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健康：概念、测量与未来走向

积极心理健康：概念、测量与未来走向

张歆玥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5

（一）健康的定义

长期以来，健康被认为是病态的对立面。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这一定义包含了个体功能和社会福祉，而不仅仅是临床症状或生物变量。此后，世界卫生组织又提出健康是“达到完整的躯体状态、心理状态和社会福祉，个人或团体能够识别和实现他们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需求，或应对环境的变化”(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原有定义所强调的是健康是个体寻求某种终极愉悦体验的倾向，而后续的定义则提出了满意感及其相关的情绪体验的维度(Falissard, 2016)。

全世界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将心理健康作为改善整体健康和福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rince et al. (2007)通过文献回顾表明，抑郁、焦虑和冠心病、II型糖尿病、中风之间存在中度到高度的相关性。Kim, Evans, Chen, Miller, and Seeman (2018)指出，长期暴露于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风险因素中，可能会导致大脑和生理系统功能障碍，增加疾病的风险。

（二）积极心理健康的定义

尽管心理功能在健康中的重要地位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主流依旧存在病理性和消极化的倾向(孟维杰 & 马甜语, 2012)。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心理学从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学中解放的运动(Falissard, 2016)。积极心理学是关于人类在生理、个体、人际、组织、文化及全球等维度中的积极功能和丰盈感（Flourishing）的科学研究，旨在促进和提高个人的能动性，使个人、群体和组织生活在一种积极、幸福的环境中， 在威胁和挑战中也能获得积极的成长(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14; 段文杰，卜禾, 2018)。伴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积极心理健康成为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一个蓬勃发展的议题，目前有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积极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不是心理健康的两极，而是心理健康的连续体（The mental health continuum ），心理健康不仅仅是精神疾病的消除，也不仅仅是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它应当包括完全和不完全的心理健康(Keyes, 2002)。完全的、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是指个体在生活中达到丰盈，身体、心理、社会功能良好；而不完全的心理健康是空虚和停滞的心理健康（languishing），处于这一状态中的个体没有精神疾病的困扰，却在低幸福感的生活中备受煎熬。

第二种观点将积极心理健康视作一种个人能力和资源。Kobau et al. (2011)提出，积极心理健康是心理健康促进和积极心理学共同关注主题，它一种赋权的资源，它包括了对人类自我实现和幸福至关重要的心理资源和技能。Ganga and Kutty (2015)将积极心理健康定义成一种动态的健康，可以被视为个人能力和资源，在这一状态中个体相信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并能实现自身的潜能，相信他人的价值，能够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富有成效地工作并对社区做出贡献。

第三种观点侧重于强调提升积极心理品质。Magyary (2002)认为，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嵌套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积极心理健康是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个人、家庭、社区和组织的积极品质的各种特性。国内的学者也提出，积极心理健康的概念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心理疾病的消除，二是强调个体各种积极品质（Virtue）和正向力量（Strength）的产生和增加(孟维杰 & 马甜语, 2012; 陈晓娟, 任俊, & 马甜语, 2009)。

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于积极心理健康的概念界定尚未统一，但对于积极心理健康的解释思路已经逐步清晰，即积极心理健康是基于对问题视角、消极化倾向的反思而提出的，与积极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心理品质是帮助个体获取幸福感和丰盈感的重要资源；积极心理健康取决于不同文化中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多样性，并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三）积极心理健康的测量

伴随着积极心理健康概念的发展，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观点发展了多种测量积极心理健康的工具。测量工具的发展使积极心理健康的概念得以操作化，能够帮助研究者和实践者分析心理健康状况与生理功能、社会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有助于积极心理健康在临床评估、社区调查、干预评估、健康筛查、健康促进等领域的运用。

Jahoda (1958)提出了六个与积极心理健康相关的因素，对自我的态度、自我实现的发展、心理功能的整合、自主性、对现实的准确感知和对环境的掌控。Lluch (2002, 2003)以西班牙大学生为样本，首次对此积极心理健康模型进行了实证评估，并构建了积极心理健康问卷（Positive Mental Health Questionnaire）。

