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民营化与自由化改革关系密切,亦存在张力与冲突。我国台湾地区民营化后的中华电信仅短暂经历移动通讯市场龙头地位不保的局面,旋即凭借剩余独占市场地位,搭配网络效益,以及民营化后的灵活营销手法,屡屡限制市场竞争,使得所有其他新进业者都仰赖其移动与固定网络,消费者权益未获应有保障,与电信自由化政策目标相去甚远。中国大陆电信业改革实践中也同样遭遇超高定价攫取超额利润,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宽带低效掣肘产业发展无法释放带动效应等问题。两岸比较下,后民营化时代我国台湾地区应从行业管制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进行革新:前者包括制度面尽速开放用户回路,执法面强化管制与加强协调;后者包括变更持股机关、强化董事会功能、明定中华电信政策任务。而中国大陆民营化和自由化审慎缓进过程中则宜记取民营化与自由化不可混为一谈,彻底民营化与自由化并无必然关联,批发部门功能分离应作为三大电信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尽速制定颁行富有前瞻性和回应三网融合的《通讯传播法》。
简介: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的"第一部分",即《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中,邓正来教授对当下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不过,鉴于法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气质,邓教授的批判从国内层面对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问题化,即揭示了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论者之意识形态担当上的"无力"和"被动"。然而,缘于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表征)于目前世界意识形态格局中的不利处境,"邓正来批判"从全球化话语来看(或在国际层面上)也存在着问题,即尽管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论者的意识形态担当内在地存在着问题,但他们毕竟在全力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职责,不过,邓教授通过其严肃批判虽然展现出一种"厚重"和"主动"的意识形态担当,但是,即便邓教授的意识形态担当更为有力(甚或更为完善),他也无法及时和完全弥补其批判所会给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损害。
简介:亲爱的2013级新同学,还有老同学,老师们: 晚上好!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法学院开学典礼,正式欢迎462位各地精英学子成为法学院大家庭的新成员。今年新生来自全国所有的省区市,还有70位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保加利亚、卢旺达、缅甸等11个国家的学子,真可谓五湖四海。欢迎你们!感谢冯象教授和王赢校友刚才给大家提出的忠告,感谢各位老师出席今晚的迎新活动。 明天就要开课了,今晚我想给大家讲讲你们未来几年在清华大学应该学什么的问题。中国人以前都习惯把读大学叫做“做学问”,凡是进了大学的,都是“学问人”。所谓“做学问”就是读书学习、完成学业的意思。你们进了清华校门,当然要做学问,而且要做第一流的学问,成就第一流的学业,将来开创第一流的事业。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首先成为第一流的人。古今中外,成就大学问、开创大事业的成功者,无不首先拥有第一流的人品,做第一流的人,是为人诚恳、诚实正直、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悲天悯人、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侠肝义胆,疾恶如仇,舍身取义;他们深明大义,通情达理,大公无私;他们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们敬老爱幼,关爱他人,关心社会;他们行为端庄,言谈文明,为人师表;他们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不随波逐流,不随随便便;他们吃苦耐劳,顶天立地,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以德报怨,慈悲为怀,忍辱负重,没有恶行恶言,绝不向社会释放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