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众所皆知在于阐扬孟子学,开展"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这些论述也与阳明阐述"体认之知",并将"知识之知"含摄其中有关。王阳明不仅将"德行之知"标举至形而上本体层次,同时是以"心之良知"为天理人道贯通所在,将"心"的本体义、活动义、实践义融贯,彰显人之最可贵且至高无上者在"心"。其强调"事上磨练"以致良知,实即将"性"含摄于"心"中,"心"居主导位置,"性"只是虚说。这也将"性"之所以具有成长性的活动义予以彰显,及收摄于"心知"的变化,至此具有认识义与德行义之"心知"可融贯为一,"意"因此成为可引诱"心知"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即是其四句教中所言之"意"与"格物"。阳明之"心知"是就主体言,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事,并非绝对唯心之论,也非唯我论,而是强化主体性的存在,所谓"事"之存在,是在吾心之活动中呈现,不在吾心之意识呈现的,则非关吾心之意识活动,也无讨论空间。换言之,进入讨论空间之事、物,即已进入吾心之意识活动中。这是阳明之创见,将"知"作为一切认知活动与实践的根源。
简介:<正>虽然就历史而言,文学批评早已存在,但直到十九世纪,它还只是一种兴之所至的非正式写作形式,在这种写作中,人们仅仅考虑随时发表一些议论,它还没有成为一个专业或者一门学科。今天,人们则有充分理由认为,“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正象雷内·韦勒克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文学批评》辞条所概括的:“人们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称为‘批评的时代’,不过二十世纪才真正当得起这一称号。不但数量甚为可观的批评遗产已为我们接受,而且文学批评也具有某种新的自觉意识,并获得了远比从前重要的社会地位。”韦勒克所说的自觉意识,应该被理解为文学
简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在原始经学时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且完整的经学诠释学命题。关于这个诠释学命题的提出,孔子是受动于血缘宗法制信仰的推动。而没有给出逻辑的论证,因此孔子以一个独断论的诠释学命题封闭了“六经”文本。把“六经”负载的意义在绝对的遵循中诠释为绝对真理——周公礼乐制度,同时也为自己塑造无冕素王的圣人形象提供诠释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准备。西方基督教的释经学关于《圣经》的诠释有着重要的自解原则,中国经学诠释学对“六经”或《十三经》的诠释也有着在信仰上构成的自解原则。而经学诠释学自解原则告诉我们,“述”的字义与词义是“遵循”.“作”的字义与词义是“制作”与“兴作”。杨伯峻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过度诠释为“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从而把一个经学诠释学命题降解为文学诠释学命题。
简介:文学本质论是一个现代文学理论问题,在中国文论现代转型发展进程中,文学本质论建构得到了高度重视,成为现代文论中的核心问题。文学本质论观念是一个历史建构与嬗变过程,从20世纪初到改革开放时期,文学本质论观念随着时代变革和文学发展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新时期以来也是如此,从社会意识形态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从审美论到人的文学论,乃至在反本质主义语境下对文学本质问题的重新探讨,反映了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历史嬗变进程。对文学本质论问题及其观念嬗变的反思,一方面可从中获得应有的经验教训或历史启示,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当代文论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克服反本质主义论争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自我迷失的困惑,进行当代人应有的理论探究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