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leap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
简介: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简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苏联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驱动下提出的,是在蒋介石国民政府为维护自己统治权而对苏做出重大妥协的情况下签订的。它在客观上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极为有限,它实质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带领全国人民终于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简介:本文以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过程(1949--1974)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元启发理论分析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马来西亚独立前(1945—1957)笼罩在英中关系之下的马中关系,并把它作为分析马来西亚独立初期马中冲突关系的生态历史背景;接着分析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中对抗与冲突关系的深刻背景,揭示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利益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然后分析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马中和解与建交的背景,诠释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发展、关键领导人的个人素养等因素导致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最后对马中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