其更为丰富的面向，也需将其放置整个宋代女冠群体之中。因此，宋代女冠数量究竟有多少，在整个教职人员中的占比又如何，是我们首先要考虑和分析的问题。根据《宋会要辑稿·道释》对宋代六个时期道士、女冠数量的记载：

国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

至天禧五年，道士万九千六百六人，女冠七百三十一人。

景祐元年，道士万九千五百三十八人，女冠五百八十八人。

庆历二年，道士万九千六百八十人，女冠五百二人。

熙宁元年，道士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人，女冠五百二人。

十年，道士万八千五百一十三人，女冠七百八人。

图表1：宋代女冠数量之变化情况

从上述图表可明确得知，北宋各时期女冠之动态变化。再进一步分析可知，五个年份女冠的占比情况为3.73%、3.01%、2.55%、3.4%和3.82%。从总体上看，北宋女冠所占道士总数的比例保持在3.4%左右，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较之唐代，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三十七所道士，五百五十所女道士”[16]。平均来看，唐代女冠的占比大约为24%左右。由此我们可知，宋代女冠无论在数量还是占比上，都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女冠数据的时间各异，若将其视作一体，显然无法呈现宋代女冠之动态。因此，我们需要在宋代历史中寻找若干节点，以明确宋代女冠之变化情况。上述图表显示在天禧五年（1017），也就是宋真宗时期，女冠人数达到北宋的巅峰。据《宋史》记载：“天下宫观陵庙，明在地志，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17]。真宗赵恒在崇奉道教和兴建宫观的同时，还提高女冠披度额，女冠的身份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由此我们试想，宋代女冠的变化趋势，是否能昭示宫廷女冠之概况呢？

由于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道观中的女冠自发形成自己的社群，拥有自己的自治空间。同时，她们还能有效管理道观，取得众多成就。此外，女冠群体并不拘束于道观之内，她们还活跃于由男性主导的社交空间。例如在公共场合传授道教教义，主持道教仪式，救助当地居民，甚至成为男性的宗教导师。[18]道观成为她们与公众间联络的通道，并与男性群体间保持互动关系。此外，女冠也将自己比作神女，赋予其相似的属性。由此男性士大夫和女冠共同构建的“女仙”形象，也加强了女冠在性别化结构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韩明士著.皮庆生译.《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90页.

[3]王驰. 宋元清微雷法研究[D].南京大学,2014

[4]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5]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中华书局，2009.

[6]贾晋华译.《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第17页.

[7]韩明士著.皮庆生译.《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8]《宋名臣奏议》卷八十四《上仁宗论僧绍宗妖妄惑衆》.

[9]朱熹（1130-1200）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六，中华书局，1988，第3245页.

[10]李节. 《礼法视野下宋代妇女的家庭地位研究》[M]. 2020

[11]闻一多.《神话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1~39页.

[12]Catherine Despeux and Livia Kohn，Women in Daoism，pp.104

[13]Bumbacher, The Fragments of the Daoxue Zhuan：Critical Edition，Translation,and Analysis of a Medieval Collection of Daoist Biographies (Frankfurt: Peter lang，2000)，pp.494.

[14]程民生.宋代僧道数量考察[J].世界宗教研究,2010(03):54-60.

[15]《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8、9，第167页

[16]《唐六典》卷四，第125页

[17]《宋史》，12802页，中华书局，1957.

[18]贾晋华译.《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