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家事事件与一般民事案件相比,在审判理念、程序上有很多特殊规则,而这些特殊规则才是家事理论研究的着眼点与家事审判改革的着力点。家事审判中的特殊规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强制调解规则、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核心的全面解决主义以及家事审判机构、审判人员的专门化发展方向。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应当是针对家事审判中的新变化与新问题,分析和提炼家事审判中的新理论与新规则,从而为我国家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与探索提供更多理论基础、域外经验与程序保障。

简介：为了保护女职工因特殊生理特点而在劳动中所产生的健康需求，新中国实施女职工劳动特别保护制度，女职工禁忌从事的一定范围的劳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2012年在东南沿海某省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企业能较好地执行相关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保护的实施效果良好，然而，也存在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立法因用词专业而致非专业人员难懂、一线女工一怀孕就辞工回家、哺乳母亲不返工现象普遍等问题，令人深思。应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完善相关立法，政府、企业、工会等主体各尽其职，这样才能促进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的落实。

简介：国际民航公约规定，航班延误后，航空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即对旅客提供关怀或者帮助的义务。我国《民用航空法》没有规定航空公司的这一法定义务，中国民航总局《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虽对相关义务作了规定，但该指导意见失当之处颇多，已成为旅客不当维权一个大因。与此同时，航空公司缺乏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的附随义务观念，其行为遭致了“冷漠航空”的社会评价。从《中美航空协定》的公约义务，从我国航权开放的角度，将航班无责延误后的地面服务设定为法定义务，并列为特殊侵权的情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简介：在传统媒体时代,对公共言论的特殊保护,在诽谤法上形成了基于言者的公共身份和基于言论内容涉及公共利益减轻名誉权侵权责任的两种不同路径,其代表分别为美国公众人物理论及其真实恶意原则和英国的“公共利益抗辩”。在网络媒体时代,随着传统公众人物理论的正当性基础面临巨大挑战,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对公众人物理论进行了反思及调整,开始依据言论内容是否涉及公共利益设定不同的诉讼规则,英国在2013年诽谤法改革中进一步明确了诽谤法上的公共利益原则,法国、日本也对涉公共利益言论给予特殊保护。公共言论特殊保护路径出现的融合趋势,对我国建立诽谤法上的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一定启示。

简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医疗侵权行为、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行为等特殊侵权行为日益增多，对行为要素提出了更高的权责分配要求，这就需要从立法层面确立其归责原则和举证制度。而归责举证的实质是要强调行为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和标准，通过揭示归责的原因或隐藏在致害背后的缘由，探索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确立多元的救济机制为受害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补救体系，正是研讨特殊侵权行为归责举证的初衷与目的。医疗行为引起的特殊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医疗机构应对损害事实不是由该医疗行为造成的承担证明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患者完全不负有任何举证责任。除医疗机构过错推定的法定情形之外，对其他的事实患者还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虽然这种归责举证存在弊端，但立法上建议制定《医疗损害责任赔偿法》，在实践上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处理某种特殊侵权行为时，应考虑其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异于其他特殊侵权行为的要件或法律效果，其举证重在于此，使归责举证的规则日趋完备。

简介：企业环境责任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是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规制对象。其中,中小企业、困境中企业、跨国企业三类特殊防治主体的环境责任倍受关注,成为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研究的新视角。在企业环境责任新发展的形势下,我国有关部门应当按照防治主体的不同特点,创设和完善法律制度,同时企业自身也应当积极参与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

简介：近年来我国多次爆发了大规模缺陷食品侵权事件，而近期发生的“三鹿”奶粉侵权事件，再一次给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敲响了警钟。建议建立比较合理的赔偿机制，明确具体的民事责任主体的有效应对：在大规模的侵权行为发生时，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和相关的侵权企业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在其不能赔偿时，由法定的专项赔偿基金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国家补偿作为最后的救济途径。

简介：推动特殊群体被害人的保护，既能有效地预防特殊群体被害人犯罪，亦能防止特殊群体被害人再次受害，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水平。基于此，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特殊群体被害人从权利保障到物质补偿等发面均给予了专门的规定和相关的保障。虽然各国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使得特殊群体被害人在本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我国在特殊群体被害人的保护方面存在着定位不准、规范缺失、散乱、保障措施可操作性差及辅助制度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逐步制定、修改、完善相关的规范、措施及配套制度，进而达到对特殊群体被害人的全方位保护，同时提升特殊群体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就显得尤为突出和必要。

简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一方面肯定均未交付时登记可先于一般债权人取得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一方面又规定交付优先于登记取得物之所有权。交付产生的物权变动公示效力小于登记产生的物权变动公示效力,法律却规定交付的买受人优先于登记的买受人取得所有权,这显然违背了法理。登记的公示效力具有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仅登记不为交付亦可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且该变动具有对抗效力;登记对抗的实质是对物权变动相对人未为登记时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优先取得物权的提醒。间接交付不转移物的实际占有的情形下,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大大减损。因而,有必要根据交付的形式区分善意取得的具体构成,以达到均衡当事人之间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