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深度发掘浅谈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深度发掘浅谈

朱如平

陆良县小百户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  邮编：655608

摘要：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全球化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与现代性强调中心，标举进步，倡导宏大叙事不同，后现代的世界是一个更为宽容的文化语境场，拒绝权威、中心、主流，尊重差异、边缘。本论文就是要探讨在此语境中怎样去深层发掘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主要从去中心化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守住母语，就守住了民族文化之源、发掘少数民族潜在的民族意识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为云南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者提供创作理念，也为当地政府旅游文化产业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去中心化、身份认同、母语、民族意识

一、去中心化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

民族文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层是表象层，这一层主要以有形的物质的载体呈现，比如传统的饮食、独特的服饰、仪式活动、山川地貌、民居建筑等等：另外一层是核心层，这一层通常是无形的，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方式。一个民族共同体成员中共同的信仰、思维方式、民族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等构成了民族文化的核心。这些都是由民族集体代代相传，不断积淀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当然，民族文化并不是僵化不变的，它会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云南有26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质的文化，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各种文化的碰撞加剧，作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云南少数民族要想自足，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要解决的是“我是谁”、“我要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衡量主体文化认同的姿态，可以反映出主体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又是如何对待他文化的。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多种文化包围中，造成了文化认同上的危机。许多云南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提出捍卫对本民族文化的阐释权，来表达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化阐释权的问题成了文化认同中一个核心问题，想着他者对自我的建构一定会带有某种敌意和偏见，这样会将少数民族对自我形象的认定导向错误的方向。所以，他们认定，只有自己才能看清自我的文化，也只有自己才能准确阐释自己的文化。

胡彦认为，“今天，民族村在许多现代都市的建筑，其意图并不像他的组织者声称的那样是为了保存并弘扬民族文化；民族村成为现代都市中人们游览的一个景点，早已和它所要保存的‘民族性’的意旨背道而驰。民族文化、民族生活在后现代的叙述策略中，已不可避免成为文明人欲望、消费的对象。”[1]这样的观点多少有待商榷，许多民族风物的陈展在成为消费对象的同时，这些风物依然可以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只要本民族掌握着对本民族文化的阐释权。

（二）去中心化的文艺自觉意识

去中心化强调 从 主流群体移开，而更多关注少数群体。主流群体一般来说掌握着话语权，代表着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少数群体却常常处于边缘，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摆布，这种观点肯定了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为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尽管没有占据中心的位置，但是它们独有的文化依然具有独特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马绍玺在评论云南少数民族诗人诗歌的时候，对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意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是这种‘文化自觉’意识的凸现表明了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在‘文化全球化’的紧逼中所选择的文化姿态：面对强势文化（不仅指汉文化）的侵入，少数民族文化要在全球化的大版图中留驻自己的身影，就得真正回归自己的文化家园，走文化本土化的道路。因而，作为文化之敏感神经的诗歌也相应地显现出因文化自觉意识而起的诗歌视点由‘外’向‘内’的转移。他们的诗不再是外在地集中于那种文化大一统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而是自觉地内转，集中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2]这可以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自立观念”、拒绝与大一统主流意识合作的肺腑之言。一批扎根本民族土壤，以塑造本民族人物、以描绘本土自然风物、以再现本民族民俗风情的文艺作品涌现出来。

二、守住母语，就守住了民族文化之源

（一）母语逐渐消失的焦虑

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并且都有其自足性和封闭性，一般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人来说，他是听不懂的，一般只能凭借其说话的表情和语气来判断交流者的情感状态，言下之意就是占全国92%的汉族人在交流上是与他们隔膜的，这会让各少数民族地域上的边缘化趋近进而导致文化上的更加边缘化。也许是国家早已考虑到了这一点，1953年，国家在中国普遍推行汉语普通话政策，这一举措实现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交流的可能性。但是许多人却痛感，各少数民族的母语正在慢慢消失，由母语表征的母族文化也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毕竟，语言是一民族文化最鲜活的部分。

语言的同一政策的推行也是造成少数民族文化被汉化的因素，也是本民族语言边缘化的直接原因。很多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者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而转向汉语普通话的使用。于是一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哈尼族诗人在其诗歌《寨子与树林》中书写到，“怀着夏天忧郁的心情＼我从一个失去了母语的寨子＼走向村边的树林”，马绍玺也不无感慨地论述道；“语言是文化中最基础、最鲜活的部分。一种语言的死亡，意味着依托这种语言而生存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原生态文化机制，其结果就是该语言的文化被其它文化同化、殖民化，甚至彻底灭亡。”

[3]

