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修复制度的完善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为我国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契机。然而，现阶段我国已有的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建设多是建立在对生态修复概念的混用、模糊甚至是误解基础之上的。无论是立法中把“恢复”与“修复”等同视之，还是司法解释中把生态修复理解为“恢复原状”，抑或是把生态修复与环境修复牵强地组合为“生态环境修复”一词，甚至在判例中针对同一性质的损害结果却判决当事人承担环境修复与生态修复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责任，都表现出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对于生态修复概念的偏见与困惑。这种对于法律概念的模糊处理，不仅易将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理论研究引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更会将复杂的生态系统维护问题简单化、功利化。最终很可能导致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建设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渐行渐远。

简介：“双被告”制度实施以来,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诉讼压力,由此也带来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双被告”制度缺乏足够的法理支撑,但国家立法层面基于现实的考量推出的这一制度,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拉开了序幕,为我国行政救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拟在论述“双被告”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立法初衷的基础上,对复议维持决定的界定、司法审查的对象及举证责任、法院的裁判方式等方面加以分析,以期对相关制度的适用和完善提供借鉴。

简介：＂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关系,涉及法律与文学的核心逻辑,对之深入辨析具有重要意义。＂诉讼战场＂这一概念是理解两者关系的重要路径,而文学叙事的概念是理解两者关系的重要桥梁。无论是诉讼战场还是文学叙事,其关键在于对＂社会细节因素＂的调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辞策略,由其获得动能,由其获得存在的必然性,亦由其清晰地展现＂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互动机制。看到＂文学中的法律＂与＂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必然联系,有利于理解法律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实践,对法律法学本身同样大有裨益。

简介：在晚近三十年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被仲裁地撤销的仲裁裁决在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案例屡次出现。以Hilmarton案、Putrabali案等为代表,法国法院的实践最具代表性。这种司法态度持续地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裁决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存在？对此,从裁决撤销制度的意义以及《纽约公约》相关条款的解读出发,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结合《纽约公约》的立法宗旨以及当代国际仲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这一问题,宜采取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回答应为肯定,操作则当谨慎。目前中国法院尚未面临相关类似案件。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即已表明,被执行人证明裁决存在已被仲裁地撤销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中国未来有必要明确：仲裁地法院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所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撤销的仲裁裁决,中国法院才应当拒绝承认及执行,否则,中国法院将保留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

简介：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学界和实务界开始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理论。但学界与实务界的分析思路或多或少地有些滞后,即将刑事诉讼视为单一价值观支配下的有机整体,而忽略其中的冲突与竞合。

简介：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肇端于清末,并逐步发展最终为法律所确立。目前,我国减刑、假释的适用主要以积分制为评价标准。司法实践中减刑、假释的适用率极低,且减刑的适用率明显高于假释的适用率。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减刑、假释适用的积分制标准缺乏统一立法、积分制的计分考核方式存在＂重行为表现,轻思想改造＂的倾向以及积分制的评价审核程序缺乏公开性、透明性。因此,应当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积分制,完善积分制的计分考核机制,进一步降低减刑、假释的悔改程度要求,并构建我国减刑、假释听证制度,真正使减刑、假释制度发挥应有作用。

简介：数字时代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学说提出了新的挑战，信息职能成为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数字（信息）主权的概念成为国家主权的新内容。作为实现国家信息职能的主要手段，信息立法（包括信息法典编纂）应当遵循信息自由原则、尊重人权原则、合法性原则、私生活不可侵犯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信息保障原则、取得电子服务的权利原则、保障国家安全原则、技术中立性原则等基本原则。

简介：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属于德国基本法中具有较高保护位阶的法益,而刑事诉讼中的电信监听对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进行了限制。基于法律保留原则,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对电信监听作出了详细的程序性限制。另外,电信通讯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和通话内容,不能理所当然地适用电信监听的有关规定,针对不同的电信数据,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有不同的适用条款。此外,在反恐时代,刑事追诉机关是否有权通过植入“木马程序”来进行秘密侦查（例如“网络搜查”和“源端监听”）,目前在德国尚存在较大的争议。

简介：传统中国行政机构中,监察机构一直作为重要的部门存在,监察人员素质的高下与优劣,决定了监察制度这一强大政治防御工程的运作及其效果的好坏。[1]如今,我国监察委员会进入试点阶段,监察人员的选任作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工作,一方面,要立足于现代吏治经验创新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古代监察人员选任的标准也应尤为关注。纵观古今,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监察人员的选任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其发展的兴衰与监察权力的行使和监察机构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重温古代监察人员的选任标准,不仅是对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如何在古今吏治不同的背景下,借鉴古代监察人员选任标准为当今监察委员会人员的选任提供可行性意见,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所在。

简介：法治衡量举报执法发现诸多问题：法治价值有难题,法治方向有偏移,法治运行有路障,法治目标有异化,法治路径非程序。有效性价值是考核判断标准,法治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构筑整体架构,自然法价值是原始基因,程序价值是法定步骤,行政构成和行政价值成为技术要素,执法衡量为外观终点。所以,举报执法宏观上难以坚持法治立场和紧随依法治国的法治步骤,中观上难以规范依法执法和促进主动行政执法,微观上难以提供合法、合理和合情根据,价值上难以蕴涵行政法治精神和构建现代道德善良体系。

简介：陈晓景在《知与行》中撰文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和实现绿色发展，其具体路径也必须要遵循良法善治的法治内涵，确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法理念，通过治理能力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制化来保障和实现绿色发展。首先，保障绿色发展的法治思维必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坚决摒弃强渊人在自然中的主导地位，

