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

试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

申淞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成都  610072

[摘  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两个重要阶段。中国学派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新的理论成果，以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上海共生学派”三种理论流派为主要代表。本文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进行研究，主要目的就是探索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成果及其情况，根据当前“中国学派”成果进一步提出有助于我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构建与路径的完善，以此持续搭建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让“中国学派”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处理、对外交往事务、有关学术研究的主要依据，为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社会活动，提升我国的国际交往地位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构建路径

[作  者]  申淞超[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学派”的当前成果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以美欧理论为主导，近年来日益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和大理论匮乏、研究视域单一等特点。同时，非西方学界的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学界也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国社会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高。随着我国进入更深层次的外交实践领域，原本借鉴与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无法为我国的对外交往、国际关系等实践活动提供科学依据与灵感，这就需要探索出属于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学者纷纷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深入发掘我国传统文化、传统主流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处理原则、国际交往思想等，并且根据现代社会的国际局面进行现代化处理。学者们纷纷从儒家思想、“家天下”理论体系、道德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等多种思想体系中汲取养分，融入我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中国学派”应运而生。

根据秦亚青教授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研究，其将“中国理论”融入原本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并且在《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文章中指出：“应当尝试发展纯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根据其著作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文章，其提出了以关系本体为基本假定，以中庸辩证思想为依据的、全新的观察世界秩序的观点，这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逻辑结构，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框架，从中国视角出发，引入了中国特色文化与关系认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除了秦亚青教授之外，阎学通和叶自成也依旧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的灵感和资源来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和研究。阎学通发表《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文章中提出现实主义亦有道义的判断，他将国家按照综合实力和领导班子风格分类，认为不同类型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战略选择。对国家来说，战略信誉是重要的，它通过结盟为弱国提供保护获得；叶自成比阎学通更早的开始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做深入研究，他的涉及内容包括易经思维、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华夏体系”和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等，其试图在这些传统思想中寻找可以指导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启发。

根据赵汀阳老师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其从“家天下”这个观点出发，将我国传统“家天下”理论体系提取出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依据。赵老师提出了“不使用纯粹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使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将中国思想渗透于国际政治领域，以理论形式就中国语境进行研究。

可以看出，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这就是“中国学派”。“中国学派”是在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积极引入历史实践经验、历史文化内核之后展示出的智慧成果。

二、“中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构建意义

根据对现阶段“中国学派”有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分析与呈现，可以看出，“中国学派”是我国特有文化、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融合之后的产物，其内容与核心理念是符合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我国文化特征，也契合我国当前实际国情的，对于我国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加强我国的国际关系处理能力，强调中国语境而言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中国学派”的构建有助于丰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实践中显露弊端，西方国家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无法帮助我国解决实际问题。类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国的和平崛起”等话题无法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寻找到思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学派”的构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是我国继续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展现。“中国学派”的提出与丰富，能够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进行补充与丰富，拓展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

另一方面，“中国学派”的提出有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我国具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文化思想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学派”是基于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理念与优秀的传统思想、中国历史发展顾虑、中国关系思想相契合。在完成“中国学派”的构建之后，我国可以以“中国学派”理论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国际政策与国际社会环境，解读国际交往事件，能够进一步将我国文化提升到国际领域，能够扩大我国文化的国际社会影响力，从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我国更从容地参与国际交往提供支持。

三、基于当前成果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持续构建路径

根据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学者应当从国情出发，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将理论与政策的创新结合中国实际与特色”，要求学者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求学者们在“中国学派”的研究中，应当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探索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人类共同问题的探索贡献中国智慧。基于此视域来看，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显然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此时应当拓宽视角，构建新的世界格局，提出新的治理路径，需要学者们继续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探索出既属于中国，也符合国际格局的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在继续进行“中国学派”的探索与构建中，应当兼顾我国特色与国际社会环境，在汲取我国文化与思想的基础上，分析国际关系的处理需求，提出具有普适性与独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持续丰富“中国学派”内涵，具体路径如下。

（一）兼顾地方特色与国际视域，体现“中国学派”的双重性

要想进一步深入探索“中国学派”，构建独属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就应当兼顾共性与个性：关注共性，就是指要考虑我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考虑各个国家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是否一致，在差异中寻求共同点，从共同点入手提出解决思路，引入我国思想与文化元素，促使“中国学派”具有普适性；关注个性，就是指时刻坚定中国视域，从我国角度出发考虑国际关系的处理需求，考虑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发展趋向，积极汲取优秀传统思想与传统文化，比如，“家天下”、中庸思想等，借鉴古人智慧解决现代国际关系问题，形成具有鲜明“中国学派”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采用这样的方法，兼顾中国特色与国际需求，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中国学派”中的中庸思想，进一步体现“中国学派”的现实价值。

