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18世纪,教授科学知识的讲座活动成为英国地方城镇普通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中世纪大学中长期普遍应用的教学形式,这时的讲座以城市生活为背景,以逐渐生长发展的消费市场为前提,以并不从事学术工作的业余人员为受众,成为面向公众传播与自然有关的学术知识的重要方式.讲座中教授的内容脱离了传统精英群体内部的纯粹思辨,理论知识现实应用的可能性不断得到发掘和强调.这种地方讲座活动在从市场中汲取自身发展的养分的同时,也因为其以市场为导向的目标与行动,将自身影响力扩展至传统精英群体之外的整个社会,从而为此后技术革新的出现和应用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简介:城市"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的构成和需求有较大的差别.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两大群体,城市管理采取的是单一手段简单处理的方式,将许多实际上是适合于外地农民工的管理政策强加到一些外来城市白领群体的身上,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弊端甚多.对于"外来市民"而言,流入其他城市之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人事关系、求学、录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方面的转移难题.本文主张对于他们采取更为宽松的户籍政策.对于外来农民而言,主要是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打工收入,而并不是解决户籍问题.所以,户籍改革的核心是要分析户籍为不同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特别是要理解两大群体的不同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进行改革.
简介:<正>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上,我们的祖先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古代的礼,即以礼经(《周礼》、《仪礼》、《礼记》)为主的礼,是指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社会道德行为的规范和各种礼节仪式,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领域,凡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一切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人们在生活中一切行为所应遵守的礼节仪式,都属于礼的范畴。因此,中国古代的礼,在中国社会政治、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中,有着极为重大而独特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