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解放日报》的不解之缘

 毛泽东与《解放日报》的不解之缘

胡卫东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 上海市；200234）

项目信息：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初步建构研究”[21CDJ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卫东（1998.04-）男，汉族，河南信阳人，法学硕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 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摘要：报纸作为人们向外界收发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平台，毛泽东同志在参加革命之前就对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不仅喜欢读报纸，还亲自创办过报纸。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就是在他的指示下创办的，他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名，撰写发刊词，敏锐地察觉到《解放日报》在发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亲自指导《解放日报》改版，不仅为《解放日报》制定征稿办法，还亲自为其撰稿，并挑选精兵强将充实《解放日报》的队伍，助力其实现跨越式发展，成长为解放区最具权威性的报纸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他的案边仍然放着《解放日报》，可以说《解放日报》创刊和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悉心指导与密切关注，生动地体现伟人与报纸的浓情厚谊。

关键词：毛泽东；解放日报；宣传工作

《解放日报》诞生于斗争形势严峻的延安时期，当时党的宣传战线面临较大困难。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尤其是报纸的作用。1942年9月，他在给中宣部负责人何凯丰的信中特别提到：“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提出此种任务。”[1]在1943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报纸的重要性再次进行强调，善于利用报纸，不能只停留在书面文件上，同志们甚至“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2]他以身作则，主动承担起《解放日报》的相关工作。与《解放日报》形成一段长达数十年的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上海市机关党报的《解放日报》，始终以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做人民心中满意的党报，在上海“扎根”以来创造过多个行业“第一”，在上海地区拥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他与《解放日报》的不解之缘给我们当前宣传工作以有益的启示和无限的动力。

一、顺应革命任务要求，指示创办《解放日报》

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敌我双方相峙而对，日寇加大对国民党的诱降攻势，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抗日大局，趁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近万人的抗日队伍倒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迅速达到顶峰，为顾全抗日大局，更好地维护民族利益，中共中央采取“政治上进行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方针。有理有据有节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抗争，广泛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对派的暴行。同时，由于时局动荡，在武汉办刊的《新华日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干涉，被强令删去社论，《新华日报》的发行与采编都受到极大限制，党的宣传阵线受到极大威胁。一方面，为适应新形势革命斗争需要，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更好地对各地的工作加以指导；另一方面，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如果人民群众没有先进思想的庇佑，就会受到落后的思想的侵袭。无论解决革命的现实问题还是革命的前途问题，中国共产党都需要在宣传阵地上打开突破口。另外，解放区军民也亟需一份大型日报来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此时，创办成立的《解放日报》无疑是党和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面对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一方面，要统一全党发声口径，必须要有足够强的声音引起人们关注；另一方面，更要改变发声路径和方式，让人们愿意去听。毛泽东同志亲自抓党报与新闻宣传工作，为引起同志们的足够重视，他亲自起草通知。通知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3]

有别于我们传统的认知，《新中华报》在与《今日新闻》合并之前就已经是一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而且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该报旗帜鲜明，针对性强，曾被誉为“全国最好的一家报纸”。而《今日新闻》则是由“新华社新闻稿”改为报纸版的“今日新闻”。但是无论是《新中华报》还是《今日新闻》都无法独自应对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双重封锁的局面。同时还停办陕甘宁边区的其他报刊、杂志来创办《解放日报》也在情理之中，并且由于《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前期的基础积累，新生的《解放日报》一诞生就具有业界“顶流”的地位和实力。

受制于战争形势，解放区大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民风淳朴，民智未开。军民获取信息方式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如果不能使解放区军民及时有效地获取信息，既是再高明的政策也无法做到贯彻和执行。在解放区做宣传工作，一定要考虑到人民群众成员的多样性，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没有读过书的贫苦农民和革命战士。《解放日报》的一大作用就是要启民智、开民风、移民俗，让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学习，在战争中成长，不仅要让人们在人身物质方面得到解放，更要让思想意识方面得到解放。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就有过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论断，我们不仅需要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也需要立场坚定妙笔生花的宣传工作者。为便于快速实现创刊发行，同时综合安全和发行因素，就把《解放日报》的社址设在清凉山上。根据毛泽东同志起草的通知，《解放日报》的正式创刊日期定在1941年的5月16日，作为他亲自指示创办的报纸，他一连为《解放日报》写了七个报头以供《解放日报》社的同志们选择。除此之外，他还为《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报的使命就是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党始终根据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推动社会发展，通过话语建设引领社会大众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认同”。[4]《解放日报》的创刊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解放日报》作为党的“传声筒”，是党发动人民，指导革命，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自创刊之日起，党性就是党报的根本属性。《解放日报》这一大型日报的创刊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党的宣传能力，他在《解放日报》的发刊词中，更是指出《解放日报》要以党的宗旨和任务为使命和担当，我们不仅要对实现对枪杆子的绝对领导，也要实现对笔杆子的统一指挥。党报的生命力强不强就在于党性坚不坚定，党报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地宣传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和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服务人民，贴近群众。

