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篇里评价楚辞为"雅颂之博徒",博徒只能解释为赌徒,但六朝时赌博成为士族任诞风气的一种标识,而任诞作为魏晋以来个体自觉的最极端形态,社会评价总体上趋于肯定,故"雅颂之博徒"虽然是以雅颂为标尺对楚辞的贬低,但贬低的程度是很轻微的。任诞意味着个体的过度自觉,突破了名教之约束,刘勰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博徒一词,其真正指向的是滥觞于楚辞而大行于六朝的任诞风气在文学领域所造成的无序状态。为此刘勰在文之枢纽的前四篇中重建了一个道、圣、文三位一体的以经典传统面目出现的新的文学秩序,但由于六朝圣人观念的影响这一秩序并不能真正落实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于是有《辩骚》之作。指出六朝文弊的根源在于个体自觉的过度,同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不在于取消个体自觉,而是使个体自觉接受一般秩序的规整,便是《辩骚》篇的枢纽意义所在。
简介:两汉三国吴时期,以“算”为单位向15岁至免老年龄的成年男女徵发赋税和徭役。“算”不仅意味着有交纳赋税而且有服徭役的义务。“算赋”意为“以算课徵赋税”,而非单一税目。算赋不仅包括每年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吏俸、转输、缮兵等各种杂税。赋役场合的“事”为动词,意为“服事”。长沙吴简“口。事。”的“口”指户内家庭人口总数,“事”指有赋役义务的口数,包括7—14岁交纳口钱的口数和有“算”义务的口数,相当於後代的“课口”数;“算。事。”的“算”指有“算”义务的口数,“事”和天长汉简的“事算”一样,指实际服“算”的口数。“算”、“事”簿籍按月统计、制作。
简介:本文概括归纳了最近20多年来北美中国学界所流行的“新清史”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依据的语境资源。笔者认为,貌似巍峨壮观的“新清史”学术大厦决非建立在对于多语种文献史料进行审慎而严格的实证考察基础之上,而对其学术著述进行分析评估的结果也表明难于相信该学者群业已具备了将传统的中国断代史研究与自伯希和以来得到纵深发展的内亚史研究相贯通整合的卓尔不群的考据兼综合的治学功力。实际上“新清史”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工具及其依托的学术资源更多地来自各种以后现代面目大行其道的社科理论,他们还进一步将其整饬建构并打造强化成凸现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话语以指导统合其具体研究,因此带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的趋时性而非传统汉学研究和内亚史研究共同讲求倡导的实证性。不妨说,就这一群体的学术共性而论,族性(ethnichy)/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认同决定论、帝制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话语才是真正构筑支撑起整座“新清史”大厦不可或缺的三大基石。故该学派的着力点不在于史实重建而在话语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