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所谓供述动机，是指在侦查讯问过程中，促使犯罪嫌疑人形成供述决意和如实供述的内心起因，是犯罪嫌疑人供述行为中的动力因素。掌握供述动机产生、存在和起作用的规律，促使犯罪嫌疑人产生供述动机，是侦查人员在讯问时的必备素质和工作重点。在侦查讯问研究中，供述动机是很多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下文将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比较中，分析普遍存在的供述动机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用来指导侦查讯问实践。

简介：重复供述是指在非法讯问下获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后再经单次合法讯问获取的供述。重复供述排除与否应当以非法讯问行为与重复供述之间的联系程度是否紧密为判断标准,可以以权重分析的方法从非法讯问方法的严重程度、讯问人员和场所的更换、讯问时间的间隔、后续讯问方法的补正情况等方面综合权衡。允许在排除重复供述后重新取证,但应当在更换讯问人员及讯问场所、辩护律师在场且充分履行告知程序的情况下进行。

简介：虚假供述是由审讯压力及供述者的特定心理需要而诱导的不真实供述,即故意的或者无意识的错误供述。它可以划分为自愿型、依从型与内化型三大类。虚假供述的产生有其动力因素（拘禁—孤立、强制—对质、宽大—减罪化）的激发机制,也有其包括侦查偏见、心理强迫与心理脆弱性因素之静态因素的心理迫使力量。虚假供述的因素分析具有重要的司法应用价值。相应地,在防范与鉴别虚假供述发生方面,可以采取审讯过程透明化、警惕犯罪嫌疑人心理脆弱性、供述可靠性评价等理性对策而发挥遏制作用。

简介：近年来,随着湖北佘祥林案和河南赵作海案等冤案、错案见诸报端,刑事错案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错判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当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侦查阶段时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对此,必须从虚假供述产生的原因入手,找出审讯中存在的症结,以减少虚假供述的发生。

简介：虚假供述是供述者为达到特定需要而做的供述。或者故意伪造供述，或者供述内容与事实不符。虚假供述会导致无辜者获罪，而真正的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虚假供述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心理原因，主要涉及审讯者、被审讯者、审讯策略和其他心理因素。审讯者因素包括罪行假定、证实性偏差、外貌和表情等；被审讯者因素包括人格特质、记忆、消极情绪和其他因素；审讯策略包括提供虚假证据、罪责最小化策略、利益最大化策略；其他心理因素因素包括跨期选择和错误辨认。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增加虚假供述率。

简介：努力规避惩罚的“理性的犯罪人”在明知真实陈述所带来的刑罚后果的情形下的供述似乎是“非理性的”，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而实际上犯罪人的供述是在利害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体现了犯罪人的自由意志而与“理性的犯罪人”的假设并无内在矛盾。

简介：劳动教养人员在劳教期间如实供述本人罪行认定为自首,被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如实供述本人罪行的,而其在劳教期间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若不能认定为自首

简介：<正>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对立性,预示了被告人在审讯当中,不会轻易地就自己的犯罪事实作出供述。而审讯人员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也不会轻易地放弃突开被告人口供的一线希望。在这场揭露与反揭露、审讯与反审讯的斗争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就是彼此的心理。因此,通常把审讯称之为“心理交锋”。在审讯被告人的过程中,审讯人员要想取得审讯的主动权,关键就在于把握对方的心

简介：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对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做出明确规定。以往的非法取供方式对重复性供述所产生的现实影响直接决定了是否将其排除。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当前急需创设出有效可行的取供机制,并且重点突出激励性,对仅仅停留于形式上的口供应用方式加以改变,不再将非自愿供述视作重中之重。

简介：<正>证据价值也称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意义。刑事诉讼法第31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由此可见,证据价值的有无及其大小取决于两因素:其一,证据本身必须是真实的,具有客观性;其二,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客观的联系,具有关联性。只有具备以上两个条件,证据才具有证明力和实质的诉讼意义。证据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一种证据的价值有无和大小,因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

简介：“如实供述”作为自首成立的实质要件，应适用于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两种制度。一般自首中“如实供述”没有主观态度的要求，供述时间只能在一审判决前，供述的内容是“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特别自首中“如实供述”的特殊性在于供述内容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司法机关的范围应限于直接办案的司法机关，“其他罪行”宜界定为“不同罪行”。

简介：以虚假供述为肇因的错案“轨迹”是：犯罪嫌疑人确认程序付诸阙如,导致无辜公民被误认为嫌疑人,因侦讯的秘密性和嫌疑人对抗违法侦讯的权利有限,在证实性偏差的心理影响下,侦查人员采用各种强迫手段迫使内心已“锁定”的嫌疑人认罪,并“指导”其如何作出口供;司法人员面对被告人的辩解,由于缺乏有效的违法侦查行为发现机制,在传统的印证模式作用下,错误地采信了审前所“制造”的虚假供述,导致错案发生.为了降低由虚假供述所导致的错案,必须从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诉讼机制和证据制度.

简介：本文所述的同案犯是指可以并案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同案犯的供词互相印证事实的状况客观存在.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审查起诉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就同案犯供述的刑事证据价值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简介：被告人翻供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由于被告人庭前供述缺乏证据能力规则的约束,法官普遍以被告人庭前供述定案,这是导致我国冤假错案的一项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被告人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规则。国外在被告人庭前供述准入制度的设置上,存在传闻例外模式与直接言词模式;在庭前供述排除制度的设置上,存在正当程序模式与任意性模式。我国宜借鉴直接言词模式与任意性模式,在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一致时,庭前供述不具备证据能力;在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不一致时,庭前供述如果具备自愿性要件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只有同时具备自愿性与真实性要件时才可作为实质证据。

简介：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孤立技术革新难以形成制度群的互补共生效应，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本身逻辑的严谨，技术的精巧，更需要与之配套的外部环境，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必然依赖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则体系，讯问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建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法庭质证规则的直接言词表现，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使之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成一种共生效应，以此推动相关规则的落实运行。

简介：被告供述在刑事法上对查清案件事实真相至关重要,过分看重其功能则可能导致虚假供述的产生,而虚假供述正是造成刑事错案的一大诱因。从虚假供述的生成机制来看,影响虚假供述的关键因素在于供述的任意性,不具有任意性的供述直接影响其信用性。现行刑事法在确保被告供述任意性方面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但是这些规定之间不仅存在着冲突关系,而且在刑事司法实务上的运作也不甚理想。因此应从确保被告供述任意性入手对我国刑事法进行再审视,在被告供述的取证上实现全程可视化、透明化,在被告供述的评价上严格排除非任意性供述,并使坦白从宽条款的运用相对化。

简介：摘要2017年两院三部联合发布的《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并未对以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供述作出规定，本文对以引诱、欺骗方法获取供述的容许性分析，提出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考虑刑事诉讼法的真实与权利的价值取向，兼顾侦查手段的合理性考察，构建形式违法性、实质违法性、比例原则的三者相结合对引诱、欺骗方法的供述进行排除的规则，为司法解释或立法方向的提供参考。

简介：摘要自白规则，是指“被指控实施犯罪的人对另一人自愿作出的承认自己犯有指控罪行，并披露罪行实施的情况或参与实施的情况的陈述”。本文所提自白规则所针对的是狭义上的自白。

简介：强迫一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简介：对于纪律处分期间(“两规”和“两指”)供述罪行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分歧。对于纪律处分期间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因为它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和符合自首的立法精神，对于降低司法资源成本和教育改造罪犯也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