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法西斯国家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人员伤害的国际审判确立了人权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从法理上深刻影响了国际法体系的各实体部门，也影响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内法体系，标志着现代法治社会由机构“权力本位”转向个人“权利本体”。类似于战争伤害的人权追诉。由艾滋病引发的大量生命和财产侵害也成为联合国“人权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司法客体，而被追诉的侵权主体往往是那些负有防控艾滋病毒、救治艾滋病患者、保障艾滋病关联者权利的责任权力机构。艾滋病关联群体是指艾滋病确诊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易被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他们在就业、医疗、居住、社交、教育、婚姻、家庭、从政、隐私及名誉等方面的公民权利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侵害。中国关涉艾滋病的侵权在农民工、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中比较突出。借鉴现代国际社会和中国传统“礼法”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在转变政府职能、保障人权包括艾滋病关联者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人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中国特色”。

简介：我国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与引渡法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当双边引渡条约与引渡法发生冲突时，应当且必须优先适用双边引渡条约。当双边引渡条约与引渡法规定相同时，实际上也应当且只能优先适用双边引渡条约。在我国，双边引渡条约能够直接适用。

简介：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政府推行农地利用制度改革。农地利用制度改革是政府的权力还是农民的权利。是新型城镇化发展首先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政府盘活农村存量宅基地的改革，旨在解决自身难题，其法律性质属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政府改革农地利用制度的行政行为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形。农地利用制度改革只能定性为农民的权利。应从农民行使权利的角度展开新型城镇化建设。

简介：随着行政机关职能转变以及服务政府、有限政府理念的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公权力转移到社会公共行政组织手里，并由其管理和行使。为防止社会公权力滥用对社会成员的侵犯，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范围，为相对人提供应有的司法救济，就显得十分必要。

简介：警察战术权源于前苏联《犯罪侦查学》兴起过程中创造性智力成果之侦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机制需要,其机制生成具有在计划经济时期进行侦查行动和侦缉措施时的适应性。当代中国警务在构建创新型社会过程中须认真对待警察战术权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选择适宜其社会稳定的警察战术权机制,也要改善适宜其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因而实践中应正确认识警察战术权的私权属性、公法调整及其保护强弱等问题。

简介：奖励性条款是法律文本中规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某种行为给予奖励的条款。从法律的后果包括奖励与处罚来看，奖励性条款应是法律文本必备的条款。作为完整的奖励条款设计应包括授奖主体、受奖主体、奖励条件、奖励程序及奖励标准的内容。我国现行法律文本在奖励条款的设计方面存在位置设置不准确、条款内容设计不全面、奖励条款总体缺失等问题，需要在奖励条款规范化设计上进一步完善。

简介：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简介：随着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在审判阶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内部尚无明确统一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从而限制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审判阶段的适用。基于此，文章在对现阶段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平衡审查主体职能分工、明确审查标准、建立审查工作流程及完善配套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实现对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构建。

简介：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征收法律框架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尚未被具体明确为独立的征收对象，其权利主体并非征收关系的当事方，对征地过程既无知情权，更无参与权。改革现行征地制度的切口在于厘清土地征收的法律结构，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客体地位及其权利主体的征收关系当事方地位，通过征地审批决定的前置听证程序，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按公平补偿原则，确定土地补偿费，并将其中的80％直接分配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确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准所有权地位。

简介：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舆论大多把焦点集中在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上。因为,食品安全事故直接侵害的是消费者的生命权、健康权。毕竟,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大于一切的,所以,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往往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着眼点和落脚点。然而,尽管《食品安全法》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十倍赔偿等来保�

