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中印尼防疫合作研究

建构主义视角下中印尼防疫合作研究

姜纪光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相比较经济、人文、旅游、教育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中印尼两国在政治、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仍有不足。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印尼两国在抗击疫情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中印尼在抗击2019新冠疫情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为两国之间的合作由低级政治领域向高级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

本文以中印尼两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互动事实为研究对象，运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得出本研究的结论：中印尼两国在抗疫合作中的互动形成了两国之间的共有知识，共有知识分别构建了印尼的身份（“疫苗民族主义”抵制者）和中国的身份（全球防疫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双方不同的身份也分别决定了印尼的利益（成为区域疫苗生产中心）和中国的利益（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的身份和利益驱使两国进一步进行促进双方共有知识的互动。从而促使两国进一步深化共识，促进合作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抗疫合作，身份建构，共有知识，中国和印尼

一、研究现状评述

2013年中印尼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学界对印尼的研究热度不断攀升，研究的方向也逐渐从经济领域，向人文、旅游、教育、科技甚至是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领域发展的态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的“全球海洋轴心”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但由于历史原因，两国之间的交往呈现出“政冷经热”的特点。正因如此，中国学界对于印尼国别研究的主题，多聚焦于经济文化等“低级政治”层面，而对于政治、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层面的研究发展缓慢。如，吴崇伯（2016）对中国与东盟的产能合作的研究，得出中国对包括印尼在内东南亚地区的产能合作，机遇与风险并存。潘玥（2018）从策论的角度，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尼合作所面临的如战略对接欠具体、渠道不畅通,纳土纳问题成海洋合作的主要障碍等问题做了研究。杨菲菲（2018）以共生理论为依据，得出中国与印尼之间经贸合作存在着共生关系,并且双方已经具备了向一体化共生、以及对称互惠共生进化的基础与条件，进一步发现中印尼贸易一体化对于印尼的利好大于对中国的利好的结论。吴崇伯、张媛（2019）指出，尽管“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印尼合作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但通过与佐科政府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实践,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新思路。梁孙逸、李源正（2020）从印尼国内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视角，对中国印尼经贸合作面临的制约因素做了分析；潘玥、肖琴（2020）则基于国内主要期刊的比较分析，得出中国的印尼研主要关注的议题为印尼政治、经济、文教、外交、海洋、社会、华侨华人、宗教和法律等方向，对自然学科研究较少,并进一步指出，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热点的呈现，国内对印尼的研究多聚焦在政治、经济或与‘一带一路’相关议题的研究上，呈现“一哄而上”的状态。刘丹（2021）针对中印尼两国数字经济投资合作，得出双方应在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加强信息安全保障、进一步进行政策对接的结论。

相较于传统领域的研究，中国对中印尼两国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显得有些薄弱。自2019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抗击疫情中风雨同舟、强化合作,用实际行动谱写出了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新篇章,极大地促进了中印尼之间的关系。面对2019新冠疫情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印尼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加强也是在经济及文化领域之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重大突破。

骆永昆（2019）指出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提出使得两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冲突面逐渐上升，但同时与“一带一路”倡议又有较多契合之处，两国在海洋问题上也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徐理群（2020）以经济学为视角，得出新冠疫情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带来机遇，尤其是在推动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加强人文教育交流,以及共同发展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等领域会有巨大发展前景。贠涛、巩玥等（2021）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形成了领域交叉、节点多样的复杂合作网络,并主要与东南亚、中东欧和西亚各国合作密切，合作关系更偏向援助型合作的结论。因此，对中印尼两国之间对抗击2019新冠疫情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的研究，对未来两国之间的合作向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等“高级政治”层面的进一步合作能起到指导作用。

以上所述得出，学界对印尼在经济、人文、外交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抗击新冠疫情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研究还很薄弱，急需发展。运用建构主义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印尼抗疫合作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中印尼的研究由“低级政治”向“高级政治”领域扩展，而且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新的政策视角。根据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章的研究问题。1.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中印尼抗疫合作的动因是什么？2.中印尼抗疫合作为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有什么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在理论框架上，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论及了合作理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突出了理性主义主流理论中忽视的文化、认同因素对国际合作产生和维持的重要意义, 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观念—合作”范式, 为决策者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9）认为，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体，行为体之间在进行互动的时候，会产生共有的知识（shared idea），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并非由权力所决定，而正是由共有的知识所构建的。温特还进一步指出，共有知识通过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实现对行为体外交政策的的建构。（夏安凌，黄真 2007：17）指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强调行为体之间的结构主要有共同观念（shared idea）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之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是由这些共同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

