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年轻的最具生命力的队伍之一。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绝大多数企业走的是自我积累的道路。所谓“四自精神”就是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求发展。现在已经做大了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从小做起的。四通集团2万元起家,联想集团也不过是20万元的投资,在企业小的时候,挣钱是第一位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天天得去做事,早上出去晚上点钱,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可是企业做大了,钱多了,人也多了,问题也就来了。钱多了弄不好要坏事,人多了总会有很多的麻烦。小企业做事,靠的是体力,这时勤奋是充分必要条件,与收益成正比。企业做大了,事情多了,复杂了,非得让更多的人来共同做不可,于是就要靠一种文化的力量来统合人心,这个时候,企业家如何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观非常重要。为什么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遇上一个很难逾越的坎?就是因为文化的张力不够了,统合人心遇上了困难。统合人心要靠人格的力量,而人格的力量来自于企业家的做人。企业家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态度,往往就决定着一个企业最终能做到多大。我们常说:做小企业的时候,是你去追钱,企业做大了,是钱来追你。为什么钱会追你?因为你做人做得起,把钱交给你,...
简介:智顗与吉藏同是陈、隋之际的佛学宗主。智顗向被尊为天台智者大师.吉藏则被视为三论宗祖师,二人生平背景有许多相似之处。南北朝时期,佛性论是中国佛教界普遍流行的思潮之一,随着《涅槃经》传入中国,佛性思想广受佛教界关注及讨论,成为当时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智顗与吉藏无可避免地亦深受当时佛性论影响。二人在相关论著中,皆非常重视佛性论,大量引用佛性概念作为义理论述发挥。由于二人佛性论牵涉甚广,前贤已多有论述,故以学界罕言之思维方式作为论题核心或可见出新意。聚焦于智顗的“佛不断性恶”与吉藏的“中道佛性”,不仅可以溯源二人相关佛性思想内容,其思维方式亦可归纳出相同点(否定性、圆融性)与相异点(现实具象与超言绝象、即与离)加以比较。
简介:佛陀创教,戒律以金口所宣,成为教团和合之内在基因。制戒十利标识了戒律制定之原由,略带头陀行色彩的苦修思想成为弥漫于僧团的普遍氛围。严持净戒,自求证果,是根本佛教时期的修行特征。然至佛陀灭度,因弟子赴各地传教之需求,一味之戒律有所改变,“小小戒可舍”成为戒律改革的先声。至部派佛教时期,各部律本产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大乘佛教兴起,与小乘各执其律,印度佛教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制度。印度戒律中许多戒条并不符合中土风俗,随后历代僧制的产生,律宗三家的成立,以及百丈清规的确立,皆是对印度戒律的变革,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的。日本佛教自鉴真东渡而有戒法弘传。但至平安时代,最澄施行僧团戒律改革,弃舍小乘戒律,首次建立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于戒法别具匠心。到缣仓佛教,有道元、日莲分别开展的单受菩萨戒传统,又有亲鸾所立“无戒之戒”的修行法门,突破了大乘圆顿戒传统。此后,日本佛教无戒之戒风行草偃,为教团与社会民众所接受。对印中日戒律观演变进行考察,其演绎流变乃是基于时代的选择与历史的必然。印中日佛教发展演进的历程所昭示的是佛教的应世性与圆融性,最大限度地适应本土社会现实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需求、时代精神将最终成为佛教戒律观演进的仲裁者。佛教与社会的和谐互动才是“正法久住”的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