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加快检察改革和推行科技强检的过程中,依托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系统内专门设计的＂检委会＂工作模块,实行提交检委会议决案件、事项的网上受理、分发、讨论、决定、反馈的检委会网上议案,有利于建立一个公正、高效、规范、经济、透明的检察业务决策机制,进而保障检察权公平正义价值诉求的实现。

简介：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个案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促使行政权和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其结构特征为＂点线面结合、三位一体＂。诉讼监督价值目标的实现应当遵循监督的合法性、措施的完备性与功能协调性。

简介：本文所述的同案犯是指可以并案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同案犯的供词互相印证事实的状况客观存在.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审查起诉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就同案犯供述的刑事证据价值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简介：本文通过对古今死刑复核制度内在价值的比较和研究,揭示了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由于缺乏内在价值体系的支撑,在实践中容易受功利性政策的影响,以致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并提出对现行死刑复核制度价值重构及今后改革方向等设想.

简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国家与公民关系以及刑事诉讼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该制度有助于促进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有助于实现被告的基本人权，以及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就后者而言：该制度较之其他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能够确保辩护质量及效率、能够节约司法成本、以及能够借助“公设”身份，与司法行政机关建立良性的沟通平台，达到改善整体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是解决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低下及辩护品质不高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重要方式，更是落实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重要制度设计。

简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真实，其预期功能为防止冤错案件，将这一取向调整为权利取向与真实取证并重，有利于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扩大范围并取得更好实效。本文分析了新证据排除规定的排除范围从硬性刑讯向软性刑讯扩张、从肉体暴力向精神暴力扩张以及排除重复性自白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公安司法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角色作用和相关制度设计的得失。本文着重指出：排除非法证据不是目的，通过排除证据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才是目的，因此排除制度达到的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的实践效果，值得迫问也需要缜密观察。

简介：论我国的刑事政策和策略及其运用敬大力一、刑事政策和策略及其发展政策和策略是一种政治措施，从本质上讲，无论政策和策略涉及哪一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是政治概念。在我国，作为政治措施的政策和策略，就是党和国家在各种涉及全局利害关系方面的问题...

简介：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的结果，其本身就是现代法治国的标志，体现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障正当程序、维护司法尊严、防止违法取证、减少冤假错案等功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存在一系列价值冲突。根据各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中价值侧重的区别，可将其分为强制排除模式和自由裁量排除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国在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当就各个类型的违法情况加以区别，就各种违法程度、情况探讨清楚，才能有助于立法改革。

简介：

简介：司法权威在现代法治建设中作为一种事实和观念形态,其本身具有价值属性,且这种价值属于一种人本价值。在司法权威价值谱系中,正义、秩序、人权成为统领司法权威价值的三大支柱。为有效地建构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最大化需求的现代司法权威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于司法权威历史和逻辑的定位。

简介：<正>21世纪中国监狱的观念定位,首先取决于对监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定位,也就是监狱的价值蕴含与工具现实的矛盾、协调和统一。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实在,监狱必定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内涵,反映并追求特定的价值理念。这是监狱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理性基础,也是监狱存在的基本科学依据,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监狱最终不可能以此精神状态而“莫须有”地存在着,但是监狱的这一精神存在却对监狱的工具实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脱离开了监狱价值支配,不仅监狱的工具作用将失去科学与正义的基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其工具效用本身也必将难以发挥出来。同时,监狱也是一个功用实在物,它为国家和社会所用,为特定阶层的特定目的效力。它必须具有并实现一定的工具作用,达到其被利用的某种目的。监狱发展史也就是为统治政权暴力镇压破坏力量的历史。这是监狱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是,监狱的工具运用也是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相一致的,换言之,监狱工具的使用总是必须符合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规则。现代社会监狱工具的运行至少必须遵循民主、法治、人权、人道等项规则,以预防、惩罚和改造犯罪为目标,而不以增加罪犯的痛苦为目的。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简介：刑法解释对象虽可能依附于概念厘定,但却是一个独立的议题,现有的刑法解释对象理论大抵可归结为一元论、二元论。刑法规范或刑法规定等一元说混同了刑法渊源,且有语义重复和循环论证之嫌,与刑法解释目标相脱离,与方法论的解释立场不合。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所组成的二元论深受哲学诠释学的影响,但从刑法解释主体、刑法适用与刑法解释的差异、规范阐明和事实认定的不同和刑事诉讼认知规律看,案件事实认定作为独立的刑事司法活动,应不属于刑法解释的对象范围。而刑法学研究对象、从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刑法分则解释的原理、体系性的思考方法、目的与手段的合一性看,刑法解释对象宜为罪责刑关系,而刑法解释目标是罪责刑均衡。在规范刑法学看来,以刑法学体系为依托的刑法解释范式充满了体系性的自洽和公正价值的关切。

简介：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金融犯罪是妥当的。对于金融犯罪常见的采用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为叙明罪状，难免有疏漏之处。金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全部采用相对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金融犯罪中的单位犯罪存在着立法思想混乱的问题。我国金融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多采用混合情节犯以及堵截式规定。有些金融犯罪立法应当明确为目的犯。金融犯罪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不宜首选行为犯，而应根据具体犯罪危害的大小、中国社会的容量等因素出发选择行为犯或结果犯。

简介：刑法学研究中,＂注意义务＂是＂过失犯罪＂内核,在注意义务的限制甚至排除理论中,＂信赖原则＂在交通及相关领域以其独特的时代气息和实践价值,在大陆法系的德日刑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代中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之经验,正确理解信赖原则的内涵,适时、适度引入信赖原则作为交通过失犯罪认定中的限制原则,并科学厘清适用之界限。

简介：正确理解醉酒驾驶犯罪之关键在于把握其情节犯特征。醉酒驾驶法条表述无“情节”字样，仍属情节犯，其情节就是“醉酒”。醉酒驾驶是严重的酒后驾驶行为，后者本是交通违法，前者是对“醉酒”程度的严重交通违法犯罪化——此种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立法衔接关系表明，醉酒驾驶不能适用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同时作为抽象危险犯的醉酒驾驶，抽象危险的认定全凭行为，即达到“醉酒”程度的“酒后驾驶”行为就证明存在抽象危险，足以构成犯罪，至于其中的危险大小区别，至多影响量刑。

简介：基于犯罪预防需要，有必要在刑事领域就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法律关系相似的不作为犯罪要素进行研究。网络技术措施是网络时代维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维护网络秩序的核心义务，应当在明晰相关技术环节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必须积极探索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合理限制途径，在合理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之间，寻求刑法制裁合理扩张与限制的平衡。

简介：<正>一、我国历代刑律对贿赂犯罪规定的演变贿赂犯罪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犯罪,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我国历史上,对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可以追溯到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夏朝。我国古籍《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断狱中说,晋国邢侯与雍子争鄐田,本来雍子无理,雍子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办案的法官叔鱼以行赇,叔鱼受赇,就把邢侯断罪,邢侯愤怒,便把雍子与叔鱼杀了。晋国太仆叔向断曰:“雍子

简介：在行权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内幕交易罪行权模型，能够针对内幕交易犯罪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运用动态数据深入分析犯罪行为的内部构造。犯罪经济学行权模型更加契合内幕信息持有人理性选择与犯罪收益最大化的实用性前提设置。明确对内幕交易罪净收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辨识其正负作用，能从权衡经济利益的角度完善证券交易与监管规则，有效控制内幕交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