刘祖明（2015:102）指出，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国际社会行为体和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构建身份和认同，突出观念在塑造国际社会行为体行为方面的作用。夏安凌和黄真（2007：15-16）在温特的构建主义国际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了建构主义国际合作理论：第一, 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但无政府状态与合作并不对立。 第二, 共有知识( 文化) 与合作没有必然联系。第三，只有构建集体身份才能实现稳定的合作。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中印尼抗击2019新冠疫情合作上的互动，双方的抗疫合作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共有知识来构建印尼和中国各自的身份，各自被构建的身份又决定了双方的利益，利益又促使中国和印尼这两个行为体之间相互的互动。理论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1 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中印尼互动             

基于以上建构主义合作理论，笔者从多角度对中国与印尼以及东南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主题下相关研究文献作比较分析，并通过对案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中国和印尼官方及民间的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事实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中国印尼在抗疫合作中对“共同观念”的构建，及其对双方身份和利益的构建，从建构主义视角揭示中国同印尼在抗击新冠疫情合作互动中的行动逻辑及内在机理。

三、中印尼双方抗疫互动

（一）双方在疫情爆发之初的消极互动

2019新冠疫情于在中国爆发之初，受西方媒体及印尼民粹主义的影响，印尼政府派军机迎接在武汉留学印尼学生回国，并中断了中国直达印尼的航班，这直接引起了中国的不满。2019年12月武汉首次发现新冠肺炎病例开始，印尼国内就开始骚动，经媒体报道后，民众持续关注，疫情话题热度开始上升。随着疫情的发展，2020年1月底美法日韩纷纷开始了撤侨行动。印尼国内有关撤侨或接回在华留学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印尼政府于是决定顺应“民意”，于2月2日，安排Batik航空包机将230多名武汉及周边地区留学生接回国，当日抵达印尼巴淡岛（Batam），然后由空军3架专机将这批学生转送到纳土纳岛（Natuna），进行为期14天的观察隔离。

可能受到前面撤侨行动的鼓舞，以及个别国家的影响，印尼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又开始高涨。印尼政府几乎同时在2月4日宣布禁止中国旅客或移民入境，暂时取消免签证措施及停止往返中国的航班。印尼的这一动作应该是世界上最早采取类似停航措施的国家之一，相当于对华冲在了前面。随即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在对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印尼需要保持冷静，不要做过度反应，以免对投资和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一周后的2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维通电话，重申中印尼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佐科维表示慰问并表示已经向中方提供了一批医疗物资①。

（二）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两国在抗疫合作的积极互动

鉴于3月份2019新冠疫情在印尼开始传播，而与此同时，中方在武汉抗疫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年4月2日，习近平同佐科维再次通电话，在向印尼分享中方抗疫经验的同时，并向印尼提供了抗疫医疗物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尼就抗击2019新冠疫情上进行进一步合作②。同年8月31日，两国元首进行了年内第三次通话，中方向印尼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和技术帮助，分享防控和诊疗经验，习近平就佐科维的两国进行疫苗研发、采购、生产上的合作基于了积极的回应。中方表示，要推动疫苗在两国和全球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双方要继续团结抗疫，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③。

2021年4月20日，两国元首进行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四次通话。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都高度重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反对“疫苗民族主义”，两国新冠肺炎疫苗合作走在全球前列。中方将在全面推进国内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继续同印尼开展疫苗合作，助力印尼建设区域疫苗生产中心。两国就抗击2019新冠疫情的积极互动不只停留在国家元首层面。实际上，两国元首的密集通话正是两国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在抗疫互动中不同阶段的直观反应。

2020年6月，卢胡特在贵州贵阳共同主持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首次会议。2020年10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统筹部长在云南腾冲举行会谈。2020年8月和2021年4月分别在海南和福建接待蕾特诺外长访华。2021年1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访问印尼。2021年8月3日，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主持召开中印尼抗疫合作视频会。截止2021年八月印尼共从中国采购2.4亿剂新冠疫苗，中国政府已捐赠400台制氧机、2万个氧气面罩、1.2万支鼻氧管和120台呼吸机，福建省政府捐赠300万元人民币医疗物资，青山园区捐赠34个罐式集装箱、每天提供5吨液氧，维达贝园区捐赠5个罐式集装箱和200台制氧机。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部长布迪表示，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印尼医疗卫生领域投资，探索开展医疗创新联合研究，促进两国医疗行业合作。印尼方愿加大医疗行业开放力度，吸引更多投资者。2021年7月15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副手、海洋与投资统筹部副部长奥多举行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抗疫和公共卫生专题秘书长会晤，就落实机制首次会议成果、加强两国抗疫和公共卫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2021年10月23日，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在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6周年线上研讨会中表示：印尼携手抗疫树立发展中国家合作典范。双方疫苗合作一直走在地区国家前列，呈现三大显著特点。一是供应量大。截至目前，中国科兴、国药向印尼出口了2.15亿剂疫苗，占同期中国对外出口量约20%，占印尼获得疫苗总数80%以上。二是合作全面。双方正开展研发、采购、生产、技术转移等全产业链合作。三是辐射地区。中方积极助力印尼打造地区疫苗生产中心④。