简介：终身监禁是《刑法修正案（九）》新确立的一种刑罚方法。我国目前还对普通罪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仅仅对贪污受贿罪可以适用终身监禁会带来刑罚适用不平等的质疑。在部分罪名存在终身监禁的刑罚适用时,对其他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也应当增设终身监禁,以实现刑法平等。将终身监禁改造为实际执行期限更长的无期徒刑,以避免＂生刑过轻＂的问题。同时赋予犯罪人以赦免请求权,避免＂终身监禁＂矫枉过正的弊端。

简介：经济权力配置得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权力能否得到有效实现。过多非经济因素的掺入与干扰导致当前许多经济权力的配置偏离了经济权力运行的本质要求。将“无知之幕”理论引入经济权力的配置中,可以从程序上最大限度地排除诸如部门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权力配置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实体方面,科学配置经济权力就是要尊重经济规律,以经济领域内待规制对象的经济属性为准则来重塑政府的经济权力配置模式。

简介：当下出现的六部《民法总则（草案）》在对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和监护问题上呈现出三种观点：＂小监护概念,分别规定＂、＂大监护概念,统一规定＂和＂大监护概念,分别规定＂。＂大监护概念＂未能凸显父母子女关系的人权和基本权利指向,也未能体现出思想基础上的＂信任与不信任＂假设及其派生的区分原则,是不可取的。在＂设置统一总则＂的潘德克吞体系下,总则应当维持其一般性和抽象性,家庭法编也应当维持其体系完整性,在总则中规定对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和监护是不妥的。《民法总则》应当超越《民法通则》的思维窠臼,修正《民法通则》对父母照顾和监护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定位。

简介：当代宪法政治的理论来自于意志决断和理性论证的混合，前者通过政治过程来实施宪法载明的公意，后者通过宪法解释和审查来约束民主过程，二者构成宪法政治的正反律。这一理论逻辑的概念原点是权力和法的关系，它经过博丹的理论概括而得以现代化。通过将主权界定为立法的绝对权力，博丹确立了作为决断的主权的基本含义，通过分离和重组中世纪约束王权的习惯法，博丹确立了主权和法的新边界。加冕誓词、等级议会和高等法院等封建法内容，被重新命名为王国法，并因为其不符合绝对主权的逻辑而被否定，而有关王位继承的萨利克法和公地不能分割两项要求，被单独命名为根本法，合同、财产和征税问题被放在万民法、自然法和神法等高级法的范畴之中，构成主权权力无法逾越的界限。当代宪法政治正是这一概念体系在成文宪法语境之中的翻版。

简介：关于无因管理偿还请求权的争议集中于无因管理偿还请求权的范围问题、无因管理导致的对第三人债务的偿付问题,以及无因管理偿还请求权与公力救济的关系问题。对此,可从法解释上归纳出如下要旨。首先,偿还类型包括管理人因管理行为而支出的费用、承担的债务以及遭受的损害,对于其中的职业性管理行为还可给予合理报酬,而对上述偿还请求权的限制则应当结合运用得利限制和衡平裁减的手段。其次,无因管理导致的对第三人的债务,无论是对第三人的合同债务还是损害赔偿责任,其偿付规则应当尽量与本国法上的委托规范和规则保持一致。最后,无因管理偿还请求权在适用上应当作为公力救济或者其他私力救济的补充手段。

简介：摘要：美国法学家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受到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判主义比较法的影响，试图运用话语-权力分析方法，反叛、逆用传统功能比较法，却导致了对功能比较法的误用；同时，由于历史语境差异，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叙事“移植”到中国，变成理性评价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法治改革的思想障碍，造成东方主义的变异。络德睦提出的东方法律主义不足以成为比较法的新理论范式。

简介：世界各国刑法的反恐立法,具有浓烈的叙事性色彩,显性或隐性地贯彻＂敌人刑法观＂,为迎合被害人和公众而进行象征性回应。基于严密防御恐怖犯罪的保守策略,刑法反恐立法重塑了有罪本质和潜藏于刑法体系下的打击目标,重构了安全保护之实现方式,改变了刑法立法正当性的根据。高压打击和严密防御策略对控制恐怖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以＂安全＂为帅,不顾刑法基本原则的一致性,进行非理性扩张,不断挤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导致其越界。在法治语境下,以刑法这种法律手段反恐必须守界：在合法性诉求上,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在宏观层面,应遵循法治精神,谋划正确的指导理念,追寻德性以矫正和消解不断膨胀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在微观层面,既应针对恐怖行为的共性,构建一般性限制原则,又应针对不同恐怖行为进行类型化,重视其个性,构建特殊限制原则。

简介：当前学者对土地财政的功过是非有一个共同认识：土地财政是一个利弊共存的制度安排。学者之间的分歧则在于，多数学者主张弊大于利，应当及时废除土地财政，少数学者则主张利大于弊，应当暂缓废除土地财政，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性制度之前，不能轻言废弃土地财政。主张暂缓废除土地财政的理由值得商榷。直接税为主的税收财政的实施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我国当前的城市化建设可以不依赖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并没有消灭土地食利阶层。事实上，土地财政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积累了严重的经济风险，导致了贫富差距，而且与我国当前的根本发展方向相违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延缓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妨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应当及时废除。

简介：审判中心制度的构建定位于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相关举措是在保持现行司法体制不变情形下展开的,这只是一种技术路径的改革。技术路径的改革由于缺乏系统环境的支持,往往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实践中的困难正印证了这一点。审判中心的本质是确立审判权威,而审判权威的树立仅靠审判环节难以实现,需要放在更大的司法体制系统视野下,在三机关职权关系上做出调整,即确立法院中心、树立法院权威,这是审判中心乃至审判权威得以实现的外在基础。未来审判中心或者审判权威的真正建立需要在对相关原则、制度加以修改完善基础上,围绕系统和技术双重路径立体化、复合式展开,方能真正实现审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