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1997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对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进行了全面修订,这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步骤。修订后的刑法典是一部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刑事法律保护的法典,它以总则第17条、第29条和第49条三项原则规定为核心,与分则有关条文相配合,涉及到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

简介：在刑事案件发案过程和嗣后的刑事诉讼中可能发生犯罪嫌疑人死亡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样可能出现下列问题:第一,在公安侦查机关立案阶段的问题。按照以上规定,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不予立案,或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应当撤销案件。刑事案件是复杂的,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在作案过程中死亡,也可能作案后畏罪自杀,也可能被其他人杀人灭口等等。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是真正的犯罪人,其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重大隐情等等,如果不立案查清楚,有

简介：＂密切关系人＂参与受贿时共犯罪责的认定,属于共犯与身份的竞合,在具体认定时应坚持违法共犯论、共犯从属性及正犯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密切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加功的场合,＂密切关系人＂应按受贿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加功的场合,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为受贿罪的正犯,＂密切关系人＂为受贿罪的共犯,在处罚上按各自的责任要素单独判断;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密切关系人＂共同实施受贿的场合,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具体认定各主体的责任;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事后认可的场合,属于对法益侵害结果的认可,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认可行为评价为受贿罪缺乏责任基础。

简介：在我国，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拥有着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在实践中受到较大的侵犯和践踏。因此，应尽快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以及缩短羁押期限和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均衡等相关诉讼制度，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得以真正实现。

简介：<正>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四十八条关于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对于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做出正确的裁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民诉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比较简单,审判实践中的情况十分复杂,如何全面理解,正确适用民诉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就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如下供探讨的意见:

简介：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不断上升，有资料显示，如今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继环境污染、贩毒吸毒之后的第三大世界性问题。伴随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已经由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简介：为了解决一方当事人缺席时造成的诉讼障碍问题,德、日两国分别形成了以缺席判决主义和一方辩论主义为特征的两种内容迥异的缺席审判制度。以当事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德、日两国缺席审判制度立法规定的详细分析,发现这两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在缺席程序中都能实现对双方当事人的平等保护。但是在救济措施中德国的异议制度倾向于保护缺席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日本的上诉制度倾向于保护出席方当事人的利益。

简介：出租人未通知承租人直接将租赁房屋出卖于第三人而承租人事后知悉向法院起诉的,法院除了宣告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租赁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之外,能否应承租人的请求而认定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以同等条件成立租赁房屋买卖合同?在优先购买权诉讼中,承租人的请求次数、优先购买权的期限限制、举证责任的承担、诉讼担保的提供、买卖合同的强制执行等等事宜也都需要明确。文章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对于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司法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

简介：<正>在日常生活及社会活动过程中,丢失物品的现象屡见不鲜。失主为了寻回物品,多方查找者有之、登报悬赏者有之,可谓焦虑万状甚至寝食难安。此时,遗失物拾得人直接或间接将拾得物返还给失主,毫无疑问是解除失主窘状的最好办法。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拾得人要么将拾得物私自瞒下、要么不愿返还,前者使失主无从查找,后者使双方失和讲而酿成纠

简介：本文主要探讨了在美国商事仲裁中，运用揭开公司面纱理论使仲裁协议的约束未签字人的有关法律问题，如管辖权，法律适用，仲裁协议可约束的未签字人和揭开公司面纱的标准等，以及美国的有关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简介：近年来，在广州市区的一些交通堵塞路段，出现了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即一些聋哑人结成团伙拍车门进行盗窃犯罪。本文就此类案件进行了初探，分析了其形成的有关因素，犯罪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侦防对策。

简介：在职务犯罪的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机关掌握法律赋予的广泛而强大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只是消极的被追诉方，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然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个人隐私以及各种财产权利的限制与剥夺，两者的权利必然发生碰撞，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必然会受到侵犯。检察工作必须始终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到职务犯罪侦查中，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结合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笔者封存在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同时。笔者认为应从法律本土化、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从转变侦查观念、完善立法、转变侦查模式、强化监督四个方面入手，对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行保障。

简介：《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学界主流观点对于第56条第3款所确互的第三八撤销之诉程序能否适用持否定互场。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解释论和司法政策论的互场，以第三八撤销之诉是否存在适格原告作为切入点对第36条第3款的司法适用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和论证。在全面评述我国第三人参加诉讼理论以及实务现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第三八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正当性基础并结合案例进行类型化分析，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当以诉的利益和加重起诉条件限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随意启动，防止滥用诉权行为的发生。

简介：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蔡鸿铭认为：犯罪学研究表明：初始犯罪的年龄越小，进行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建立未年人司法制度的工作十分必要。犯罪的未成年人要为自己所犯罪行承担责任，但保护的前提应贯穿司法实践的始终，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应该与对成年罪犯的处理有本质的区别。具体措施为：一、加强少年法庭体系建设。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使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简介：

简介：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与监护人的知情权并不总是处于冲突状态，而是和谐与冲突并存。未成年人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客观上拥有个人隐私，并应该享有法律赋予的隐私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了履行监护职责，有权在一定范围内了解未成年人的隐私，同时负有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维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责任。因此，对两者的法律规制需特别注意法律介入和干预的程度与力度。

简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王锦熙认为：第三人认为离婚协议中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议损害其利益，请求法院确认该协议无效应适用何种诉讼程序解决，实践中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此协议在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时，已在离婚证中予以确认，即该协议通过政府的行政行为得到确认，故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撤销政府的颁发离婚证的行政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第二种观点为可取。首先，婚姻登记机关不具有处理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职能。其次，离婚双方对财产处理达成协议只是符合离婚的条件之一，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只是对双方婚姻关系状况的确认，不是对双方财产分割协议的行政确认。

简介：作为2012年刑诉法修改亮点之一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选择了由检察机关直接对所附条件进行考察的立法模式。这种由检察机关直接考察模式，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造成所附条件的设定机关、考察机关（执行机关）、效果评估机关同为检察机关的尴尬局面；其次，对所附条件的考察还涉及矫治和教育内容，而对于这一领域完全陌生的检察机关能否胜任这一要求，尚难确定。虽然“检察机关直接考察模式”缺陷明显，但不宜全盘否定，而应以修正主义态度，对其关键环节进行合理修复来完善之，进而实现考察主体从单一到多元、考察方式“从一刀切”到多样化、考察内容从模糊到具体、考察制约从集权到制衡的华丽转变。

简介：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存在限制论、罪名说与扩张论、罪行说的对立，而限制论和罪名说应该得到提倡；现行珊法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应该突出未成年人特殊权益之保障。即使从立法上扩张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范围，也必须经过反复论证。

简介：传统理论主张行为能力欠缺者不能充任公司发起人,是一个普遍的误解.无论是从民法视野,还是从法解释、比较法、立法背景等角度分析,都不能简单地否定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公司发起人资格.我国应明确规定行为能力欠缺者可以自己名义设立公司,并应吸收德国法院判例经验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设立公司的活动予以适当规制.在商法领域,应当树立"行为自治"的理念,由商事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对商业风险自主进行识别、判断,并自负其责,法律只需为这一判断过程构建辅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