关于兼顾地方与国际，应当进一步推进“地方”的概念，以具体的地区进行探索对象，比如，是否需要探索地方性知识，是否需要探索知识对地方与非地方的贡献情况等。加强对地方的研究与探索，弱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区域隔阂，充分体现地方性知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卡斯坦的观点为例，其以地方性知识为研究对象，提出“理解世界的方式包括：理解共同知识，理解默会知识”。“中国学派”构建本身基于地方性知识基础上，在探索“中国学派”中应当说明地方性知识对于国际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够破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学派”的“例外主义”的看法，进一步拓展“中国学派”的范畴，提升“中国学派”的覆盖能力。在“中国学派”的探索与持续构建中，深入地方并不意味着完全实现非西方国家关系理论目标，而是以此为方向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现如今我国提出的“中国学派”已经初步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仍然需要更多地讨论内部问题，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逐步扩大“中国学派”在国际领域的覆盖范围，提升“中国学派”在国际层面的接受度。

（二）以“中学”为理论核心，深入发掘中国古典文化资源

以“中学”为基本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中国学派”，应当深入发掘中国古典文化内涵，借用古典文化资源丰富“中国学派”的内容，并且从现代角度入手，根据当前国情及实践情况进行阐述。这样才能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把握国情”的探索要求。构建“中国学派”，用中国特有的话语符号、逻辑思维构建理论模型，就是指将中国文化提取出来作为核心，将中国思想中的处事方法提取出来作为“中国学派”的实施路径。

在我国文化意识觉醒的过程中，“中国学派”已经陆续取得了丰富成果，但是仍然没有形成与原本西方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相同等级体量的体系结构，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理论体系，应当深入发掘自我，在“中国学派”的构建中对中国文化、中国思想进行一个全面、深刻的把握，比如，将原本对西方理论的探索转变为对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发掘；再比如，关注中华古典文化资源的同时，考虑真实发生的国际社会动态，对国际格局具备敏锐触觉，确保“中国学派”的理论与实际相契合，能够为我国参与到国际社会活动中提供可靠依据。

（三）以优秀思想为引领，“学派”构建遍地开花

要想在现有“中国学派”成果基础上持续探索与构建，就要充分发挥中国思想的引领作用，带动各地区、国内各学派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更加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让“中国学派”在我国学术领域遍地开花，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派”的构建进程，争取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健全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在中国优秀思想引领之下，为了解答“中国学派”的问题，学者们纷纷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分析中国对世界的认知情况，分析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与认知等，并且对我国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进行研究。学者通过对“中国学派”问题的探索与解答，着重关注“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归纳出我国独特的世界观，解释我国在外交行为中的逻辑，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关系理论。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及“中国学派”的研究中，学者们采用最直接的方法解答问题，这就是从古代思想中提取国人的世界观思想，将提取成果作为现代社会中国人对国际关系认知的核心观点。

从中国思想中提取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元素这一方法，既推动了“中国学派”的构建，促使其更顺利地从“中国学派”转变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也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思想在实践中的逻辑层面。在实践过程中，为什么儒家文化中关于道德与政治的哲学思考可以被用来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这一类问题仍然没有被解答，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索。

四、总结

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是复杂且漫长的，对于各个方面而言均是一项较大的挑战，如何在当前“中国学派”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持续构建、完善“中国学派”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本次研究致力探索的方向。根据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学派”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既是我国文化与国际关系体系融合的结果，也是我国参与国际活动的重要思想依据。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想打造出具有我国文化特色、坚定体现我国对外交往立场的“中国学派”理论，就应当兼顾地方特色与国际视域，体现“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双重性；也要贯彻落实“中学”思想，将我国传统文化、中国对外交往思想融入“中国学派”中，形成以优秀思想为引领，兼顾当前与未来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

五、参考文献

[1]孙吉胜. 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J]. 国际政治科学,2022,7(04):27-53.

[2]林小娇.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特色辨析[J]. 决策与信息,2022,(11):35-43.

[3]王义桅.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迷思[J]. 社会科学文摘,2022,(10):69-72.

[4]郭树勇,张笑吟.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J]. 国际展望,2022,14(05):1-27+162.

[5]王义桅.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迷思[J]. 美国研究,2022,36(04):9-29+5.

[6]邓烈. “中国学派”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整体性创新[J]. 法学评论,2022,40(04):33-43.

[7]张旗,白云真. 中国学派的新探索与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构建[J]. 国际观察,2022,(04):30-58.

[8]徐坚.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38(04):1-20+155-156.

[9]赵冬倩.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演进及展望[J]. 晋中学院学报,2021,38(01):12-15.

[10]赵赫. 中国有国际关系理论吗？——“中国学派”的理想与现实[J]. 史学月刊,2021,(01):29-33.

[11]秦亚青. 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J]. 国际观察,2020,(02):27-45.

[12]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36(06):1-10+165.

[13]李楠,谢鹏. 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建构及其现代性反思[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01):15-19.

[14]孙吉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话语、实践与创新[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08):4-29+156.

[15]鲁鹏. 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种构建途径[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01):73-93+158-159.

[16]范蔚文. 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J]. 国际观察,2017,(06):1-12.

[17]阿米塔夫·阿查亚,董贺. 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2):10-1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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