二、以党性为引领，促《解放日报》改版

由于敌人实行的“囚笼政策”，使得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对于物资本不充裕的解放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用的也只是一盏灯芯压得很小的煤油灯。也正因如此，《解放日报》在初创时，只是铅印四开两版。版面有限，大量内容无法在报纸上展现，在出版的四个月后，在多方的支持和帮助下，又扩大两版变成四版。关于《解放日报》刊登的内容，他多次下达指示，对于出版内容不仅要严格把关，也请各部委的同志给《解放日报》提供稿件材料，介绍推广相关工作经验，使全党上下攥成一股劲，拧成一股绳。

毛泽东同志对《解放日报》的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常抓不懈。1942年初，他渐渐觉察到《解放日报》的弱点和不足。为此，在充分了解问题的前提下，他召集同志们就各方提出的意见进行讨论，除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外，他直指问题的关键，“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5]为实现《解放日报》更好地发展，他毫不掩饰地批评《解放日报》不是党的报纸，是资产阶级的新闻社。他指出，《解放日报》作为共产党的党报，应以宣扬党的政策、关注人民抗战、宣传抗日根据地建设为出发点，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编排内容，而不是恪守版面框架，把国外的排版方法奉为圭臬。以此确定《解放日报》办报大的方向和基本定位。

党报作为党的传声筒和党的形象的描述者，党报办不好，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就会受损。《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深受毛泽东同志的关注。1942年初，此时距《解放日报》创刊已经半年多，根据边区人民群众与各级领导干部的反映，《解放日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特别是当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些错误的思想仍未完全消除，虽然《解放日报》在办报思想和宗旨方面受党中央直接领导，但在具体发行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解放区主办大型日报，报社的主要领导在报纸具体发行方面思想难免有些保守。首先是固守版面架构，不能按照人民指战员和群众的需求及时更换发行内容；其次对党的政策和边区的宣传不够，没有真正发挥党报的作用，就连党中央整顿“三风”报告这样重大的消息，《解放日报》也只是用一个边角的空间，更不要说专版专刊。相反，一些与党和边区政府无关的内容却常常占据多个版面；最后，《解放日报》在采编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深入人民群众，对一些报道存在内容失实的情况，另外，代表党委的指导性社论质量不高，不能体现出集体的智慧。

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既要传播党的声音又要传播人民的声音，不仅要接受党的领导也要倾听人民的呼声，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实现良性互动。《解放日报》在刊发过程中。一方面，要及时准确地把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思想以及各地新闻信息传递给军民；另一方面，要广泛细致地收集群众反映的消息。《解放日报》既是党的报纸，更是人民的报纸。他多次提议要让人民的声音和形象出现在版面上，强调“深入群众，不尚空谈”[6]。

自1942年初到同年的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短短数月，仅中央政治局就召开过两次会议来专门讨论《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更不要说，他私下召开的会议次数。在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他直指《解放日报》的关键问题，报纸的改版势在必行，具体如何改版，他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一个月后，博古同志就针对性地拟出《解放日报》的改版草案。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拟出的草案讨论发言后，他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三个重要工作。”

[7]

在他和党的各级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向着“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迈进。1943年3月，中央下发通知把《解放日报》划归宣传委员会管理，中央同志一致同意他任书记，统筹领导党的宣传工作。党中央和他对《解放日报》坚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是《解放日报》在工作过程中实现与党的思想同频共振的关键所在。

