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中财政分权被普遍重视并得到广泛研究,而金融分权则因概念模糊、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被长期忽视。本文尝试性地对这一重要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基于我国金融分权的演变厘清金融分权的内涵,通过构建模型研究最优金融资本分配问题来理解我国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并据此对其演变进行初步解释。研究表明:金融分权包括金融发展与创新权、金融控制权和金融监管权。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中央向地方的分权(金融分权Ⅰ)和政府向民间的分权即金融民营化或市场化(金融分权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分权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初期地方金融违规发展(开始分权),逐步转向以风险防范为主(重新集权),并最终调整为当前地方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并重(适度分权)。金融分权的演变首要地取决于经济增速和国企经营状况的变化,本文提出"政府对待民营经济态度的钟摆假说"来解释金融分权Ⅱ的演变,而金融分权Ⅰ的演变则主要取决于由财政分权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状况。国企的金融优惠政策如利率管制和政府隐性担保,对上述两个层次的金融分权演变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简介:我国是能源资源短缺国家,需要进行能源资源投资,而石油(包括天然气)是首要战略资源,必要时依然需要保持100亿~300亿美元的石油战略投资(外汇储备贷款的支持,不包括企业自身投资),投资的作用主要在维持权益生产和作业量的全面开工,以确保石油供应乃至价格稳定;海外石油投资进行多方面战略权衡,把握能源结构调整对未来石油市场影响,充分考虑石油消费在中国的地位和趋势变化,避免海外能源投资全面开花;把促进当地就业增长,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促进当地民生改善作为海外投资目的,创新石油投资形式,对投资目的国进行等级和优先次序分类,探索建设横贯印度东西的国际石油管道,直达中国云南等地,协调好海外石油投资战略。
简介:民族意识和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之间的悖论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题。民族意识是大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对立的意识,正邪表现为是非善恶的二元价值设定,它们都是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设计的道德伦理中的一部分。通过对小说中民族意识和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的契合与背离的诸多形态的展开和分析,得出金庸解决这一悖论的途径,要么是文本中人物自身走向灭亡,要么是人物自身进入道德伦理之中又从道德伦理中隐身而去,要么是本来就超然于道德伦理之外,不在其规定的尺度内行动与言说。这意味着作为事物自身固有的对立统一形态的悖论仍然存在,并没有被消除,因为唯一能够消除悖论的是消除事物本身。没有了道德伦理本身,就没有了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没有完成和实现超越悖论。
简介:从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便开启了近代工业化进程,在直系军阀张作霖治下,东北工业有了长足发展。而后,东北又经受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与苏联的战争掠夺。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发展成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改革开放后,东北工业在调整中日渐衰退。分析东北工业发展史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偏重且升级缓慢、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区域内人力资源质量下滑成为东北工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东北工业要重新振兴,首先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效益;其次要促进东北工业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升区域发展的竞争力;再次要打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和宜商的经济环境,对人力资源形成集聚效应;最后要重塑东北地域经济文化,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文化动因。
简介:在中国,关于组织问题的研究具有上千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运作时间最长的官僚系统。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管理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多,然而,这更多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并不是因为研究中国能够为学术概念和理论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我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是一个"向内窥探的外来者"(anoutsiderlookingin),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首先回顾有关中国管理研究的演进过程,这方面的研究一开始仅仅是源于好奇,目前已经具有了合法性;然而关于中国的研究目前仍遭遇到需要套用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尴尬。本文认为普适主义和本土化研究的模式均不可取,而是应该遵循一种混合型的研究模式(ahybridapproach),即中国管理研究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独特性,从这种独特性出发,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展情景化的组织理论和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