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人类权利现象的起源和内涵一样,在历史上,罪犯权利是随着以法治、平等、自由为核心的近代法观念而成长起来的;在理论上,罪犯权利则是由罪犯首先是作为人的罪犯、罪犯具有公民资格、社会对罪犯矫正的需要等所决定的.罪犯权利以不断发展的人权和公民权为主要基础,同时有着自己的确立原则和特点.我国的罪犯权利保护已初步进入法制化轨道,但许多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和完善.

简介：我国现行的侦讯制度与侦讯实务偏重侦讯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理论界提出的侦讯改革方案偏重权利保障,有失侦讯效率的提高。合理规制侦查讯问,需要更新理念,正确处理犯罪嫌疑人的侦讯程序主体与证据来源的关系,有效化解犯罪嫌疑人与被追诉人在侦讯中的目标冲突,适当矫正侦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力量严重失衡的状况。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制裁相结合的综合机制,为侦讯制度提供配套制度保障,以利于实现侦讯制度兼顾讯问效率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双重目标。

简介：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立法完善之探讨赵秉志，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作为一类犯罪的总称，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地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以及与人身直接有关的权利，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公民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劳动权利、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和婚姻家...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出体现了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思想。然而，其中存在着未充分关注被害人合法权利保护的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被害人合法权利予以保护是尊重与保障人权、保持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一致性与合理性以及防范严重诉讼风险出现的必然要求。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首先应当明确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具有程序运作主体的地位，并辅之以与其主体地位相适应的知情权、发表意见权、提出异议权、获得法律帮助权以及救济权等基本诉讼权利。

简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与原刑事诉讼法相比，突出的变化是更为重视公民人身权和其他合法权利的保护，增加和修订了许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充分保护人权的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体现。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不可分割的两项任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公民诉讼权的保护，既是更好实现刑事诉讼法任务的需要，也是保证刑事案件能够得到正确处理的需要。科学的刑事诉讼制度，要求惩罚犯罪和保障公民权有机统一，不可偏废。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肩负国家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来说，既担负着追诉犯罪的责任，又担负着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任务。因此一定要树立打击和保护并重、惩罚犯罪与权利保障并重的观念，在自身执法与监督执法中都要保证两个方面的有机统如何达到既依法办案，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又能顺利侦查破案？笔者认为，应加强几方面工作：一要强化初查工作。一定要切实转变过去靠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把取证的重点放在获取口供上的常规侦查方式。由过去的立案后的侦查为主转...

简介：若以诉讼立场为标准,公诉人与被害人均为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主体,二者在惩治犯罪目标的指引下有一定的协同性。基于各自的程序利益重点不同,检察机关的公权力与被害人权利之间存有分歧,甚至是冲突也在所难免。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更多的是公诉权在程序运行中未能顾及被害人个人利益的需要。在域外,公诉权的运行虽不受被害人意志左右,但却十分尊重其情感需要并给予适当的程序参与机会。从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出发,国家权力充分尊重权利,是实现我国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协调的理性选择。

简介：聂树斌案件反映出我国诉权缺失的司法状态。诉权缺失包括两种模式，即诉权可处分性的缺失和诉权程序主导性的缺失。在我国，造成诉权缺失的深层原因是诉权背后的宪法性义务的弱化造成了权力的私有化结果。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补正我国缺失的刑事诉权。

简介：当前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理论多借鉴国外理论，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学说。然而，德国学者将两者区别的目的是想将违警罪排除于刑法外，意图在立法上明确划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日本学者讨论两者的差异，立论的目的在于讨论行政刑法是否可以不必完全适用普通刑法总则的问题，强调只要在形式上区分普通刑法与行政刑法即可。两者都无法真正解决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问题，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的真正价值体现在立法上，两者的区别是为了寻找自然犯与法定犯入罪上的差异，并为具体类型的法定犯入罪提供指导作用。其区别体现为法定犯的超常性。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论证，首先，法定犯将市民社会里较高层面的道德纳入其中，这无形中拉高了最低限度道德的底线；其次，法定犯除体现市民社会愿望道德的诉求外，更多体现了政治社会的要求。

简介：刑事和解在于综合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互为依托而共同治理犯罪，加害人有进行赔偿并争取谅解的权利，被害人有获得赔偿和进行谅解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刑事和解的最终处分权。刑事和解有限性在于，犯罪客体框定了刑事和解的边界，刑事责任为保障民事救济让步有限，民事责任填补功能，以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均有限，刑事和解应保持惩罚与预防总量的平衡。刑事和解是“民事合意”与“刑罚减轻”间的协调，其中民事合意在范围、内容以及赔偿上均有自身的限度；刑罚减轻有自身的规则，但受到刑事和解有限性的严格拘束。

简介：被害人过错是侵犯人身权利命案中的重要酌定情节。由于刑法二元结构模式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十分有必要将犯罪人与国家的刑法二元结构模式转换到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刑法三元结构模式。应当明确界定被害人过错的范畴;被害人过错的标准,包括主体专属性、时间确定性、行为过错性、作用因果性、程度明显性;规范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保证和放宽适用的前提、扩大和规范适用的影响、完善和改进适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