（三）双方抗疫合作对双方身份的构建

2019年末，随着新冠疫情在武汉的首先爆发，由于2003年非典给世人留下的恐慌记忆，以及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国际合作经验的缺乏，以及国内及国际舆论的影响，两国之间对抗击疫情的共识非常薄弱。后来随着中印尼双方就疫情的动态发展而产生的积极互动和合作，印尼和中国逐渐达成了共识，并逐步深化共识：发达国家囤积疫苗，囤积抗疫物资，这加剧了欠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疫情防控能力。双方开始共同呼吁抵制“疫苗鸿沟”，在抗疫上的共识构建了双方“疫苗民族主义”反对者的集体身份。印尼不仅寻求获取更多的抗疫物资，并在中国的支持下，寻求成为区域疫苗生产中心。而中国为抵制“疫苗鸿沟”，寻求成为全球抗疫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并帮助印尼建设成为区域疫苗生产中心。中国同包括印尼在内的谋求全球卫生共同体国家的抗疫互动中，通过互动产生的共识，逐渐构建了中国全球抗疫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印尼同中国的抗疫合作中达成的共识，也逐步构建了印尼谋求成为东南亚疫苗生产中心的身份，各自由共同知识所构建出来的身份，决定了两国各自的利益，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国共有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从而影响未来两国关系。

四、结论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构建行为体之间结构的不是已权力为代表的物质力量，而是行为体之间互动而产生的共有知识。中印尼两国在抗疫2019新冠疫情上的合作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双方在抗疫互动中的积极互动中，达成了全球卫生共同体的共识。该共识不仅构建了两国“疫苗民族主义”反对者的身份，也构建了印尼谋求成为区域疫苗生产中心的利益。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双方在抗疫合作中产生的共识不仅反过来推动了双方在抗击新冠疫情上的合作深入发展，也必将深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佐科维政府“世界海洋轴心”战略的高度契合，中印尼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的成就，然而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比以经济、人文等领域的“低级政治”上的合作，双方在政治、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扔不够深入。中印尼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一直存在“经热政冷”“官热民冷”的特点。以“疫苗外交”为代表的中印尼之间的抗疫互动，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印尼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印尼普通百姓对中国的印象，促使两国民心相同，改善两国“官热民冷”的现状。在面对2019新冠疫情上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深入合作，也有助于改善两国“经热政冷”的现状，也必然对未来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起到建设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韩冬临.印尼公众的中国形象：现状、变化与来源[J]，《战略决策研究》，2017.02

【2】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M], 第二版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M], 第五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4】刘丹.中国与印尼数字经济投资合作的现实基础及推进策略[J]，《对外经贸务实》 2021.02

【5】刘胜湘.国家安全——理论、体制与战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刘祖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两国经贸合作问题探析——基于建构主义视角[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9月第3期，102-106

【7】梁孙逸,李源正.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的风险因素分析[J], 《国际论坛》，2020.5

【8】骆永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背景下印尼在南海的利益探析——兼议中印尼合作的机遇与挑战[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3期

【9】潘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尼合作:成果、问题与对策[J], 《战略决策研究》， 2018

【10】潘玥,肖琴.中国的印尼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基于国内主要相关期刊的比较分析[J]，《战略决策研究》，2020年第5期

【1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2】吴崇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盟产能合作研究[J]，《南洋问题研究》，2016

【13】吴崇伯 张媛  “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海洋支点”——新时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进展及前景透视[J]，《厦门大学学报》， 2019

【14】夏安凌,黄真. 文化、合作与价值——建构主义国际合作理论评析[J]，《当代亚太》，2007.05

【15】徐理群.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东盟合作[J],《南亚东南亚》，2020.06

【16】杨菲菲.共生理论视角下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18

【17】贠涛,巩玥等.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科技合作现状与展望[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21

【18】Siswanto. Politik Luar Negeri Indonesia terhadap Tiongkok: Memperjuangkan Kepentingan Nasional Di Tengah Ketidakseimbangan Kekuatan[J]. Jurnal Penelitian Politk. No. 1: 2017.

【19】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附：

①https://www.kompas.com/tren/read/2020/02/12/172527765/telepon-presiden-jokowi-presiden-china-yakinkan-mampu-atasi-virus-corona?page=all

②https://kabar24.bisnis.com/read/20200403/15/1221967/bocoran-xi-jinping-untuk-jokowi-dan-relasi-china-indonesia-hadapi-corona

③https://nasional.kompas.com/read/2020/09/01/16453661/lewat-telepon-jokowi-dan-xi-jinping-bahas-kerja-sama-perjalanan-bisnis-dan?page=all

④http://id.china-embassy.org/sgsd/202110/t20211025_99825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