为了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许多少数民族作品都坚持用母语创作。

（二）捍卫母语

首先是一批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了本民族语言正面临消失的危险，他们掀起了传承、捍卫母语的高潮。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多传承母语的建议，比如，限制少数民族与他民族人员通婚，动员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搜集、整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媒也成为了捍卫母语的渠道，凉山电视台彝族频道已经开始试播，在凉山地区，彝族音乐、彝族电视片很受欢迎。云南计划每年出版十部民族母语文学作品，2006年11月7日彝族母语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在西昌学院获得首演，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一直以来，德宏州的傣剧也是用傣语演唱的，比如《刀安仁》、《南西拉》等著名傣剧剧目都是用傣语演唱的。

一批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者始终坚持母语创作，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母语情结最令人感佩。他认为，每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绝无仅有的世界观、文化、哲学、思维方式，都是人类珍贵的无形遗产，一旦消失，最终可能导致此种文化的消失。母语消亡，是民族消亡的前兆。他说：“我想通过诗歌唤起母语人群对母语的自觉，让沉睡的心灵重新沐浴和感知母语的魅力，心灵深处得到净化和超越；也提醒‘他者’对人类各阶段和各类型的母语给予足够的尊重，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的灵与灵的对话。对母语的坚守，就是对某一种人类文明样式的尊重、保全和承续。母语写作是一种拯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彝语写作，不是要获得多大的名利，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所使然。在我们这一代我还有能力用自己的母语思考和表达我所认知的世界，我干吗要放弃呢？如果自己不写的话，靠哪个呢？即使我的子孙无法再使用彝语叙事和抒情，那就让我成为彝族母语叙事和母语抒情的终结者吧！终点，说什么也不应该在我祖辈、父辈那里。”[4]坚持母语创作，是一个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对本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彰显，但是采用母语创作，但是内容没有触及本民族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民族意识，同样算不上是真正触及到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将母语和民族意识发掘结合起来，才算是真正的民族文化作品。

三、发掘少数民族潜在的民族意识

坚守民族性，无可厚非，甚至良苦用心，但是民族性的内涵复杂深刻。陈慧指出，“‘民族性’应当是指某一民族所特有民族意识和文化语言。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当我们说某一作品具有民族性，即是说这一文学作品不仅仅是题材上反映了某一特定地域的环境，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有着明确的民族意识。”[5]

（一）民族文化表浅化的呈现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让全世界的文化交融在一起，这种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超越了以前所有的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乃至外国文化的撞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在全球化、市场化中，云南丽江才能得以将其美丽面容展露，也只有全球化，丽江古老又美丽的东巴文字、婉转又幽深的洞经音乐才能被世界认识。当然，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市场纵容了人性中对欲望的贪婪追逐，于是一批批粗制滥造的民族文化快餐理所当然地上了餐桌，这些快餐式的文化品满足了一些猎奇者一时的口味，但是它的味道用后便消失殆尽，是没有余味的。对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渗透采取过分防备的态度也是不明智的，这也是比较狭隘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文化总是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不断得以建设的，以一种更宽容、更客观的态度来保护本民族文化才是可取的。我们要弦子舞，我们也要迪斯科，但是不能要了迪斯科，就丢了弦子舞，相互吸取双方的优点，才能合成新东西。

（二）民族意识的深层次挖掘

描写少数民族生活、风俗习惯只是民族性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发掘少数民族潜在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才是一个民族真正核心的部分。

民族意识才是边缘民族文化的核心所在。这应该包括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群体性的文化心理，一般这是比较稳定的，而又是相当内在的。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活动的实践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触摸到了本民族文化中最本真的部分，那就是作为一个族群最本质、内在的民族集体意识。云南德宏州景颇族目瑙纵歌姐已经是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目瑙纵歌”被称为“万人之舞”，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就集中表现了景颇族的历史起源、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具有民族学、人类学价值。其中目瑙示栋是目瑙纵歌的中心及标志牌，牌上回旋往返的图案即是舞蹈队形图，又是景颇族先民自青藏高原南迁路线图，这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景颇族一些不无原始的宗教意识，这恰恰就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

民族文化不是僵化不变的，以僵化保守的思想去对待民族文化是应受质疑的，仅仅表浅化地罗列民族风物还算不上真正的民族文学，它只不过是民族文化的一点点缀而已，或者还算不上点缀，甚至是污点。真正的民族文学负载着更深刻的质素。张永刚指出，“我们应该把整个西南边疆作为象征和寄寓人类生存奋斗的场所来书写它，让那些迷人的具象成为负载我们深邃思想的意象出现在作品里。”[6]将少数民族那些具象的风土人情作为意象，通过这些意象传达真正的民族意识，这可能才是一条真正的民族文学之路，而真正的民族意识既是个性的也是共通的。

云南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者应当更注重发掘本民族真正的民族意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民族风情的展示上，更好的是将风俗民情的展示与民族文化意识的挖掘结合起来。

[1]杨红昆 欧之德 主编《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2]马绍玺著《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3]马绍玺著《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4] 彝学网(网聚彝学)  http://222.210.17.136/mzwz/news/2/z_2_42243.ht

[5] 杨红昆 欧之德 主编《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6]张永刚 著《滇东文学：历史与个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