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二战以后迪奥'新风貌'创造了时装界的神话。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百废待兴,'新风貌'给战后的欧洲服装带来了生机,成为时装界的经典样式。历史和社会发展初期,女性奴隶思想根深蒂固,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涌现,女性主义开始被提出,并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开始帮助女性争取权利。陶然曾在湖北经济学院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只有女性设计师的作品能够体现女性主义,比如可可·夏奈尔,而男性设计师的作品大多都是按照男性审美进行设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男权思想,比如克里斯汀·迪奥。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某个时期的服装作品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并不是单靠设计师的性别就能定义的,更多是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思想潮流。'新风貌'虽由男性设计师创造,但它处在二战结束之后,妇女亟需解放的时期,能够充分表达出女性对美的渴望和对男权的反抗。因此,我认为,迪奥先生设计的'新风貌'时装是女性主义思想的体现,并且是一种女权大于时装的表现。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研究迪奥'新风貌',对其进行形态分析,并将其与夏奈尔的设计和二战期间的军服式服装进行比较,指出迪奥'新风貌'是女性主义思想的完整表达。
简介:随着西方女性解放思潮的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得到了全面提高。同时,作家们也通过文学方式不断表达新的女性主义思想,塑造新的女性形象。迈克尔·坎宁安的长篇小说《时时刻刻》刻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劳拉·布朗以及克拉丽莎·沃恩三个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身份的女性因一本小说《达洛维夫人》而产生了联系。在时间上,则为我们展现了由20世纪早期到中期,再到20世纪末的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三个女性的不同经历,分别对应着女性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命运也展示了由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末女性意识的觉醒、反抗以及最终实现。
简介:本研究以我国沪深A股1998-2016年数据为基础,采用PSM和DID方法检验女性首次进入董事会与公司风险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以下结论:(1)女性董事比例与公司风险呈负相关。(2)董事会中女性成员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3)基于倾向得分配对和双重差分法,发现并未有证据证明女性董事在公司风险和绩效方面比男性董事表现得差,即女性与男性董事对公司的管理并无显著差异。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公司任命董事时,性别将不作为筛选公司董事的条件之一,女性董事具备和男性董事同样的管理能力,因此能够在同样的公司治理水平下,为公司节约人力搜寻成本。
简介:本文从女性管理者特征的角度分析了女性董事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以2010-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女性董事比例越大,涉诉金额与涉诉次数越低,即女性董事降低了公司涉诉的频度;②在女性董事人数超过关键多数(三人或以上)的样本中,女性董事对公司诉讼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这表明关键多数理论在女性董事与公司诉讼风险的关系中成立;③在男性主导行业,女性董事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作用显著存在,而在女性主导行业,女性董事与公司诉讼风险的关系变得不显著,这说明性别多元化对于降低诉讼风险有积极意义。本文为女性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并讨论了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