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7年8月7日～9月15日，由焦焕成、吴新雄、马中平、贾治邦、朱之鑫、蒋巨峰、杨松、李家祥同志分别担任组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翟青、赵英民、刘华担任副组长的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等8省（区）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从12月22日开始，各督察组陆续向相关省（区）反馈督察意见，并同步移交督察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案卷。

简介：一、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基金的要素匹配机制。（1）事权方面。当务之急是合理、明晰地界定政府的支出责任范围，从而才能明确政府引导基金真正用在哪里。综合考虑国家战略、政府目标、政府职能定位，通过中期财政规划等途径，进一步明确政府事权，让政府引导基金有的放矢。再者，应当重新划分政府在引导基金中的事权范围，明确政府的职责在于引导，而非主导和指导。投资、运营等市场属性的事权交由市场化的投资主体，政策目标设定、行政法制监督等政府属性的事权交由政府。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干预引导基金的专业化管理，但可以通过实行“投资管理负面清单”、“审批清单”、“监管清单”等加以引导和监管，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简介：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加深,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后半段,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如何在不阻碍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兼顾社会的公平成了我们探究的方向。在所有矛盾中,大多围绕着经济利益展开,社会公平、公正作为以社会分配是都公平作为衡量现代经济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中都影响着政府管理的社会能否长治久安。

简介：地方政府一般倾向于选择高收益率的产业,然后据此制定相应的区域产业政策。在地方政府不能直接投资于竞争性的产业并且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条件下,区域产业政策能否得以实施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力且有能力配套各种优惠措施,才能引导企业执行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但如果各个区域都这样制定产业政策并配套各种优惠措施,那么,最终将会形成大量的产业竞争区域。

简介：在沟通民意、凝聚共识上,媒介形象大有可为.政府部门在现代媒介中所塑造、展现的形象,成为社会成员理解、接受的一个重要中介与桥梁.媒介形象的社会意义在于新开辟了一条政府部门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线上联系通道,其所承载的内涵一经接受将会成为彼此社会关系的参照标准,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评价与认同.政府部门需要主动适应与创新互联网传播规律,以主动建设的姿态去补齐媒介形象体系中的短板.

简介：本文基于异质性贸易理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全面分析金融错配、政府补贴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使用企业数据进行系统性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OFDI具有制约性作用,政府补贴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负面效应;生产率在金融错配、政府补贴影响OFDI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政府补贴对OFDI的具体影响作用因企业所有制、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存在显著性差异,尤其以非国有制企业和隶属于高资本密集度、高科技创新度行业的企业最为显著。

简介：大数据时代所蕴藏的海量数据价值巨大,应充分挖掘大数据的优势,着力优化地方政府决策体制,从而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决策的水准。依据地方政府决策体制的具体内容,结合当前地方政府决策体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所具备的信息内存海量、信息种类多样、信息处理快速和信息真实可靠等诸多方面的优势,从地方政府决策体制的中枢系统、信息系统、咨询系统和监控系统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出了当前地方政府决策体制的优化路径。

简介：两会召开,有人问我,老詹,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读出什么新闻来了吗？

简介：本文在测度地方政府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政府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计量经济模型,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政府效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效率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政府效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时间结构效应,发现地方政府效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最后,分别对中国三大地区进行检验发现,政府效率均是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因素之一。政府应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公共产品质量、提高行政效率,进而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简介：市政府的施工工作关乎到整个城市的发展状态。所以市政府的施工技术质量管理是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一个问题。只有施工技术质量提高上去,人们的生活才会更加方便。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才会更加井井有条。由此可见市政府施工技术质量管理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进来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问题,相信我们的社会发展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本文将着重讨论一下当前我们城市施工面临的状况,及一些解决方案。来供大家参考。

简介：如今,社会公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政府单一提供模式已使得政府不堪重负。从PPP的国外实践来看,运用PPP可有效缓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下,通过理论模型将基础设施项目的PPP模式提供与传统政府提供模式进行比较,本文从效率角度揭示了PPP模式的适用范围,并为PPP模式的应用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最后,模型还指出若具体决策的官员存在与政府目标不一致的私人目标,采用PPP模式可有效避免无效的决策造成资源浪费等问题。