三、以时事为先导，为《解放日报》征稿、写社论

毛泽东同志深知党报的重要性，对《解放日报》的工作始终萦萦系怀。他亲自指导《解放日报》改版，向“真正的党中央的机关报”目标努力前行。他对《解放日报》的关心，不仅在方向指导上，还在具体的采编发行上，当《解放日报》第四版面临征稿不足时，他亲自为其拟定征稿办法，帮助《解放日报》解决缺稿的问题。注重发挥社论的作用，通过《解放日报》的社论及时准确地亮明自身立场，与世界反法西斯军民同呼吸、共命运。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坚持党性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同时由于版面内容的改变，相应的专栏面临着投稿量不足的问题。而丰富的信息来源渠道和充足的稿件是《解放日报》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得知消息后，他一边和中央以及报社的同志商量起草征稿办法，一边直接点名请有关同志提供稿件，他没有用生硬的行政命令强制要求大家写稿，而是在枣园摆酒设宴，对同志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说:“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8]他所言既是客观事实也是真情流露，与会者既感身负重任，又有轻松愉悦之感。他热情洋溢地向到会地各位一一敬酒。之后，他还要求向社会各界群众征集稿件，解放区军民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让群众发声，听到群众的声音，做人民群众满意的党报。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样办好《解放日报》没有群众参与是无法想象的。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日报实行的一系列征稿举措与他的非凡智慧和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除为《解放日报》解决稿件来源不足问题外，他还十分重视并发挥《解放日报》社论的作用。他经常亲自执笔为《解放日报》改稿、写社论，先后为《解放日报》提供40余篇稿件。在苏德战争期间，曾一连为《解放日报》撰写3篇社论，将法西斯的虚假宣传批驳得体无完肤。

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国内中国军民坚持持久抗战，不向日寇屈服，世界的局势同样会影响中国的抗战，面对当前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在必要时也要通过党报提出解决问题的指导意见和措施。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蓄谋已久的战争，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为世人所瞩目。但是，苏德战争的前途究竟如何呢?苏联人民能否挡得住德国法西斯的战车呢？如果苏联失败，德国法西斯就可以和日本法西斯会师合流，那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会艰难许多。这些问题无不牵动着人们的神经。特别是在战争爆发前，由于德国对苏联实施的战略迷惑行为，让苏联以为战争不会爆发，德国的突袭让苏联遭受巨大的损失。当世界都在观望和焦虑之时，他敏锐地洞察时局并把胡乔木同志叫到他的窑洞中，他把自己想要对苏德战争写篇社论的想法告诉他。他像往常一样点起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一篇社论就创作出来了。他说：“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先说说我的想法，供你参考。”[9]关于战争胜负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他从德国师出无名、资源短缺、战线过长、内部不稳并且外部孤立等方面谈起。他认为德国的失败是必定的，但是如果苏联不能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顽强意志进行抵抗的话，胜负难料，毕竟强大如法国也仅开战三周就已投降，为取得胜利重大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苏联人民的信念是一致的“中必胜，日必败；苏必胜，德必败。”[10]

德国法西斯的快速推进，虽然未能在苏联的严冬来临前击败苏联，但德国法西斯的战车已经包围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希特勒及其仆从军以百万之众猛攻斯大林格勒，甚至叫嚣要把这座城从地图上抹去。可就在1942年的10月9日，被法西斯围困的苏联红军以超人的意志突破防线，实现胜利会师。他闻讯后迅速动笔，亲自撰写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当天下午就写好送到《解放日报》，时任报社负责人的博古同志立即和大家一起分头行动，仔细誊抄，着即进行编排，第二天一早就见报。

从1942年9月11日到9月16日，短短数日，他先后为《解放日报》撰写《红军的伟大胜利》《历史教训》《评柏林声明》三篇社论，紧跟世界形势，分析当前局势，为处于混沌中的军民“拨云见日”，从战略层面对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形势作出独到而又明确的分析，批驳德国法西斯关于战争形势的虚假宣传，坚定世界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心。

