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跨世纪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依法治国的推进，权力被重新定位；市场经济的实行，利益集团急剧分化、重组；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社会群体的观念不断裂变和重构。在这个挑战重重而又充满机遇的关键时刻，在依法治国和反腐败斗争中肩负历史重任的检察机关如何把握住这个历史契机，明确自身发展的大方向，通过自觉的思考和努力，确立自身的历史地位，是一个亟需认真研究并付诸行动的课题。一、抓住司法改革的契机，为明确检察性质定位。司法改革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大课题，在司法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整个司法体制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对中国的社会正义、民主、自由产生深远的影响。跨世纪的检察事业，适逢其盛，应是一个绝好的机遇。笔者认为，司法改革给检察机关带来的最大契机，在于检察机关可以借此而进一步明确自身的性质和强化自身的地位。自从检察机关作为“革命之子”伴随资产阶级革命而诞生之时起，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检察官的身份一直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尴尬位置。从世界范围来看，普遍的情况是认可检察官既具有司法官又具有行政官的性质，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应该说这种双重属性是与检察职能的确定而随之俱来的，检察权的独立裁判职能使其具有司法权属性，其侦查及监督侦查的职能又使...

简介：<正>21世纪中国监狱的观念定位,首先取决于对监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定位,也就是监狱的价值蕴含与工具现实的矛盾、协调和统一。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实在,监狱必定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内涵,反映并追求特定的价值理念。这是监狱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理性基础,也是监狱存在的基本科学依据,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监狱最终不可能以此精神状态而“莫须有”地存在着,但是监狱的这一精神存在却对监狱的工具实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脱离开了监狱价值支配,不仅监狱的工具作用将失去科学与正义的基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其工具效用本身也必将难以发挥出来。同时,监狱也是一个功用实在物,它为国家和社会所用,为特定阶层的特定目的效力。它必须具有并实现一定的工具作用,达到其被利用的某种目的。监狱发展史也就是为统治政权暴力镇压破坏力量的历史。这是监狱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是,监狱的工具运用也是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相一致的,换言之,监狱工具的使用总是必须符合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规则。现代社会监狱工具的运行至少必须遵循民主、法治、人权、人道等项规则,以预防、惩罚和改造犯罪为目标,而不以增加罪犯的痛苦为目的。

简介：司法权的配置始终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司法权配置中,不但应当关注司法权力之间的分工、配合与制约,而且应当考量公民权利对于司法权力的制衡作用。本文以公正和效率的实现为价值追求,论证了司法权配置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制约与配合两大因素,指出了中国司法权配置中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简介：一、引言：获知真实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形下,发现真实都是一项艰巨任务,但在犯罪与惩罚的语境下,发现真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假设客观＂真实（reality）＂存在,并且人们一般能够以某些适当的方式认定和描述它,以便我们能够合理地区分真实和虚假,几乎没有一项制度安排在呈现＂真实＂上比刑事诉讼有更小可能。原因显而易见：

简介：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销赃犯罪在刑法上属于一种轻罪,最高刑期只有三年,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一种常见罪,往往不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笔者最近对本区十年间这类犯罪的处罚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一个"数额较大"的参照标准,使司法机关在罪与非罪、量刑尺度的把握上非常困难,以致出现时轻时重、轻重倒置的判决,甚至导致对这类犯罪的放纵.

简介：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作为一个程序法与实体法交错的问题，长久以来被学界所忽视。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虽然很多可以借助推理、推论来完成，但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控方却很难完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推定。推定通过直接认定事实，可以节省证明的成本，并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上对于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应当考虑到证明的难度设立一些必要的推定，同时规定一些要求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的情形，以利于程序法上公平而合理地完成证明任务。

简介：本文通过一个实绩,从"包庇行为"的"刑法含义"角度阐述"知情不举"不为罪.