简介：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虽然在市场化机制建立、中央政府担保弱化、地方政府自付风险等方面进行了重要的突破，对于强化市场约束，控制和化解地方性债务风险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结合国际经验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与真正意义上的市政债还有一定的距离，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简介：＂重启教育改革＂是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前沿课题,而在理论或实践中,政府干预高等学校的边界模糊。政府干预高等学校的边界一直是公众对中国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机制,决定了政府干预高等学校的不同形式和行为的选择。因而,交易成本理论为政府干预高等学校的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交易成本的视角,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三项功能出发,分别分析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的交易、资产专用性,具体剖析高等学校的交易、及其与之匹配的治理模式,进而阐释政府干预高等学校的边界问题,以确保高等学校三项基本职能的实现。

简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既与我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渠道不畅、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等紧密相关。在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治理过程中,政府是治理的核心与主导力量。但仅仅依赖于政府内部的单级治理是远远无法化解日益庞大的地方债务风险的。

简介：目前国际商务领域有关新兴市场企业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企业如何通过国际化获取国外市场上的资源。然而对于新兴市场企业,国内市场上的资源,尤其是政府资源,同样至关重要。关于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如何影响其国内资源获取,还少有研究。本文运用信号理论探讨了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国内政府资源撬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国际战略导向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2010~2014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国际化程度是一个有效的信号,即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撬动的国内政府资源越多;第二,国际战略导向正向调节了国际化程度与国内政府资源之间的关系,即对于国际战略导向强的企业,国际化程度对政府资源的撬动作用也更强。本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简介：以政府、市场在债转股中的作用作为研究视角,应用演化博弈研究方法,构建多主体参与市场化债转股的演化博弈模型,能够有效分析市场化债转股的演化过程。研究认为,目前我国采用市场化推行债转股应该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运行模式,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之路。市场化推行债转股应该创新解决资金问题,商业银行及企业选择受托机构并搭建项目平台,通过建立资产管理计划、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采用优先/劣后结构募集资金。此外,需要建立起双动力（政府与市场）、多主体（中央及地方政府、企业、商业银行和其他主体等）、多维度（政策、信息、理念、网络等）的市场化推行债转股推动机制。

简介：在PPP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面临的风险不对称性是客观存在的。由于风险不对称,导致民营企业考虑到其在PPP模式下处于劣势,因此不愿意选择参与PPP,这就导致社会资本进入不充分,PPP模式无法有效开展。本文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PPP模式下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面临的不对称风险,并提出有效控制不对称风险的政策建议。

简介：随着我们国家税改工作的推进,虽然其中'营增改'一项对很多企业来说能够减少重复征税、降低企业负税,但仍有部分企业和政府都面临财政压力增大的问题。因此,为了帮助这部分企业以及政府缓和相关财政问题,本文将从国家'营改增'税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对于企业的税负以及政府的债务管理在其中所受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同时,本文还将对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和政府应该如何实施相关对策进行研究。

简介：政府干预下的资本市场扭曲严重阻碍了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在详细分析资本市场扭曲影响高技术产业生产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1--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测度我国资本市场扭曲程度．实证分析资本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和导致资源错配两种途径造成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而资本市场扭曲有助于具有研发能力的高技术企业提高生产率水平；资本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地区。据此，本文提出了高技术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简介：以2008—2014年发生异地并购事件的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三方面诉求,如何干预企业的人事结构安排以及如何主导政企关系的动态调整,并综合考虑企业异地并购行为对三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经济和政治诉求是政府干预企业内部人结构安排的主要动机,企业可通过异地并购有效避免官员基于个人政治晋升动机与企业内部同源代理人建立政治联系;（2）＂官员型＂高管比例越大,政企关系越为密切;当面临较小的政治晋升压力时,政府会放宽对企业的收益分配权,疏远与企业直接的政企关系,且这种调整不会受企业异地并购行为的影响,但会选择通过安插＂官员型＂高管,达到掌控企业的目的;（3）＂官员型＂高管是拉近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桥梁,但此种密切的政企关系会损害企业经营效率;企业可以通过异地并购方式,逃避政府掠夺,规避政企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