四、以人才队伍为关键，支持《解放日报》建设

毛泽东同志与《解放日报》的缘分远不止于此。“欲治兵者，必先选将。”他十分重视《解放日报》的队伍建设，不断遴选精兵强将充实《解放日报》的队伍。《解放日报》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也就不能开创党的事业。在《解放日报》的用人方面，他一方面慎之又慎，另一方面又力求精益求精。在《解放日报》的队伍中，除杨松、博古同志外，他还先后调来丁玲、艾思奇等同志。这两位同志，一个被毛主席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1]、一个则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在主编《湘江评论》时，他就切身体会到办好党报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不仅要运用集体的智慧，还要发挥个人所长。作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博古在《解放日报》创刊之前就有在解放区创办大型日报的设想。这与他要办报的想法不谋而合。特别是在1941年初，他同博古、张闻天等同志商谈要办报纸时，博古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深深感染着与会同志。不久后，博古就专门为办报之事兴致勃勃地向党中央主动申请负责此项任务，因为博古也有办报的经验和干劲，可以结合自身经历把党报办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再次提出申请创办一份大型日报，以适应党的发展需要。结合他自身办报经历，十分想主持《解放日报》，奈何要务在肩、分身乏术。于是党中央就把办好《解放日报》的重任交给博古同志。在负责《解放日报》期间，博古同志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在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后，主动检查《解放日报》在办报过程的主要缺点，并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法，严格贯彻党的方针路线的办报，呕心沥血，不断改进，使《解放日报》融思想性、战斗性于一体，将宣传报道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并进一步实现其发展壮大。

作为《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主编，丁玲一直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解放日报》的工作。在《解放日报》初创的近一年时间中，为《解放日报》的工作殚精竭虑，在坚持党的政策和原则的大前提下，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下开创性的为专栏制定详细而又具体的工作方针，把相关做法以制度化的形式规定下来，为日后《解放日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她的主持下，《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办报方针和做法，不仅为当时边区其它报刊杂志所借鉴，而且直到建国后，还被大量刊物所效仿。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43年初，他终于为《解放日报》找到“难找”的副刊主编——艾思奇，艾思奇既是哲学家又是文艺理论家，足以堪当《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大任，前前后后，他陆续调来林默涵、温济泽、陈学昭、白朗、庄栋等人，同年年末又调来周立波、裴孟飞、高阳文等，可谓兵强马壮。

五、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坚守宣传战线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解放日报》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到1949年，《解放日报》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的队伍高歌猛进，一路南下，考虑到上海斗争形势的复杂性，我们不仅要让解放军进入上海，更要让党的政策深入人们心中，经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转作为上海市委机关党报，同我党各级机关同志一起做好党的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创办的报纸多如牛毛，仅中央级别的刊物就枚不胜举，然而身在北京的他始终关注着《解放日报》的发展，他仍保持着读报的习惯，《解放日报》仍时不时出现在他的案边。与他人谈起《解放日报》时更是如数家珍，好不吝啬地指出《解放日报》的优点。在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与吴冷西谈话时提到：“《解放日报》比较注意抓思想，抓思想工作，值得看一看。”[12]这既是对《解放日报》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解放日报》一如既往的要求。往后的日子里，《解放日报》也不负所望，在上海创刊的过程中，扎根于上海，厚植于人民，服务于全国。数十年如一日，不断耕耘，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他根据自身办报经历，早就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思想，认为办好党报，要有政治头脑,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复杂的事实面前能够做到把握全局，高瞻远瞩。现在习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强调“党报姓党”，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扭住政治方向，不偏航、不迷失，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两位领袖的办报思想一脉相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时代的《解放日报》在坚守党性、人民性的同时，紧跟网络时代潮流，积极开拓新的宣传阵地，使党报的发展与时俱进，让党的声音入耳入心。毛泽东同志与《解放日报》的故事，无不体现伟大领袖对党报和宣传工作的重视以及对《解放日报》的特殊情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特殊的情感所系，也是共产党人重视宣传工作的生动体现，更是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应该成为新时代办报业界人士的座右铭。时代在变化，初心永不变，一张张报纸飞入群众手中，它们传递的是党的声音，激发的是人民的精神，增强的是奋斗的力量。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3页。

[2]《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4]徐立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引领社会变革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08）。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362页。

[6]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

[7]常紫钟、林理明主编：《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481页。

[8]沙健孙：《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

[9]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10]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11]杜忠明：《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12]周瑞金，毛主席表扬了解放日报——六十年代初期抓思想教育宣传的回忆，新闻记者，199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