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我国外资市场深入开放的背景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势必成为主要的投资监管措施之一,但是我国目前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不成熟,特别是缺失外资国家安全风险判断机制等实质内容。外资国家安全风险的判断更倾向于盖然性分析,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方法是采用威胁——脆弱性的互动分析法。对于外资而言,国家安全脆弱性的关键在场是敏感产业、敏感技术、敏感设施、敏感信息、敏感地域等,这些敏感点易受攻击或者损害而难以防范或补救,从而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外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是外资有意图与有能力或有机会损害国家安全。西奥多·H·莫兰总结了外资的三类威胁行为,并提出了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的三威胁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并不全面,仅考察了威胁行为,而外资的威胁体现为三个方面：意图、控制能力、威胁行为。国家安全风险是意图、控制能力、威胁行为与脆弱性这四个因素的互动结果,因此,更可行的外资国家安全风险判断路径是四因素变量互动分析。

简介：在现代社会，政府发布由食品安全等所引发的风险信息已成为其职责所在。但这种风险公告也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给付行政的一种方式给人民提供信息；另一方面也可能侵害企业的营业自由和财产权，损毁企业的名誉信用。我国在风险公告方面的法律规范过于简约，应当在是否发布风险公告、如何发布风险公告问题上着力提升风险公告行为的合法性，同时应当允许提起撤销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和国家补偿诉讼，以便更好地协调私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简介：自动扶梯安全事故多发，给广大乘客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何防范自动扶梯发生事故保障乘客群体的安全，已经引起安监部门、安防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通过对110起典型案例整理统计，概括总结出扶梯事故新的分类方法和事故特点，解剖分析出事故的多发原因和风险规律，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动扶梯安全事故的风险防范及控制对策。尽管自动扶梯事故牵涉面广、诱发因素多，只要生产安装、使用管理、安全监察部门及广大乘客携手共防，是可以做到有效防范和控制的。

简介：在本文中,我将围绕'全球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刑法'这个主题,首先,说明什么是'食品安全'(一);其次,讨论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氛围下食品安全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二);最后,论述刑法对于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做了什么以及能够做出什么贡献(三)。一、食品安全论及食品安全时,我们首先应该追问,通过法律及刑法到底达成了何种社会期待?

简介：<正>目次:一、风险社会与国家安全保障职能的扩张(一)风险与对待风险的法律观(二)自由主义风险观在现代风险社会面临的挑战(三)国家职能的变迁与集体安全的强调二、风险控制:从个人责任到行政性规制(一)通过个人责任控制风险的缺陷(二)风险社会责任原理的变迁及其隐忧(三)行政性风险规制活动的兴起(四)兴衰的背后:从个人责任转向集体性治理三、风险规制兴起对传统行政法原理的挑战(一)自由主义的行政法原理(二)面向未来的规制与法律保留原则虚置(三)面向未知的规制与比例原则适用的困境四、寻找风险社会的法理学:代结论

简介：一、问题：商事与家事界线的模糊化1、商事法与家事法在传统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商事法和家事法有着较为明显的边界和区别。一般认为，商事法领域主要在于调节经济交往行为与企业运行中关涉的问题，其具有更为明显的财产属性；而家事法则主要在规范婚姻、家庭与财产继承等问题，其具有更有明显的人身属性。

简介：在涉及科学知识的规制决策中,如何既借助专家知识,又防止专家的专断,是现代规制科学面临的核心难题。美国通过制定《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以及《阳光政府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制决策科学咨询的法律制度,对各种咨询委员会的设立、职能、组织、运作和终止进行了规范,有效降低了科学建议形成过程中产生偏见的可能性。考察美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科学咨询的法律制度,能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咨询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知识镜鉴。

简介：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必须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改变“以事件为中心”的传统公共安全管理模式，构建“以风险为中心”的公共安全管理新机制。风险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风险又是可以管控的，人类不是风险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是主动管控风险。作为风险的主动管控者必须正确地认识风险。“以风险为中心”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心是管控风险源。以人为本是全方位立体化公共安全网建设的核心；发挥法治建设与大数据应用的互相促进作用。“以事件为中心”的公共安全管理是过去式的应急管理，“关口再前移、主动管控”是以风险为中心的公共安全管理。“以风险为中心”的公共安全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管理过程，有相当多的环节，也存在大量管理制度的制定。

