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本书是纪念厦门大学校庆七十周年隆重推出的《南强丛书》之一,近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朱崇实,曾留学南斯拉夫,获法学博士学位,颇谙中南两国的法学与经济学理论知识和实践问题,并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最新资料。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法律比较研究和经济分析这三个层次的方法,不仅建构了独特的、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基本框架,而且能够开拓思路,使自己的新颖观

简介：在当今各国民间交往，经贸合作日益频繁的时代，对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因其关系到一国的国家和社会利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日趋加大。本文拟就我国现行的有关制度，完善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的前景展望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我国现行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不仅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而且也体现在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中。它们共同构成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以及外国承认与执行我国法院判决的法律渊源和依据。（一）国内立法的规定及有关司法实践1．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和程序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进行了重大改

简介：为了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世界银行设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解决一国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对ICSID的管辖范围作出详细规定。如果东道国的法律实体存在受外国控制的情形，公约允许其以另一缔约国国民的身份向ICSID提出仲裁请求，但是必须满足规定条件。结合ICSID的仲裁实践对这些条件进行分析和解读，这些分析包括直接外国控制的认定，东道国法律实体受外国控制是否包括间接控制，多个股东时的外国控制认定以及认定存在外国控制的时间点。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由于公约对相关条件未作出明确规定，仲裁庭通常根据个案情况作出与外国控制有关的管辖权裁决，其中不乏共识性裁决。

简介：确立公司身份法的主要学说有主要为欧洲大陆国家所采用的设立说和主要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的住所说.鉴于两大学说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目前要从国际公司法上统一公司身份法是不现实的.为防止公司立法的恶性竞争,抑制假外国公司现象,我国应在保留公司注册登记地标准的前提下,兼采住所地标准.

简介：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成为沿海国的重大关切。美国将沿海国领海以外的海域和上空统称为“国际水域”和“国际空域”，认为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属于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和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沿海国无权干涉。这种观点并无国际法根据。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禁止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但系统规定了进行这种军事活动所应遵循的诸多规范，如和平利用海洋、禁止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禁止滥用权利、适当顾及、“剩余权利规则”等。为了保障本国海防安全，中国应根据这些规范和一般国际法，借鉴一些沿海国的防空识别区制度、海事识别制度、事先同意等制度，通过立法和执法举措规制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

简介：<正>本文主要分析了"联合劳动组织和外国人长期共同生产、业务和技术合作以及重要技术权利的取得与转让法"(以下简称本法),从中可以看出有五条互相关联的基本指导方针。一、合同必须保证得到完整有效的现代技术

简介：随着外国公司触犯我国刑律构成犯罪的现象不断涌现,如何处理其刑事管辖权值得研究。虽然从应然角度讲,我国刑法可以以属地管辖、保护管辖乃至普遍管辖对国外公司行使刑事管辖权,但为了维护司法主权和司法独立,也考虑到诉讼效率以及复原事实真相的需求,有必要确立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

简介：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法律后进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法律时，不可能不同时进行法的本土化工作。中国近代在移植法律的同时，也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法律的本土化：保存一些传统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改造传统法律并与西方法律相融合；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

简介：“超裁”，一般指仲裁庭超越自身权限作出仲裁裁决，常常在国际商事仲裁纠纷以及相关司法案例中被提及。对此，国际公约、国际示范法以及绝大部分国家法律往往规定，超越自身权限作出仲裁裁决，仲裁裁决将不予执行或被撤销。对《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规定及有关司法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得出“超裁”的三种表现形式：超越仲裁协议、超越仲裁请求、超越可仲裁性。判断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否“超裁”，要审查仲裁协议（仲裁条款）的内容，要审查当事人仲裁请求范围，要审查可仲裁性。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第29条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但该罪中的相关术语没有直接对应的国内法规范作为判断的标准，给人们理解和适用带来不少困难，我国的立法、司法机关对此应予以解释，以明确其含义；并针对该罪的立法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以实现该罪设立之目的。

简介：在涉外无单放货案件审理中，承运人往往以卸货港所在国存在特殊法律规定为由进行抗辩，认为自己依该特殊法律将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即已完成交付义务，不应再承担无单放货的法律责任。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往往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外国法律”存在界限模糊之处，直接影响到对“卸货港所在地法律”查明责任的归属。实质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外国法律”属于根据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而“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属于承运人根据中国法中《无单放货规定》第7条加以主张的免责事由，二者法律意义并不等同。对于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应由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另外，承运人依据《无单放货》第7奈规定主张免责，应同时证明两个事项：卸货港所在地存在特殊法律规定，根据该规定，承运人必须将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3局；承运的货物已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