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举贤”是孔子人才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举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是周礼中原有的,而是奴隶制走向崩溃以后产生的新事物。齐桓公实行“三选法”可以看作是“举贤”制度的开端。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立场,接受了“举贤”的思想,因此主张“学而优则仕”,以“学而优”作为从政的条件,是对贵族世袭的挑战,尽管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并没有根本否定世袭制。“举贤”的实质是要求从平民特别是士阶层中选拔人才,所以孔子极力主张把教育对象向平民推广,提倡“有教无类”。王官六艺之学与平民结合,发展而为诸子百家。战国人才辈出,与“有教无类”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能独立思考的人才品质。他提出了十二字的人才教育纲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且智”是高标准。“学”与“思”结合是孔子教育方法论的核心。孔子讲的理想和道德,当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简介: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齐国也逐渐摆脱了西周传统的“亲亲尊尊”、明德慎罚等治国理念,开始寻求一种既能纵欲享乐、又能建立中原霸业、称雄天下的新的治国方式。齐国的人才观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一,从能力方面看,大至宰相、小至各行各业,凡有一技之长的人物都是人才;其二,从品德修养方面看,无论社会地位高低,凡品德修养者也是人才;其三,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才观经历了重德到重才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才观的得失与齐国的盛衰紧密相连,虽距今两千多年,但其中的某些人才思想,如重视人才的治国理念、重用德才兼备的上层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以及对什么是人才的深层思考,等等,仍对当今社会有种种借鉴意义。
简介: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别。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简介:唯识论的典籍说“诸识皆虚妄分别”,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因明所立的现量和比量何以能正确。《成唯识论》认为,并非诸识都是遍计所执性;“虚妄分别”只是指凡夫诸识“不证实”,即没有证知真如;而依他起性也是凡夫智之认识对象。进而探讨比量的可靠性,比量以记忆功能和记忆中的知识为基础之一,而记忆(念)则属似现量,即不正确的认识。此外,过去知识也都在似现量中。为何比量以似现量为基础?因为过去知识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概念。概念有名言自性,也有知识成分。其知识成分即比量之基础。现量的可靠性则可到佛位认识中探源,佛位认识都是现量。若诸法有各自的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也以此“不可言说”之离言自性为源头;若诸法无各自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与佛现量,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佛还能在每一法上认识空、无常以及真如,而凡夫由于有相缚等原因而不能认识这些理及理体。
简介:《孟子》论性,唯“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章最为难解。考该章“性、故、则、利、凿、致”六字尤其是三见之“故”字及孟子的论证理路或修辞,可知该章是言性崇本之意并扬性善、顺性说。“故”字初义从“欠、古”二符出,有人为、过去两基本义,后义又衍生出原本、本初义。“则故”之则、故二字各与“惟尧则之”、“夷子二本故也”之则、故用法同,“本、故”字义同而联构的“本故”一词又义同《荀子》“将皆失丧其性故也”之“性故”。刘宝楠以“性”解“故”,杨惊以“本性”释“性故”,又以“本”释“故”,此用法亦见《中论》“丧其故性”及《庄子》“始乎故,长乎性”等。孟子持性善论,其“天下之言性也”章强调就本性而言性:言本性则当利本性,就人言之则当顺人之善性而为,“则故—求其故”并称即皆求其原、效其本;“则故一求其故”而循本顺性则若治水之“行其所无事”.反之则是穿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