简介：＂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在藏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等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赔命价＂习惯法遭到了学界和实务界前所未有的批判与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赔命价＂习惯法与刑事制定法在基本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然而,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赔命价＂习惯法在强调限制死刑的适用、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以及赔偿刑事被害人等方面,与刑事法治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因而,一方面,应当认清＂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冲突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刑事和解制度来实现刑事制定法对＂赔命价＂习惯法的规范化诱导。

简介：沿用“鉴定意见”法律称谓的“两个证据规定”规制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体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相比于两大法系司法鉴定（专家证言）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决定》，“两个证据规定”运用逆向的方法，通过鉴定证据排除规则初步构建了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对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见进行系统规制。而要实现司法鉴定的应然价值，就必须依据现有的规则体系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以阻断冤假错案的发生。

简介：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逮捕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这得到了检察机关话语层面的认可。调查发现，讯问并没有达到话语层面的强制性要求，是否讯问以及如何讯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具体讯问侧重于获取有罪供述，但也兼顾核实案件事实与证据的疑点；整个讯问过程权力化色彩浓厚。此种状况有其内在原因，难以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未来应该从权力正当性的角度关注讯问的制度意义，并由此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

简介：犯罪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表现之一,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业",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无法对它视而不见,也就是说,犯罪问题是影响公共决策的因素之一.表现之二,在诸多犯罪相关因素当中,公共政策是一个最为活跃而重要的变量.因此,一个必然性结论是:适当的公共决策就是最好的解决犯罪问题之道.本文表达了作者对犯罪及其控制的深入反思和基本观点.

简介：2014年以来，钦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新一轮司法改革为契机，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主要任务，以执法办案为中心，形成凝心聚力抓工作的共识，切实深化“民生、阳光、活力、素质、数字五个检察”，奋力进入全区“第一方阵”，检察业务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步。

简介：在河南省灵宝市这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热土上，活跃着一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民检察队伍。这是一个将业绩写满旗帜的光荣旅，是走在共和国基层检察院建设前列的排头兵。

简介：人类对于汽车的发明和大量投入使用是交通现代化的标志性象征。然而，正像任何科学成果的发明都具有“双刃剑”属性一样，以汽车为主要代表的现代交通肇事犯罪像癌症一样弥漫于现代社会之中，在我国尤甚。其中肇事者因醉酒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又占相当大的比例，

简介：以类型化法益概念的相关探讨为逻辑起点,并同时以论述与梳理犯罪论体系中不法类型与罪责类型相区隔为逻辑框架。一方面以类型化法益概念建构刑法解释的外延范围,另一方面以不法与罪责构建解释规则的内涵边界,以探寻规范化意义下刑法解释的边界之所在。

简介：荷兰的托管令是一项针对犯罪精神病人的保安措施，其宗旨一方面在于保护社会免受犯罪精神病人的进一步侵害，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犯罪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使其摆脱精神疾病，复归社会。由于托管令不是刑罚，它不具有刑罚的报复性和惩罚性。出于防卫社会的要求，托管令的期限是根据他人或公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来确定的。

简介：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中国正式确立。按照这一量刑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有义务收集量刑证据,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大,改革者在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中分别确立了各不相同的量刑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对于量刑裁判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适度对抗化固然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简介：现行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是对公共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财产权予以保护的宪法根据。在刑法和民法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类型中，都以调整财产

简介：关于洗钱罪侵害的客体到底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还是正常的司法活动在我国长期争论不休。侵害金融管理秩序说背后反映的是刑法对国家金融安全法益保护的利益诉求，但其错误之处在于未区分社会整体洗钱行为与个体冼钱行为危害之间的区别，将整体的危害性作为个体洗钱行为的入罪理由，导致刑法评价对象的错误。就侵害法益的评价标准而言，两种争论反映的是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之间的争议，但由于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危害的轻微性和不确定性，即使从行为无价值的视角也无法得出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的危害值得刑法介入的合理结论，洗钱犯罪侵害并值得刑法予以保护的法益只能是国家司法权。

简介：当前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理论多借鉴国外理论，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学说。然而，德国学者将两者区别的目的是想将违警罪排除于刑法外，意图在立法上明确划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日本学者讨论两者的差异，立论的目的在于讨论行政刑法是否可以不必完全适用普通刑法总则的问题，强调只要在形式上区分普通刑法与行政刑法即可。两者都无法真正解决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问题，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的真正价值体现在立法上，两者的区别是为了寻找自然犯与法定犯入罪上的差异，并为具体类型的法定犯入罪提供指导作用。其区别体现为法定犯的超常性。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论证，首先，法定犯将市民社会里较高层面的道德纳入其中，这无形中拉高了最低限度道德的底线；其次，法定犯除体现市民社会愿望道德的诉求外，更多体现了政治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