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章太炎《儒术真论》将真儒术的本质界定为“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这一诠释在理论与方法上是一个自洽的体系,并且以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科学为知识基础。章氏一方面从墨家批儒记录中落实界定真儒术的文献依据,对儒墨之差异提出了独到的分析,他试图走出一条迥异于孙诂让“本说经家法,笺释诸子”的路子,强调治子乃“寻求义理”的“主观之学”,从而为国学旁采远西新学打开了空间。而另一方面,《儒术真论》的两篇解说性附文《视天论》和《菌说》,经受斯宾塞进化学说、《谈天》等西学影响,采纳以牛顿定律为基础的新的宇宙、世界支配及运行原理,并将之作为诠释真儒术的知识支撑。章太炎儒术新诠,无论从科学革命导致“范式转换”的普遍视角来审视,还是察之以中国传统学术的自我调适以及西学东渐从明末到清末的复杂历史轨迹,都折射出近代中国学术嬗变的某些动态图景。
简介:帝国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精英阶层虽然一直在变化,但弹性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19世纪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加速了中国精英的变化,也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商业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导致“绅商”混合精英的出现,地方军事化导致军事精英的崛起,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功能性精英影响力的提升,精英地方自治权力的增长推动地方精英活动公共领域的出现,地方场域的差异导致精英阶层的分裂。在精英组织和政治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国家权力和精英权力的竞争性扩张加剧了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灵活依赖各种资源、构建人际关系网络、通过文化霸权进行支配等精英行为模式,贯穿帝国晚期和民国精英转型的历史过程。
简介:随着西方“五大洲”学说的广泛传播,地跨欧亚的土耳其成为中国知识人想象亚欧与定位自我的灵活资源。晚清国人不仅从地理常识、地缘政治、西化改革角度判定土耳其为欧洲国家,也在洲际意识日益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同处弱势地位、政教风俗相似的土耳其纳入亚洲舞台。一战之后,在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新土耳其革命和改革取得成功、中国反帝运动蓬勃发展、中日关系渐趋紧张等因素综合促动下,国内各政治势力和知识界偏向于将“亦欧亦亚”的土耳其明确归入亚洲,并赋予其复兴亚洲、抗衡西方的领袖国身份。此种建构与想象因评判标准的不同、观察视角的差别,以及与实际情况的背离,不时呈现某些逻辑困境和现实矛盾,反衬出“欧洲说”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简介:伴随着1949年政治层面的天翻地覆,历史学亦发生了“破旧立新”的剧烈变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接续延安史学之脉络,其于1950年率先创建,即有从人脉关系上切断与“旧史学”界的联系、着重培养新生力量、树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之用意。但实际上,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间,近代史所逐渐引入的“旧史家”亦不在少数,且在近代史资料整理编纂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为近代史所的早期发展贡献颇多。近代史所中,“新”“旧”学人并存,其中的“旧史家”群体,正为当代史学史提供了一个颇为难得的研究样本。从中科院近代史所的“旧史家”在“十七年”中的实际境遇可以看到,这些“旧史家”大多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对新政权有较多认同,且力图融入新时代。但他们既需面对新、旧时代中自身处境的落差,还需承受思想意识中“新”与“旧”的糾结缠斗,有时亦不免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整体来说,他们均经历了一番并不轻松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