简介：引渡关乎国家主权与相关被引渡者的人权利益。本文首先介绍引渡中的主权与人权关系，然后详细阐述了引渡中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中的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并就我国实践中相关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简介：归责原则是确立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前提和基础,不同的归责原则决定了不同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即三要件说、四要件说和六要件说。但是,它们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在认定金融隐私侵权者法律责任之时,我们应当首先考察侵权者的身份及其承担的法律义务,是否存在过错,然后再决定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侵犯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行为通常表现为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仅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出现特殊侵权行为,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简介：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体例，形式上既不同于单一正犯体系，也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其本质，理论上存在单一正犯体系与双层次正犯·共犯区分体系的争议。以共同犯罪体系的本质特征为基点进行考察，发现上述争议观点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根本上都属于单一正犯体系。鉴于单一正犯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合理解决的重大疑问，应将我国的共同犯罪体系归属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至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形式上的差异，则需要通过解释论的建构来消解。

简介：刑法之美是指刑法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蕴含所给予人们的一种感受。除了外在美与内在关的区分，刑法之美还有优美与崇高关的区分。刑法的优美指向的是刑法的外在与形式，而刑法的崇高美则是刑法内在美的最高表达。刑法之美不仅有着使人们知法、爱法、尚法的法治意义和“丰满人格”的主体意义，而且有着对刑法本身形象的正面直接的塑造作用。刑法之关是一种制度之美，构成了刑法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简介：拐卖行为客观上完全可能现实地侵害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身体安全或家庭关系,但是将其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稳定的法益,不仅不利于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周延保护,而且不能很好地反映刑法规定本罪的目的。将人格尊严视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既能实现相关刑法条文之间的协调,又揭示和反映了本罪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可以最大程度地拉近＂剥削＂与＂出卖＂之间的实质联系,有利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接轨。拐卖妇女、儿童罪与人口贩运罪之间的差异,不仅不足以影响我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而且可以兼顾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本罪的打击范围,更好地反映国际法和国内法保护妇女、儿童的立法宗旨。采纳＂人格尊严说＂,有利于确定＂以出卖为目的＂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有利于确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有利于否定＂违背被害人意志＂的构成要件地位。

简介：学界对李大钊的完政思想不乏关注，而对其完政思想中的调和观念却从未有人论述。李大钊认为制宪时必须遵循“调和”与“抵抗”二律，这样才能形成保障国民的人权与自由、具有民主精神、具有包容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宪法。李大钊的宪政调和思想充满智慧，具有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对和谐社会的宪法修正、宪法实施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和方法上的指导。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简介：以色列国防军撤离加沙的同时又保留着对其空海域和边境口岸等的控制，引发了军事占领法律制度应否仍予适用的争论。产生争论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法对判断占领状态的标准——“有效控制”未做明确规定，深层原因则在于现有军事占领法律制度：果取了对立化二元模式，要么完全适用占领法规则，要么完全不予适用，难以应对部分或间接控制的特殊情势。为防止对加沙民众人道保护的缺失同时避免由以色列承担其无力履行的法律义务，应在部分适用占领法的基础上补充适用国际人权法。

简介：数字环境下的假冒和盗版问题使＂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执法＂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战略前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协定、准多边协定、区域及跨区域协定,呈现出全面协调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执法标准的趋势。将ACTA、TPP与＂因特网条约＂进行比较,发现在一般义务、ISP的责任、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等具体规则上都体现了持续强化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执法标准的走向。这些规则可能成为全球性多边规则。对于不断强化的国际法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应该警惕。

简介：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呈现国际法方法论的基本架构。国际法方法论的范畴包含下列数个议题：（一）成文条约的解释与续造；（二）不成文国际法法源内涵的认定；（三）事实认定。国际法方法论的建构，可以从下列三个方向为之：（一）从学说、判例及实践中归纳出一些原则；（二）把国内法方法论的原则移植入国际法方法论领域；（三）把（一）及（二）的原则予以系统化及给予理论的基础。

简介：保荐人被称为证券发行环节的“第一守门人”。现实中，保荐人为迎合监管者或出于利益考量，极易失去独立性，导致其职能与法律地位的异化。因此，在现行的发审模式核准制具有一定程度必要性的制度背景下，对保荐人地位进行重新架构，明确其与监管主体、其他中介机构的法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各相关主体的责任层次，无疑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保荐制度作用的发挥．并将推动证券发审制度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