基于Ryff (1989)提出的心理健康模型、Keyes (1998)提出的社会福祉模型和已有的情绪量表(Bradburn, 1969; Cantril, 1965)， Keyes (2009)先后构建了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Mental Health Continuum-Long Form）及其简短版量表（Mental Health Continuum-Short Form），用以评估个体的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这一量表已经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属性，并在多种文化和人群中验证和使用，如中国(尹可丽，何嘉梅, 2012) 、意大利(Petrillo, Capone, Caso, & Keyes, 2015)、阿根廷(Lupano Perugini, de la Iglesia, Castro Solano, & Keyes, 2017)、葡萄牙(de Carvalho, Pereira, Pinto, & Marôco, 2016)、南非(Keyes et al., 2008)。

Ganga and Kutty (2015) 发展和建立了Achutha Menon 中心积极心理健康量表（Achutha Menon Centre Positive Mental Health Scale），通过测量个体对不同日常生活情境的反应，以显示其积极心理健康的水平。这一量表基于Ganga and Kutty (2015)对积极心理健康的定义，将积极心理健康划分为四个维度：（1）实现个人潜力；（2）应对能力；（3）实现他人价值；（4）工作成效。其中，第四个维度是对自身工作效率和对社群的贡献的评估，这一维度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他大多量表中并未涉及。

（四）积极心理健康的未来走向

正如上文所述，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环境背景对积极心理健康的概念和内涵有不同的诠释。积极心理健康作为一种预防心理疾病的保护性因素，是促进个体、社区和社会健康的重要资源。未来研究可以利用认识和运用积极特质、感知和欣赏积极体验、训练和养成积极思维、建立和维持积极关系等策略(段文杰，卜禾, 2018)，设计和实施具有文化和情境敏感性的积极心理健康干预，提升个体的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同时与其他学科（如体育、艺术、教育、公共卫生等）建立伙伴关系，以期更有效地报告健康和福祉的社会决定因素(Quinn & Biggs, 2010)，增强社会幸福感。例如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编制了一套积极的心理健康监测指标框架，以完善其公共卫生监测体系(Orpana et al., 2016)。  

Lerner and Schmid Callina (2014)提出了关系发展系统理论（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Systems Theories），认为应当将个体和环境的关系作为发展研究的基本单位，探索个体的积极心理健康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陈晓娟 et al. (2009)指出，未来的研究思路应从关注个体总的积极心理健康水平转向于关注个体内各品质的变异。因此设计和开展积极心理健康研究和干预时，可以考虑开展更精准和个性化的研究，寻求最大化每个个体的利益(Clement & Bollinger, 2017)。

参考文献

陈晓娟, 任俊, & 马甜语. (2009). 积极心理健康的内涵解析. 心理科学(2), 487-489. doi:10.16719/j .cnki.1671-6981.2009.02.033

段文杰，卜禾. (2018). 积极心理干预是“新瓶装旧酒”吗? 心理科学进展, 26(10), 125-137. doi:10.3724/SP.J.1042.2018.01831

Kobau, R., Seligman, M. E. P., Peterson, C., Diener, E., Zack, M. M., Chapman, D., & Thompson, W. (2011).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in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es from positive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1(8), e1-e9. doi:10.2105/AJPH.2010.300083

Magyary, D. (2002). Positive mental health: A turn of the century perspective.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3(4), 331-349.

Teixeira, S. M. A., Coelho, J. C. F., Sequeira, C. A. d. C., Lluch i Canut, M. T., & Ferré-Grau, C. (2019).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itive mental health programs in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0(0). doi:10.1111/hsc.12776

Lerner, R. M., & Schmid Callina, K. (2014). 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systems theories and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experimental designs. Human Development, 56(6), 372-380. doi:10.1159/000357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