简介：在风险社会刑法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刑法的任务由保护法益转向保护国民的安全感；预防理念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犯罪圈不断膨胀；传统归责理论有所突破。这些新动向使刑法在遏制风险的同时，自身也潜藏着风险：一是不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可能导致泛刑法化与重刑化；三是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被弱化；四是责任原则有大范围超越的风险。要消除这些风险，必须平衡好允许的危险与禁止的危险的关系；协调好自由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权衡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总之，“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句名言在今天仍然应当被坚持。

简介：<正>这篇文章比较分析与保险期间风险变动问题有关的现行法律和保单用语。它进一步地探讨维尔汉姆森教授在2000年提出的问题。它超出了CMI的要求,因为对现行法律和保单用语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价值的讨论。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专门处理海上保险期间风险变动的法律规则相对稀少。关于非海上保险,包括人身保险的这种规范较为普遍。这并不奇怪。这些

简介：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简介：风险社会不期而至,风险刑法理论呼之欲出,传统理论面临转型危机,并全面体现在罪责刑三大基本范畴内。当前,理论界关于风险刑法的共识性集体认知不免令人有些担忧。风险刑法不能取代传统刑法,风险刑法尚为一种兴起中的理论体系,以危险犯和过失犯为代表的刑事立法诉求应接受理性的审视,自由这一刑法价值是规约犯罪化的唯一凭据。风险社会与法定犯具有共生关联性,法定犯是风险刑法理论的重要一环,要直面法定犯时代,要明确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的基本与补充关系,并通过刑法修正案、附属和单行刑法的刑法完善模式、客观的刑法解释立场、刑事推定制度等机制促成。风险刑法理论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刑事政策是治理风险的重要手段,基于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共生互动关系,风险社会下的刑事政策应坚守能动与克制的均衡,以实现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的良性并进。

简介：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简介：目次一、贝克的"风险"二、风险社会何以形成?(一)相对于工业社会的风险社会(二)风险社会形成的两大要因三、风险社会何以因应?(一)风险社会中科学的自省(二)风险社会中政治的开放四、学习观与风险社会中的法律(一)风险社会的学习观(二)法律促进学习和发现

简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并日益走向法制化，律师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每一个经济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律师的工作成果和痕迹，律师业务已不局限于传统的诉讼业务，而进入了经济管理、投资决策、收购兼并等领域，以公正、专业的形象为社会提供专业的中介法律服务。

简介：隐婚，顾名思义，就是指已经办好结婚手续的男女，隐瞒结婚的事实，以未婚者的身份呈现在他人面前。近年来，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规避职场就业限制、甚至方便与老板或客户玩暧昧以获取更多机会，不断有人迈进了隐婚一族的行列。据一项“隐婚调查”显示，有近37％的人因为担心公开婚姻会使自己失去老板或客户的信任而甘做“隐婚族”。殊不知，职场隐婚，玩的是“心跳”，玩隐婚，风险重重。

简介：　　国洪起败露后,包括九九集团在内的公司也应声垮下.这或许还只是一种报应.但社会因此而受到的伤害,却是无可计量的.国洪起在广东证券侵吞、盗用达20亿元之巨,若以2002年广东证券的总资产89.4亿元计算,国洪起掠走的相当于其总资产的四分之一!事后,广东证券新闻发言人王昆仑说:"如果不是国洪起利用国债回购机制漏洞对我们进行诈骗这件事的打击,我们的发展应当是很快的."而国洪起又利用账户内虚增的国债资金,从国有银行内套取了近10亿元的资金.……

简介：保证风险已成为商业风险特别是金融信贷风险的一部分.在有保证合同的前提下,债权人是否能通过保证实现债权,面临着保证人众多的抗辩风险.

简介：最近,由于委托、继承、遗嘱等传统公证的质量问题,强化对公证行业的质量监管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国公证机构和公证人员都在加强学习,并运用各种新的技术手段和措施,积极提升办证水平和能力,以严防错证假证。

简介：近年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律师界，对于律师取证难问题都已达成共识。律师取证难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律师业健康发展的一大疾患。不仅如此，随着律师因办刑事案件而遭无端拘留、逮捕甚至判刑的案件直线上升，以及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率的逐年下降，律师取证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刑事诉讼中)使得中国律师业更是雪上加霜、举步维艰。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与解决律师调查取证中的风险问题已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